一岑兄：
我又寄来恋爱诗二首，不嫌多了么？我觉得中国社会上“憎力”太多，“爱力”太少了。没有爱力的社会没有魂灵、没有血肉而只是机械的。现在中国男女间的爱差不多也都是机械的物质的了。所以我们若要从民族的魂灵与人格上振作中国，不得不提倡纯洁的、真挚的、超物质的爱。我愿多有同心人起来多作乐观的、光明的、颂爱的诗歌，替我们的民族性里造一种深厚的情感的基础。我觉得这个“爱力”的基础比什么都重要。“爱”和“乐观”是增长“生命力”与“互助行动”的。“悲观”与“憎怨”总是减杀“生命力”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力已薄弱极了。中国近来历史的悲剧已演得无可再悲了。我们青年还不急速自己创造乐观的精神泉，以恢复我们民族的生命力么？我始终是个唯心论者。我相信在人生上和历史上，人的精神倾向，有绝大的势力。悲观的文学哲学可以造成时代的颓废。文学的责任不只是做时代的表现者，尤重在做时代的“指导者”。我们青年作者的眼光，宜多多致意于将来，不必自己樊笼于时代流行的烦闷中。时代造成了烦闷，我们应当打破烦闷，创造新时代，何必推波助浪、增加烦闷，以减杀我们青年活泼的生命力？这是我的一点文化上的观察和热忱的期望，并不是对于“文学创作的自由”有所干涉，我主张文学的创造当有绝对的自由（不过是要真诚的作品，假意的作品他自体已失了自由了）。
宗白华（七月二十二日）
（原刊1922年10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