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之滨的衣冠冢
我老家在蜀南腹地，那里千万座紫红的丘陵起伏着，纠缠着。沱江河日渐污浊的波涛夹着泥沙急速南下，于二三百里外注入中国第一长河，开始了它更为漫长的远征。在沱江之滨，在馒头般零星摆布的丘陵间，有一座小小的古镇。在缩小了四百万分之一倍的中国地图上，它那简陋、古朴的街道，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都被浓缩为一个微茫的黑点。古镇据说始建于宋代，它的名字叫做：赵化。
关于赵化，我曾在我的许多作品中以不同的感情叙说到它，但关于小镇上那位百年来一直被后人景仰的君子，我却极少提及。我想我对他保持着一种远距离的透视，委实不愿以任何浅薄之作冒昧一位作古多年的先人。仅仅在一篇随笔中，我曾这样写道：
“……另一个去处是先生墓，其实只是先生衣冠冢。（他的真坟我去过，在沱江畔的阡陌里，野兔在坟首营巢，蟋蟀在碑头弹琴。）许多个夜晚，我顶着夜色来到先生墓旁，黑暗中，先生的铜像轮廓坚挺，目光沉重。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喝多了酒，便在先生墓旁睡着了，醒来时已是深夜，月光从叶间筛下来，抖落在我和先生身上，我不禁想，与先生相比，我们这些现代书生终日求田问舍，为稻粱而谋，未免不脸红。”
先生何许人也？先生乃中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
1898年9月26日午4时，霜风凄紧的北京城菜市街口，六条被清政府以叛逆罪斩首的汉子，依次是：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尽管六人的地位、官职、脾性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仿佛是上帝早已在冥冥之中为他们注定了的：他们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都是通过读书而进入仕途，进而接受西方新思想，产生改变中国现状；也因而被一双黑手扼住咽喉送上断头台的。时至今日，那场以大悲剧告终的改革维新运动对于我们似乎已走远了；然而，考察作为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员，也作为变革时代的目击者和改革者的刘光第，其意义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延伸。为此，我想，只要太阳依旧上升，只要刘光第墓前肃穆的人群依旧来往。我就有必要写下它：写下一个人，抑或一代人，一个王朝与世纪的命运终结。
季世知识分子的选择
我老是疑惑：为什么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总有人要站出来说话？而这些历史和命运的代言人，又为何总是来自知识阶层？
1984年秋天，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在赵化镇外一里许的田野中寻到了刘光第之墓，斑驳的墓碑，杂芜的荒草，沉沉的落日步履蹒跚。我拦住一个背着书包回家的孩子，问他刘光第，孩子摇头，反问我：几年级的？
后来，也就是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我太奢望了！历史，原本不是要在众多的人子之间传递的，它也许仅仅作为一种被溶解了的秘密潜行在极少数人的血脉里。
1859年，刘光第出生于富顺县赵化镇西街的一户穷人家庭，取字裴村，名光第，大有希望其光其家族、耀其门第的意思。光第祖籍江西瑞金，后迁福建平武，再迁四川富顺。其父在刘光第幼年即已去世，家道早已中落。就像许多贫穷而不泛见识的中国旧式妇女一样，刘光第的母亲尽管食不果腹，仍勒紧裤带送他去私塾。我想，如果不是这原初的文化输血，刘光第至终也必将老死于贩夫走卒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刘光第成长的时代吧，那是怎样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呢？
就在刘光第出生的1859年，英法军舰炸断大沽口外拦河铁链，进而炮轰大沽炮台，直隶总督史荣椿等高级将领战死；也就在同年，一生懦弱多病的清帝咸丰抖着双手签署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拱手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与沙皇，割九龙尖沙咀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八百万两，增开天津为商埠。
1860年底，当开发不足百年的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四位，铁路总长居世界第一位，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时，咸丰帝却从圆时园仓皇逃往热河，直到次年病死于承德，再也没回过自己的首都。而中国曾经唯一闪烁过希望之光的太平天国，也早已在争权夺利的内耗中走上了末路。
够了，无须更多地引据旧籍了。刘光第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昔日的强汉盛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诗人，刘光第已经没有一个值得予以任何赞美和骄傲的祖国；作为人臣，刘光第亦无可以凭借的强大政治依托；唯有当作为一个生于季世的知识分子时，刘光第尚可以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作一次艰难选择。
成功与否已不重要了
光绪八年（1882年），刘光第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进士及第，出任刑部主事，负责广西刑事案件，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一届天子脚下的京官，刘光第理应比较多地接触到了豆剖瓜分的现状。面对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面对虎视眈眈的欧美列强，斯时的刘光第，就像任何一代处于成长和成熟中的文化人一样，还没有看出理想与出路何在，没有看出明天的太阳究竟该从何处上升。他只是感受到了岌岌可危的祖国和王朝：
水碧山青画不如，
楼台尽是岛人居。
依依三十年前月，
犹照先民采夜鱼。
——（《香港舟次夜》）
作为京官，作为一个王朝统治阶级的一员，刘光第有更多的条件去贪污，去腐朽，就像千百年来的封建官吏一样：纳妾讨小，买田进地，封妻荫子……然而，作为一个时代握有文明与文化的知识分子，刘光第也有更多的责任去考察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命运，去为那个他所热爱、对方却并不热爱他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事实上，刘光第恰恰与谭嗣同、林旭等人选择了后者，与其说是他们为政的清廉与理性的良知，毋宁说是文化的力量与人格的光芒。我常想，唯有那种来自文化深层的力量，才能形成文化人血液里的人格精神。这也是为何历代杰出的知识阶层总与其他生命群落格格不入的原因。不信，只要打开一册尘封的中国历史，我们便不难从中找出刘光第那个阶级的同仁和先躯。他们是望门投止的张俭，阻迎佛骨的韩退之，变法图强的王安石……
尽管时代、身份、成就各异，但将这些人贯穿在一起的是文化和思想，是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崇高精神的照耀。因而他们各自所导演的一幕幕悲剧与正剧，其意义便不在于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多少既得利益，而在于以其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为我们重塑了传统文化中不愿沉沦的一代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新概念。
十余年的京官生涯，刘光第是如何渡过的呢？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园和几间客舍作为寓所，宅中仅有一老仆把门，虽有客至，亦不过“沽白酒，煮芋麦”而已。除了上班例行公事外，他一律“键户读书”；“天下如此，我辈安得侈符瑞自诳哉！”他的一首京寓小园的小诗为此作了十分准确的注脚：
短墙骑马客难遮，
栽竹嫌窥寂寞家。
戴笠吟身藏日下，
闭门生趣满天涯。
残蔬雨过还新绿，
老树春迟得久花。
剩有销沉古今意，
夕阳庭际数归鸦。
这种“闭门生趣满天涯”的生活，并非一味沉溺于诗文与书斋，乃在于斯时的刘光第，尚无长策去兼济天下，那么，独其身便是其唯一途径了。在“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的悲凉心境中，在“为良臣不为忠臣，作孝子不作肖子”的慷慨陈词里，我分明感到他的视线早已穿过了宣纸和书斋。他在等待一次机会，一次能够兼济天下的机会。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有必要再度将目光对准那个鱼龙共生、泥沙俱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