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奇缘
唐代的文成公主，与一般的古代中国女性不同，她的整个历史是同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她的光辉历程肇始于远嫁吐蕃赞普（藏王称号）。这样，今天我们言说这位女性英杰的丰功伟绩，自然也必然要从西藏高原、吐蕃王朝以及她的丈夫、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谈起。
一
一觉醒来，见窗外一片皎然，以为天已破晓。披衣起坐，极目云山，不料竟是一天朗月，看了一下表针，刚到凌晨三点。在淡青色的天幕上，这里那里，闪烁着几点疏星，冰轮般的满月挂在西南方的鞍形山脊之上，幽辉粼粼，照得群山峡谷分外凝重，分外庄严，分外神秘。西藏高原上的苍茫大地，正熟睡在沉酣、甜美的梦境之中，一切都显得静谧，苍凉，浩渺。
睡魔已经遁去，脑子里浮现出老杜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名句。索性步出门外，在万籁俱寂之中，好好地受用一番雪域高原的夏令月色。水，也是有的，雅隆河就静卧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是在江南，风花五月，正是红映帘栊、绿到天边的芳菲时节，大概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雪域”联系在一起；可是，在这里，冰峰雪岭就在人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仿佛举足能上，挥手可扪。山舞银蛇，月映金川，空明、澄澈中总透露着几分萧瑟，几许寒凉。这里地势高耸，海拔三千六七百米，大气层透明度高，没有污染，所以，月光格外明亮。我一边在庭前漫步，一边随意地翻开手掌，端详着十指上细细的螺纹，竟然箕斗分明，纤毫毕现，更不要说看报上的文字了。
我以为，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西藏高原最具特殊的魅力。它的神奇的自然环境和特异的高原风光，它的特色鲜明的社会历史、民族风情，它的独树一帜的雪域文明，对于外部世界有着永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传奇的史事，特殊的风习，以及浓烈而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随时随地都能引发人们雄奇的想象和缥缈的情思，自觉不自觉地沉酣在形上思维和梦幻意识里。
有人说，藏民族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一点不假。你随便接触到一座峰峦，一脉河川，一泓湖泊，都会感受到人化自然的鲜明印迹。在它们身上，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倾注了生命的汁液，涂饰了神秘的色彩，构思了无数的优美动人的故事。一踏上这片土地，你就会感到仿佛置身于超现实的世界，游弋在神话传说的海洋里。海拔的高差，稀薄的大气，群山的阻隔，特殊的人文环境，不利于这个民族同外边世界的广泛接触和交融互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发展进程；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它避开了外间的人为的袭扰，较多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生命文化形态。
对于一个旅行家、探险家或者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来说，如果他还未曾到过中国的西藏，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桩憾事，一项重大的缺课。而若考察西藏，自然要去那些摩天雪岭、峡谷冰川，要去看看神山、圣湖，去跳一场“果谐”与“锅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了雅隆河流域这雪域文明的摇篮。否则，他就无从认知西藏的文明史和吐蕃王朝的兴亡史。
现在，天色已经大明，天边的皓月悄悄地减了光色，遁身山后，而悠悠北去的雅隆河却亮出它那清丽的倩影。微风起处，河面上浮动起细细的涟漪。我蹲下身去，双手捧起清波，咕嘟嘟地猛劲儿喝上两口，顿觉遍体生凉，沁人心脾。藏族佛典上说，秋天的雅隆河水有八种神效：甘甜，凉爽，绵软，轻盈，清冽，不腐败，不损喉，不伤腹。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赶上秋天，也许是因为我一时仓促，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么多种神功奇效并没有一一感受出来。但是，清冽、净洁却是千真万确的。如同许多民族的发生、发展都同一条或大或小的河流相关联一样，藏民族的起源也同这条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雅隆河以其乳汁一般的一线清流，孕育了藏民族的祖先，润滋了古代吐蕃王朝的故地；正是在雅隆河畔，整个西藏的文明史掀开了辉煌的首页。
用过了富有民族风味的藏式早餐，我们驱车来到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河口的山南地区首府泽当镇。当地的藏族同胞，勤劳勇敢，朴实纯真，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他们把世世代代生活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引为荣幸，听说我们是来“采风”的，便主动地导引我们参拜了西藏四大神山之一的贡布山。他们说，听先辈人讲古，这座山之所以“神”，因为它是由四位神灵抬着的，东面马王，西面神象，北面孔雀，南面灵龟，它们用神力把贡布山托在半空，所以，这座山不同凡响，站在山上，能够同时看到仙境和人间。
仙境总是虚无缥缈的。我们没有灵根夙慧，既看不到神山四灵，也感受不到它同其他普通的山峦有什么差异，只是看到山腰间有三个仙洞。可惜，由于高山缺氧，一个洞也爬不上去，只能在气喘吁吁之下，望山兴叹了。藏文史籍记载，这里为西藏古代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的始祖居住的地方。神话传说，三座仙洞里分别住着公猴王、神魔女和普贤菩萨，当年由菩萨做媒，猴王与神女结婚，从此繁衍了后代。而山前的平坝子，便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坝。据说，住着猴王的山洞，方圆有三米左右，岩洞深处的壁上雕有猴子像，形态活泼，亲切可爱。至今保存完好，一年四季香火不绝。
