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希腊的大玄学家，也是西洋科学的开山祖师。他奠定了西洋的逻辑与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文艺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基础。他的老师柏拉图，一位更大的玄学家，却和披达哥拉学派运用数理探究宇宙，启发了西洋科学数理方法的路线。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天文学家哥伯力、凯伯来、牛顿等人，高瞻远瞩，探求天体运动和数学理想的契合，他们拿一种宗教的热情追求宇宙底数理和谐性（见《凯伯来传记》）。大玄学家莱勃里兹（同时牛顿）发明微分数学，笛卡尔发明解析几何，创造近代物理学的数学基础。这是玄学树上开出的科学之花，而由这物理学发明的机器遂形成了现代的物质文明。
中国自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周易·系辞传》说：“神无方而易无体”，“显诸仁，藏诸用”。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于是中国玄学探讨之门已闭，而阴阳五行鬼神迷信之教，乃泛滥于天下。正统派学者诚如宋代邵雍所说：“自汉以来，学者以利禄为心”，倡言学以致用。《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希望“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衍而为形名法术，都是想辅助人君治国平天下，其目的在做官。自从秦始皇、李斯焚书，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限制学术于“致用”、“利禄”之途，中国哲学思想的活跃与逻辑问题的分析，几乎熄迹。此后有不负责任的“玄谈”，没有严肃的形而上学的探讨（只有西来佛学刺激一线玄学思潮）。学以“致用”是二千年来一贯的口号。宋、明学者虽有“格物致知”的主张，唯以诚意不够，方法不明，未能建设科学。然而哲学家的岩岩气象表现于陆象山的高超、朱熹的博大、王阳明的事功。学院制度发挥一线的自由批评精神，主持清议，评论政治，致召东林之祸。黄黎洲赞美东林的气节说：“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清代三百年学者遂以训诂考证避思想之祸，哲学精神晦而不彰，使纯粹的科学穷理的兴趣也无从启发。至今犹然。试看若干献身科学的学者仍被国家强入仕途，案牍劳其形，开会蔽其神，应酬耗其时，平生抱负不能施展，“致用”之学弃置无用。试拿秦汉以来中国的“致用之学”和西洋的玄学相比，两方的“收获”是什么？
一百三十年前德国民族所处的境遇，何其像我们的现在？他们六年的艰苦奋斗，驱敌人于国外，不但国家统一强盛，渐成欧洲一等强国，而文化学术光芒百丈，也是民族复兴的原因。商章孙先生描述他们抗战期的文艺，给与我们许多的提示和兴奋。
（原刊1938年9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本文原为同期刊发田津生、丁骕《亚里士多德及其文学批评》、商章孙《德国自由战争的文艺》两文所撰“编辑后语”，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