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叛徒出卖，‘打狗队’遭到敌人破坏。盛宗亮在“仁济医院事件”后被捕并叛变投敌，供出了线索。随后，我和琼达来到京城避难。但敌人掌握了邝队、赵轩、孟华庭以及其他队员的住址。邝队当时住在法租界巨赖达路风翔银楼二楼。
1934年11月初的一天，邝队从家里出来，在门口盯梢的两个特务随即跟上，并示意停在路旁的汽车里的两个特务尾随接应，企图绑架他。邝队见势不好，迅即前跑，被埋伏的十几个特务围住，他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说到这里，樊沐野把抽完的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琼达接着他说：“国民党特务原计划在英法两租界对‘红队’实行绑架，但执行的结果变为硬捕，惊动了外国巡捕，不得不将人交给租界捕房。由于他们是在马路和家里被捕的，身上无半点证据，捕房束手无策，一时不能定案。特务乃以上港警察局的名义，与外国捕房勾结，将邝队等人押回特务机关审讯，进行严刑拷打，并推出叛徒指证，但始终无法从邝队嘴里挖出一点儿关于我们组织的情况。不久，他们被押解到金陵宪兵司令部。中统头子徐恩曾用尽了各种手段，企图将他们收买，都遭到了邝队等人的严词拒绝。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队、赵轩、孟华庭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绞杀于金陵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这是反动派第一次使用绞刑，行刑的刽子手还是临时训练的。金陵《新民报》于1935年4月15日在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邝队长牺牲时，年仅32岁。”
说完之后，琼达和樊沐野都流下了泪水。单弦儿说：
“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他们报仇！”
回到金陵，戴笠见他臂带黑箍，忙问：
“怎么了？你父亲也去世了么？”
单弦儿哭了起来，戴笠问了详细过程，得知单弦儿父亲也是个抗日英雄。他对单弦儿说：
“你现在虽父母双亡，但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儿，从此以后，可以了无牵挂，大展宏图。”
又问他：“你姓曹，化名白维，而现在，这个名字也最好改改，以免刺杀张敬尧的事暴露。这样吧，我给你编个名字。”
他沉吟片刻说：“就叫王一凡吧。”
又抚慰了几句，单弦儿这才含泪出来。
戴笠生性多疑，他本来想派人去查单弦儿的家世，这么一来倒可以免了。从此，对单弦儿更加深信不疑。
戴笠让单弦儿先跟着陈恭澍。
1937年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塞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沙城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
29日，就在曹龙笙牺牲之后二十多天，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京城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庄，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川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瑞元下达手令：
“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5月30日，围攻土肥原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围，6月9日，中国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
黄河决堤事件以后，土肥原被调回参谋本部，再次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当时日军在中国十分猖狂，不仅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且还分别在华北、华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
土肥原为了在这3个伪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以吴佩孚为头目的伪中央政权，对吴佩孚作了许多诱降工作。但因为中国人民的反对，加上吴佩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土肥原的如意美梦才未能实现，这次诱降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鉴于王克敏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下达了针对王克敏的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
陈恭澍接到指令后，通知“王一凡－单弦儿，立即开始行动。为尽快完成锄奸任务，单弦儿不辞辛劳多方奔走，打探王克敏的行踪，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
陈恭澍立即布置行动，首先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专门调来了几名职业杀手。
单弦儿对陈恭澍说：“处长，为确保万无一失，还是我带弟兄们去吧。”
陈恭澍却在考虑着自己的利益：
“那怎么能行，一旦失手，他们就会知道是我干的，我们将来在京城焉能立足？”
1938年3月28日，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
陈恭澍事先制订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对面一个小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示意行动人员可以举枪射击。此刻，王克敏的汽车已经向煤渣胡同驶来，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立即起身，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看到信号已发出，两名职业杀手兰子春和徐自富便拔枪向王克敏的专车连连射击。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不料，当天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搭乘王克敏的专车，与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兰子春打出的四枪中，一枪击中山本荣治头部，另一枪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山本荣治的右脚，山本荣治当场毙命。
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了撤退命令。事后，陈恭澍才得知所杀之人并非王克敏。更为遗憾的是，刺杀行动中，兰子春腿部负伤，留下了血迹。日寇出动军犬沿着血迹搜寻，最终抓获了兰子春和徐自富。不久，二人都惨遭杀害。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