藏族朋友介绍说，据远古传闻，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天神之子弃端己，他的儿子聂赤下界到人间，降临于雪山高耸的中央、清水奔流的源头、净洁无尘的雅隆河谷，在六牦牛部为王，做了传说中的吐蕃第一代赞普。神话传说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虽然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迹，但其中往往含杂着史实，是原始人生活、思想的有趣的反映，因此，可以从中窥察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看来，聂赤从天上下凡到人间，当了“王”，实际上，也许就标志着从原始社会进入出现阶级萌芽的社会形态。
这第一代赞普的“宫殿”，就在雅隆河东岸的一个山头上。这是一座名叫“雍布拉岗”的碉楼式的石体建筑，上窄下宽，好似一顶大帐篷罩在那里。藏语意为母子宫。相传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聂赤赞普时代，是西藏第一座殿堂建筑。至今，残壁犹存，只是屋顶早已崩塌了。“宫殿”旁边还有一座方形塔楼，当是后人修筑的。里面保存许多壁画，描绘了出现第一代赞普、修建第一座“宫殿”、开垦第一块耕地的故事，形象生动，十分逼真。站在山头上，雅隆河谷的秀美风光一览无余。在藏族同胞的指点下，我们俯眺了传说中的藏族的第一个村落和第一块农田。他们还自豪地介绍说，也是在雅隆河一带，诞生了藏族文字的创始人，产生过藏族第一部诗集、第一部藏戏，建筑了西藏第一座寺庙。
雅隆河流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号称西藏的粮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这里的民族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氆氇、围裙、木碗、石锅、竹器、藏被、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以造型奇特、富有民族特色，驰誉中外。《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从宁国府查抄的物品中有三十卷氆氇，据学者考证，就是这里的贡品。氆氇，系藏语音译。是一种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结实耐用，可制作服装、鞋帽，也可做床毯、铺垫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邯郸记》中有“氆氇登台，绣帽狮蛮带，与中华斗将材”之句，是讲少数民族武将身穿氆氇做的战袍、头戴飘着蛮带的绣帽的穿着打扮。
二
车出泽当镇，沿雅隆河谷西南行，我们来到了穷结县城。一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称跋布川，是吐蕃王朝的都城。从第六代到第九代赞普，在半山腰上，先后兴建了六座宫殿，俗称“青瓦六王宫”，是古代藏王的第二大宫堡。现在，宫殿遗址仍清晰可见。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木惹山上的藏王墓——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历代吐蕃赞普的墓葬群。在方圆三公里的山坡上分布着九座坟墓，有的如山如阜，高达几十米。除了因为风雨剥蚀，方形平顶已经渐渐变为圆形之外，内部基本保存完好，据说未经发掘过。雅隆河流经山下，在斜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光波的河水悠悠地平静地流淌着，似乎在向游人安详地诉说着千古兴亡的往事。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吐蕃王国的创建者、藏民族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的陵墓。墓顶平台上建有祠庙，正殿中供奉着墓主的画像。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同中原的大唐王朝相辉映，强盛的吐蕃王朝在祖国西南边陲鹊然兴起。如同唐王朝的繁荣总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样，吐蕃王朝的兴盛，也是同它的开创者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分不开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生活在同一时期。唐太宗年长松赞干布十八岁；松赞干布年长文成公主六岁。
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松赞干布诞生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城西雍布拉岗堡中一个吐蕃贵族家中。这一年，李世民正随同他的父亲、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次年三月隋亡，五月建立了大唐王朝。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将领。他曾率领万名精兵渡过雅鲁藏布江北征苏毗，兼并了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和苏毗王国其他许多地方，从而被各家贵族尊奉为如天之高、如山之坚的赞普，从部分贵族的首领一跃而为雪域高原各部的共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松赞干布从小就在知识、智慧、谋略、武艺诸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养成雄豪果决、勇于进取的性格。在他十三岁这年，父亲被叛臣进毒谋害，诸臣和母后家族纷纷举兵反叛，敌国苏毗的旧贵族也趁机从外部呼应。在这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关头，松赞干布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登基继位，成为第三十三代赞普。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宫廷内部的反叛势力，从而稳定了王朝的根据地山南地区。然后，以惊人的胆识，果断地决定迁都逻些（后称拉萨）。当时宣称，先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早年曾在逻些的红山建功立业，后来隐居修行，所以，吐蕃历代子孙都尊崇此地为祈福降祥之圣地。现在，迁都到这里，正是顺天意而庇祖荫。当然，松赞干布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他深知，吐蕃旧贵族势力长期盘踞在那里，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这些人曾对他的父亲下过毒手，因此，对他们不能不存有戒心。从战略意义看，逻些地处全藏中心，北依念青唐古拉山，南临吉曲河，可以视为两道天然屏障，位置十分重要。而且，经济文化发达，地域开阔，较之山南地区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迁都后，即着手内部政治改革；然后，松赞干布率兵西征，实现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
松赞干布认为，当务之急是实现与大唐王朝的结好，凭借大国之威伏制四方，以进一步提高吐蕃在列国中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后来听说突厥与吐谷浑的可汗都迎娶了唐朝公主，就更强化了他与大唐王朝和亲的愿望。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从提出请求到最终实现，前后迁延近七年之久。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唐战争，出现了类似后来戏曲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以武力逼婚的戏剧性情节。
事态发展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唐王朝主动派人前往吐蕃持书通好，松赞干布予以热情接待，并派出使者带着大量金帛入唐回访，上表求婚。当时，唐太宗以为吐蕃僻处西陲，一向接触很少，又兼缔交伊始，情况不明，想要观察一段再作考虑。可是，这倒难为了吐蕃的使者，他们觉得回去后不好交代，如果实话实说，会大大伤害了年少气盛的赞普的自尊心。正在计无所出之时，恰好新继位的吐谷浑可汗也到长安来朝见，吐蕃使臣便把这个倒霉鬼抓住了，说是由于受到了他的挑拨，大唐王朝才没有允婚。松赞干布一怒之下，便发兵讨伐吐谷浑；大获全胜之后，又挥师东进，陈兵于唐属松州的西境。声言：如果唐朝不嫁公主，便要提兵深入，大战一场。战事就这样发动起来，结果，吐蕃方面招致失败，不得不引兵退还。
败绩与挫折，使松赞干布头脑变得清醒了，也更加认识到大唐王朝的雄厚的实力。于是，遣使入长安谢罪，并再次诚恳地向唐王请婚。唐太宗不愧是豁达大度的英主，当即答应他们的请求。松赞干布闻讯，喜不自胜，立即备下五千两黄金和数百件宝物珍玩，作为丰厚的聘礼，由宰相禄东赞率领使团，于公元640年10月，赴长安纳聘迎娶。
宰相禄东赞在拜见唐太宗时，首先代表松赞干布当面谢罪。说，我们的赞普年少气盛，眼见突厥、吐谷浑均蒙陛下恩准结亲，唯独吐蕃遭拒，心中难免不平；又加上误信使臣谎言，以为大唐小视我们，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松州一役之后，他已痛悔失策，立即罢兵回朝，并派出使臣登阶请罪。其中种种曲折，想陛下当能谅解。一番话，说得唐王龙颜大悦，当即应允派遣宗室女文成公主赴吐蕃和亲。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在《步辇图》中对这一场景作过生动的描绘。至今，这幅名画还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为了等候公主启程，禄东赞在长安住了三个多月。唐太宗非常重视这门婚事，曾多次召见他。一次，故意严肃地对禄东赞说，按照大唐的规矩，凡来迎娶者都必须回答一系列难题。如果有一个题答不上，也休想把公主带走。接着，他就说出了五件难办的事：
1.要把一根绵软的丝线从九曲明珠的细孔中穿过来；
2.要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分别辨认出来；
3.要在一天之内喝完一百坛酒，吃完一百只羊，并鞣好一百张羊皮；
4.迎亲者夜晚出入宫室不得迷路；
5.把将去和亲的公主混杂在两千五百名美女中，要一眼就把她认出来。
列出五件事之后，唐王问他能否一一解决。禄东赞答道：为了能成功地迎娶公主，纵有千难万苦，臣下也在所不辞。
唐太宗马上让宫女取来九曲明珠，交给禄东赞去穿线。他接过来宝珠，仔细端详一番，立刻有了主意。他叫手下人取来一条马尾鬃和一点点蜂蜜，又蹲下身去抓了一只蚂蚁。然后，在宝珠细孔的一端外面抹上一点点蜂蜜，并小心翼翼地将马尾鬃拴在蚂蚁的腰部，再把它从宝珠细孔的另一端放进去。只见蚂蚁闻到蜂蜜的甜味之后，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孔道一路向前寻找下去，不一会儿就从宝珠的另一端爬了出来。禄东赞松了一口气，忙把绵软的丝线接在作为引线的马尾鬃上，用手轻轻地一拉马尾鬃，丝线便顺利地穿过了九曲明珠。唐太宗高兴地称赞说：“真聪明！”
接着，禄东赞又着手解决第二道难题。对于这个在草原上长大的智者来说，这也许算不上是太难的事。他叫手下人先把两百匹小马驹和母马分开来圈养，并且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供应。一天之后，再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出，一个个又饥又渴的小马驹各自飞快地跑到母马的腹下找奶吃，母马也用嘴巴亲吻着小马驹的尾脊。这时，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已一目了然。
……
就这样，一般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解决办法的五道难题，在禄东赞面前一一有了理想的答案。唐太宗爱才如命，赞赏不置，当即宣布一道圣旨：文成公主择日成行。
三
文成公主生长在皇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史，多才多艺，而且胸怀远大的抱负，具有坚强的毅力。订婚之后，唐太宗曾经几次召见她，希望她以汉朝的王昭君为榜样，从唐蕃友好的大局出发，在吐蕃干一番事业。公主尽管对即将远离父母和家园感到情怀难舍，但她并没有整天沉浸在忧伤之中。通过与禄东赞详细交谈，她了解到许多情况，事先准备了吐蕃所缺少的日用物资和粮谷、蔬菜种子，以及佛教、儒学方面的经典、史籍，农艺、医药、历法、工技等书籍，带上了一大批精于纺织、刺绣、农事、建筑等各类技艺的熟练工匠。
公元641年1月，文成公主启程上路，唐太宗命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并亲自赐宴，为吐蕃使臣和文成公主饯行。在吐蕃那面，松赞干布也按照约定的日期，亲率禁卫军在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候。到达逻些时，文成公主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万人空巷，群情振奋。松赞干布与大唐公主的婚礼，成为吐蕃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当日的逻些，虽然已经作为都城，但建筑物不多，仍然给人以荒凉、萧疏的感觉。那里的发展与建设，多是在文成公主抵达以后展开的。为了迎娶大唐公主，松赞干布提出要专门修建一座城堡。据说，最早的布达拉宫就是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后来毁于雷火与兵燹，但当日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和他们的塑像至今还保存着，松赞干布神采奕奕，英姿焕发；文成公主则端庄沉静，健美丰腴。
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一往情深，十分尊重。公主笃信佛教，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把一尊释迦牟尼的佛像带进西藏。为了供奉这尊佛像，松赞干布授意，由文成公主组织随行的工匠，完全依照唐朝式样修建了一座寺庙，这就是著名的小昭寺。松赞干布极力拥护文成公主弘扬佛法的主张，觉得佛教的教义有利于巩固王权，维护统治。
雪域高原自然灾害很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战胜这些灾害缺乏信心。过去人们信奉的苯教，宣传自然界有宁神、龙神、地神三大神魔，人类如果触犯了他们，就会招致疫疠、病苦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报复，除了禳祓、趋避，没有其他办法。松赞干布对于现实的敌人，包括那些暗杀他的父亲的内奸和境外入侵的强敌，他是无所畏惧的，也有办法对付；可是，对于这些给人类带来各种灾害的魔神，却感到无能为力。现在，寄希望于佛教，期望它能提供一种制伏灾祸的超自然的力量。
当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伊始，便显示了她的超人的智慧。就在小昭寺开光典礼上，一名歹徒为了破坏唐、蕃友好关系，企图刺杀文成公主。由于发现及时，未能得逞，但凶手却被杀掉，显然是为了灭口。松赞干布明知凶手的幕后必有在场的内奸指挥，但苦于无法查出。当下，文成公主向赞普进言：“我自大唐带来一口金钟，能够辨识忠奸邪正。方法十分简单，只要把它挂在一间暗室里，在场的每个人都去触摸一下，便知分晓：若是正直贤臣，抚摸之后，金钟寂无声响；如果有奸邪作乱者，手一碰到金钟，就会响震不停。在长安时，皇帝曾多次试验过，灵验无比。我们也不妨一试。”
松赞干布点头称善。当即叫公主取来金钟，布置暗室。不大工夫，一切就绪。于是，全体王臣依次进入暗室摸钟。但是，自始至终，金钟也没有响过。难道，奸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在场？还是确有奸邪，但因金钟失效，没有侦察出来？人们正在狐疑之中，公主突然下令“点灯照明”，并让每人都伸出双手给赞普查看。只见绝大多数人都是手染烟黑，唯有两人手上干干净净。公主厉声叫把他们拿下，经过审问，二人对谋划行刺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原来，公主事先布置，在钟上涂以厚厚的松烟，她料定奸人由于心中有鬼，必然不敢抚摸金钟，这样，就会把自己暴露出来。经过公主一番解释，赞普和满朝文武，人人都赞服她的智慧。
松赞干布在与文成公主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对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工艺，始而感到新奇，继则极度倾慕与向往，萌发了学习大唐文化，改变吐蕃某些落后习俗的强烈愿望。他率先换上了唐太宗赐予的华贵袍服，在他的带动下，有些大臣也都脱掉了笨重的毡裘，穿上了丝绸做成的中原服装。过去藏族上层贵族与普通民众，都是“以毡帐而居，无城郭屋舍”，汉族工匠便向他们传授了建筑房屋的技术。吐蕃旧俗，人们常以赭色土粉涂面，公主看了觉得不太文明，松赞干布便发出号令改变这种习惯。一时间，唐风所披，濡染了整个逻些。所以，晚唐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有句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成公主十分喜欢雅隆河谷的景色，认为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花木繁茂，水碧山青，与故都长安有些相似，遂定居于泽当的昌珠寺。松赞干布万机之暇，也经常到这里来居住。寺内至今还珍存着据说公主用过的酒壶、陶盆、炊灶和亲手刺绣的珍品；昌珠寺周围的柳林，传说也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留下来的。
公主在逻些和山南地区，亲自教授藏族妇女纺线、织布和挑花、刺绣。还发动来自内地的工匠，向当地民众传授平整土地、开挖沟畦、加筑田塍等耕作方法，以及安装水磨、制造农具、酿酒、制陶等多种技术。松赞干布非常赞赏中原工匠的工作，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
为了扩大汉、藏两族人民的亲密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唐、蕃双方大力整修道路，增设驿站，实施保护商旅的政策，内地各种货物源源输入雪域高原，尤以锦缯制品特别为藏族人民所喜爱；西藏的麝香、嫠牛尾等土特产以及一些手工艺品，也畅销于中原各地。《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锦衣军从宁国府查抄的物品里，有三十卷氆氇。有学者考证，就是来自雪域高原的贡品。
据统计，从贞观八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遣使臣赴长安请婚开始，到会昌六年吐蕃王朝崩溃的213年间，唐、蕃双方使臣往来多达191次，形成了“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良好氛围。
继松赞干布之后，他的五世孙赤德祖赞又迎娶了大唐的金城公主，进一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间，双方先后会盟八次。最后一次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进行的，所以称为“长庆会盟”，盟文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作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和历史见证，这块无比珍贵的唐蕃会盟碑，一千多年来一直矗立在古都拉萨的大昭寺前。
“和亲”一词，早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但那时是指一般的邻国修好活动，并没有姻亲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是指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高层次的婚姻关系。这种名实相符的和亲，始于西汉初年，中经隋、唐两代更趋盛行，后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粗略统计，至少在150次以上。和亲公主的身份，从皇妹、皇女，亲王女，到宗室女、宗室甥女，到功臣女、家人子，直到一般宫女、媵女，多种多样。目的也不完全相同，但总的都是服从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
如果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语）那么，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就更是一种道地的政治行为。而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雪域奇缘，则是在政治行为之外，加上了一层发自真情的爱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
可以说，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在中外政治史上，特别是上层社会里，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他们自幼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民族各异，信仰不同，语言、年龄、生活习惯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可是，当他们从数千里外走到一起之后，却能破除种种看似难以跨越的障碍，十年如一日，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相互信任，事业上全力支持，从而为雪域高原的繁荣发展、汉藏民族的友谊合作、经济文化交流，创建了丰功伟绩；而且，在爱情生活方面，赤诚相与，互敬互爱，亲密无间，称得上是“天赐良缘”，完美无瑕的千秋懿范。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后，对唐王朝一直以子婿自居，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唐太宗征高丽回朝，他即派宰相禄东赞奉表致贺。表文中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地皆为臣妾。作为子婿，自然比其他臣民更加百倍地高兴。因此，他特制金鹅一只奉献皇上。鹅高七尺，黄金铸成，里面可盛酒三斛。后来，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归国途中，带回的名贵财物被人劫掠一空，从骑五十人全部战死，玄策只身逃往吐蕃西境，驰檄求救。松赞干布立即派出精锐部队前往接应。
公元649年5月，唐太宗病逝，高宗继位。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同时奉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祭奠于太宗灵座之前，表示他的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高宗非常赞赏他的忠诚友好态度，加封为宾王，并为他刊刻石像，列于昭陵（唐太宗陵墓）玄阙之下。这是当时朝廷的一种特殊礼遇。只有为唐王朝建立过丰功伟业的勋臣和吐谷浑、和田诸王才能享受到这种恩宠。
“世间美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一年过后，藏族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松赞干布病逝于逻些，年仅三十四岁。文成公主悲痛逾常，忆及夫妻将近十年时间政治上的精诚合作、生活上的亲密无间，日日潸然垂泣。但她决心继续留在雪域高原，要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佛祖，奉献给吐蕃人民。赞普英年早逝的消息传到长安，唐高宗震惊之余，痛悼不已。朝廷下令为之举哀，并派遣特使带着皇帝诏书前来参加祭吊仪式，给予松赞干布以异乎寻常的身后哀荣。
又过去了三十个年头，公元680年，文成公主也辞别了人世，享年五十五岁。斯人虽去，风范长存，世世代代活在雪域高原广大藏族民众的心里。一千三百多年来，藏族同胞一直深情地怀念着这位大唐公主，每年设定了两个纪念节日：藏历10月15日文成公主的诞辰和藏历4月15日文成公主到达逻些的日子。
四
一千三百多年来，藏族同胞一直深情地怀念着文成公主，每年有两个纪念节日：藏历10月15日文成公主的诞辰和藏历4月15日文成公主到达逻些的日子。
原来，藏历与汉族的夏历大致相同，这次到西藏采风，我们正好在雅隆河谷赶上了4月15日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节日。大家早早地赶到了昌珠寺，见到许多老年藏族妇女备上果供，陆陆续续赶来祝祷；有些藏族老伯口中诵念祷词，手里转动着嘛呢经轮；女孩子们则身穿节日盛装，头戴纸帽，载歌载舞。我之得知寺内陈列的陶盆、瓦灶为当年文成公主旧物，就是在这里听一位藏族老妈妈讲的。这一天，又是释迦牟尼诞辰及圆寂的日子，称为“沙噶达瓦节”。当地民众说，文成公主也是神佛，所以和佛祖一样，向她烧香进供。
告别了西藏的古都，我们踏上了唐蕃古道，要实地感受一番那里的特异风采。古道东起西安，西到拉萨，经过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全程约三千公里，多数地段都在三千米高程以上，难怪人们称它为“天路”。它像一条金色的哈达，把广大藏区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使节往来，商旅、驿路传输，走的都是这一条道路。我们这次属于“逆向行驶”，只走西线一段，取道拉萨、那曲，沿青藏公路南段东北行，然后穿越唐古拉山口，再循青康公路北上，直抵西宁。尽管今天已经铺设了柏油公路，而且有汽车代步，但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大部分都是穿越人烟稀少的牧区，环境之困苦，行迈之艰难，仍然是其他任何地带所无法比拟的。实在难以想象，一千三百多年前，担负着发展唐蕃友好关系、增进汉藏民族友谊的重任而穿行其间的文成公主一行，该是付出何等代价，历经多少艰辛啊！
这里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结古镇。我们稍事休息，便随着一位藏族牧民打扮的导游，溯巴塘河南行，经过白边草滩，进入了奇峰对峙，林木葱茏的白纳沟。大家的眼睛刷地一亮，原来，一座清幽古雅、褐色斑驳的庙宇，像一幅镶嵌在山崖峭壁上的精美浮雕，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文成公主庙。庙门旁边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导游告诉我们，上面刻的是古藏文，简略地记述了建庙经过。寺庙为独立的藏式平顶建筑，内塑文成公主坐像一尊，头戴朝冠，耳佩金环，身着唐代盛装，双目正视，显得意态娴静，法相庄严。两侧各有立像四尊，分列上下两层，都是在石壁上雕琢成形，后施彩绘的，均系唐代艺术风格。
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地停留，向藏族群众传授耕作、纺织技术，群众深情怀念她，便在石壁上图形造像，后又建筑庙宇，永志不忘。每年都有许多藏传佛教信徒和中外游客，来此瞻仰朝拜。
当地群众传说，由于文成公主的造化、功德，白纳沟所有的岩石峭壁都神奇地出现了佛祖的如意化身和各种佛像、经文，但肉眼凡胎却看不见，以致附近居民谁也不敢随意动用这里的石头。有一年，从拉萨来了几位传经布道的高僧，路过白纳沟，想要支锅做饭，便到下面去寻找石块，结果，发现每块石头上面都有佛像、经文，只好作罢。我们接触几位老人，都说文成公主是天上下凡的菩萨，下界生民都把她当作神佛来奉祀。
第二天，我们继续驱车北上，来到了玛多县的黄河沿，这是黄河源头的第一个城镇。“玛多”就是黄河源头的意思。黄河沿，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许多古书上都有记载，因为它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口岸。过去却连一顶固定的帐篷都没有；如今，已经发展为一座五业比较繁兴的城镇。黄河在这里奔腾东下，河身上架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有“万里黄河第一桥”之誉。此行的目的地，是去访察三十多公里外的黄河上游两个最大的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古称柏海。当年，松赞干布曾在附近扎营设帐，迎候文成公主的到来。
此间气候凉爽，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理想的夏令旅游观光胜地。我们来到的这一天，正值五月下旬，晴空一碧，苍穹若洗，朵朵如絮如棉的白云飘荡在湛蓝的天幕上，映衬着波光潋滟的明湖和连绵起伏的青山，令人心旷神怡。遥想公主当年，在这般诗情画意的环境里，会见心仪已久的年轻、英俊的藏王，一定也是神痴心醉、意兴盎然的。
出行之前，翻检文献史料，得知文成公主赴藏途中曾经翻越日月山。我们原以为一定是一座齐云摩天、横空出世的高峰，中间还会有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日月山”，顾名思义，不就是高接日月的山峦吗？现在，当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实在感到有些名实不符，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说，在万山如簇的青藏高原，即使放到内地去，它也显示不出半点儿雄姿胜概。
唯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山上色彩斑斓，土呈红色，雨后尤为鲜艳，所以又称作交马赤岭。古时，中原王朝和吐蕃使者往来，都要在这里互相换乘坐骑，方准入境。这里还是农区与牧区的界岭，是倒淌河的发源地。东面，万木葱茏，村落密集，阡陌纵横，粮谷繁茂；而西面则人烟稀少，荒草离离，山峦绵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地民间传说，日月山因文成公主摔碎的宝镜而得名。宝镜有二，一曰日镜，一曰月镜，乃唐太宗所赐。当时，唐王告诉她，镜中贮尽了中原胜景，每逢思家之时，只要把它打开照上一照，离愁便会划然消解。这一天，文成公主路经此处，立马山前，见到“马后桃花马前雪”，两边光景迥不同，思亲怀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她把宝镜找出来照了一会儿，一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竟然泪水成河，滔滔西去，她随口吟出：“天下万川皆东去，唯独此水向西流。”这就成了今天看到的倒淌河。但是，她很快就清醒过来，察觉到这种情感不对头，不应眷恋私情而忘怀肩上担承的和亲重任。想到这里，随手便将两方镜子抛了出去，结果甩在东面的日镜变成了日山，甩在西面的月镜变成了月山。美丽的传说，完整地塑造出了一个儿女情肠和英雄肝胆相统一的女杰形象。
从西藏到青海，走遍藏族地区，随处都能听到对文成公主的颂赞。作为未曾出过都门一步的少女，以其宏伟的抱负、非凡的胆识和千古卓绝的献身精神，毅然离开温柔富贵之乡，放弃安乐尊荣的生活，踏上了冰封雪裹、岭峻山高的天涯险境，来到荒凉僻塞、言语阻隔、风习迥异的雪域高原，充当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实在是旷古罕闻，难能可贵的。
五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却不失为维护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佳的选择。就这方面的贡献来说，和亲匈奴的王昭君与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可称为光照千秋的“汉唐双璧”。离开长安时，唐太宗就曾以昭君为榜样来勖勉文成公主。实践证明，她没有辜负君父的重托与期待；而且，在许多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但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历代以昭君事迹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仅我所接触到的就不下七八百首；而唐、宋以降的诗人中，咏赞文成公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既然，功业不殊，经历相似，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想，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与西藏高原的路途阻隔、人迹罕至有直接关系。当然，由于史臣的偏见，造成史籍失载，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为几多帝王将相作了家谱，哪管是笨伯、白痴，酒囊、饭袋，淫棍、暴徒，也一无遗漏，大书特书。可是，这样一位对历史有过重大贡献，简直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代女杰，竟然在《新唐书》《旧唐书》上没有留下几行传记，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记载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遭到诗坛的冷落，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若从未曾受到扭曲这方面来看，也许倒是幸事。在歌咏昭君的诗词中，“公主琵琶幽怨多”，是普遍的基调。多数诗词撇开民族和好这个主题，不去歌颂昭君对当时与后世的贡献，却一味地描写昭君的悲怨，片面地加上“红颜薄命”的传统看法，表达对昭君出塞的哀怜；有的还带有民族偏见，把出嫁匈奴看作是一种屈辱，说什么“汉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羞”；个别的甚至从反对和亲出发，荒谬地说：“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还有的写昭君出塞后如何眷恋君恩，无视和亲之前昭君掖庭冷落，未曾见过君王一面的基本事实。无非是封建文人借昭君的眼睛流自己的泪水，既歪曲了昭君形象，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所以，董必武老人批评说：“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文成公主没有受到这么多词客的“青睐”，她那不可磨灭的形象却镌刻在藏、汉两族普通民众的心上。那口耳相传，多如山积的关于文成公主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遍布唐蕃古道和拉萨、山南地区的旧址遗迹、壁画石刻，就是最好的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人心，随着内地与西藏交往的增多，广大作家、艺术家纷纷拿起笔来热情歌颂这位雪域高原的拓荒者，中原文化在西藏的播种人，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作品层出不穷，戏剧界更是红火，仅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先后看到过天津市越剧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方昆曲剧院分别以越剧、话剧、昆曲形式演出的《文成公主》，从心底里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次，我们在拉萨还有幸观摩了“八大藏戏”之一的《文成公主》，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当然，民间传说也有失真之处，而且存在着把文成公主拥上神坛的倾向，对于松赞干布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同素有“小西天”、“小天竺”之称的雪域高原的浓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冷峻的自然物都被赋予了跳荡的生命，涂上神秘的色彩，现实的物质世界与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藏民族又是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梦幻意识的民族，当他们发现沿袭了千百代的帐篷一变而为宫室房屋，粗重的毡裘为轻美的华服所代替，万古不毛之地长出了上百样的庄稼、蔬菜，一些疫疠、恶疾经过医生的诊治药到病除，一句话，当暂时还比较落后的雪域高原腾起高度发达的大唐文明的浪花的时候，那里的信教群众怎能不把为他们带来奇迹的年轻的赞普和大唐公主奉为天神呢！
哲人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惧加到人们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跪下……”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高筑起的。
终古凝眉
一
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
斜阳影里，八咏楼头。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辞章的神髓。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我一遍又一遍地暗诵着她流寓金华时题咏的，现时书写在塑像后面巨幅诗屏上的这首七绝。
八咏楼坐落在金华市区的东南隅，是一组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风格独特的建筑。楼高数丈，坐北朝南，耸立在高阜台基上。登上百余级台阶，凭栏眺望，南山列嶂，双溪蜿蜒，眼前展现出的画卷，俨然一幅宋人的青绿山水。
八咏楼初名玄畅楼，为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当时任东阳郡太守的沈约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了。因为沈约曾在楼上题写过八咏诗，状写其愁苦悲凉的意绪，后人遂以“八咏楼”名之。唐宋以降，李白、崔颢、崔融、严维、吕祖谦、唐仲友等诗人骚客，都曾登楼吟咏，畅抒怀抱，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遂使它成为浙中一带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著名人文景观。当然，要就写得苍凉、凝重，大气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这一点来看，易安居士的这首《题八咏楼》当为压卷之作。
在创作上，易安居士谨遵以诗言志、以词抒情的固有传统。在其有限的传世诗章中，这一首是颇具代表性的。女诗人感慨无限地说，在强敌入境，国脉衰微如缕的艰难时世，像八咏楼这样“水通南国”、“气压江城”，占尽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已经不可能是什么“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的博雅风华了；而漫天匝地、塞臆填胸的只有茫茫无际的国恨家仇。“愁”字为全篇点睛之笔。诗中婉转而深刻地抒发了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对南宋统治者一味割地献金以求苟安一隅的讥讽。
现今的八咏楼为清代建筑，由四部分组成，前为亭廊，重檐歇山顶，亭内塑有沈约胸像，壁间综合介绍了建楼的历史；后三部分是一组三进两廊的硬山顶木架结构，展厅气势宏阔，朱红的楹柱托举着高大的屋顶，正中悬挂着郭老手书的“一代词人”匾额，下方是一座雪白的易安居士雕像。四周陈列着她的生平经历和诗词文赋代表作品。
这种前轻后重、喧宾夺主、后来居上的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使人联想到成都的武侯祠，明明是昭烈庙，里面却主要陈列着诸葛武侯的文物。说来道理也很简单，“诸葛大名垂宇宙”，他的声望要高出先主刘备许多许多。较之沈约，李清照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如此。难怪有人说，历史的影子总要打在现实上，对于历史的叙述与解释，必然带有叙述主体的选择、判断的痕迹。由于历史的认识是一种追溯性的，它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后人的当代阐释。
二
拾级步下层楼，我们穿过两条小巷来到了婺江的双溪口。此间为武义江与义乌江两水交汇之处，故得名双溪。婺江流到这里，江面陡然变宽，水域十分开阔，所以，沈约在《八咏楼》诗中有“两溪共一泻，水浩望如空”之句。现在处于枯水季节，尽管水量还不算少，流势却显得纾徐、平缓，已经见不到当年那种双流急泻，烟波浩渺的气势了。
我们不妨把时针拨回到八百六十多年前的初冬十月。就是在婺江双溪口的水旱码头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易安居士，旅途劳顿，面带倦容，风尘仆仆地走出了船舱，她是从临安登上客船前来此间避难的。
“客子光阴诗卷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转瞬间，已经由金风飒飒变成了煦日融融。禁不住窗外“绿肥红瘦”，“淡荡春光”的撩拨，她曾多次动念，想要走出那褊窄、萧疏的住所，步上八咏楼头，然后再徜徉于双溪岸畔，面对着滔滔西下的清溪和载浮载沉的凌波画舫，重温一番已经久违多年的郊外春游。
我们知道，她是特别喜欢划船的。少女时期，她曾在溪上贪玩，“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结婚之后，还曾在“红藕香残”的深秋时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可是，这一次却偏偏错过了大好春光，她虽然痴痴想望，实际上，却未曾泛舟溪上，而是了无意绪地恹恹独坐空房，捧着书卷，暗流清泪，哪里也不想去。正如她所表述的：“纵然花月还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最后，她抛书把笔，写下了一首调寄《武陵春》的春晚词：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一幅精妙绝伦的大写意。没有用上五十个字，词人就把自己这一心事重重、满腔悲抑、双颊挂着泪珠的愁妇形象及其凄苦心境，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这是一个特定时间——正值残红褪尽、风光不再的暮春时节，它与人生晚景是相互对应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女主人公还呆呆地坐在床前，懒得把头发梳理一下，含蓄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的凄清、愁苦。接着，就交代这凄苦的由来：于今，风物依然而人事全非，令人倍增怅惋。正因为所遭遇的乃是一种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故以“事事休”一语结之。在这样凄苦的情怀之下，自然是还没等说出什么，泪水就已潸潸流注了。
下片将词意宕开一笔。为了摆脱这冰窖似的悲凉和抑郁难堪的苦闷，女主人公也打算趁着尚好的春光，泛轻舟于双溪之上；可是，马上她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她担心蚱蜢一般的小舟难以承载这塞天溢地、茫茫无尽的哀愁，因此，只好作罢。——这当然是一种虚拟，泛舟未果的真正原因在词的上片已经讲述清楚了。“闻说”、“也拟”、“只恐”三个虚词叠用，就把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得婉转、周折，细致入微。
三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殆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自北朝庾信创作《愁赋》以来，善言愁者，代有佳构。形容其多，或说“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或说“茫茫来日愁如海”，“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诗人的巧思，看不见摸不着的悲情愁绪形象化、物质化了：“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闭门欲去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而到了易安居士笔下，则更进一步使愁思有了体积，有了重量，直至可以搬到船上，加以运载。真是构想奇特，匪夷所思。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四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匪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一系列千古绝唱，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一个灵魂渴望自由、时刻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我们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易安居士幽居杭州、金华一带长达二十余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她必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文中去。那是一种翱翔于主观心境的逍遥游，一种简单自足、凄清落寞的生活方式，但又必然是体现着尊严、自在，充满了意义追寻，萦绕着一种由传统文化和贵族式气质所营造的典雅气氛。
诚然，易安居士的《漱玉词》仅有五十几首，传世的诗文还要更少一些。比起那些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更多精神财富和无尽话题的文宗巨擘，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有些薄弱。可是，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诗文的永生向来都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如同茫茫夏夜的满天星斗一般，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不过是有数的几颗。
作为一个有限偶在，“一代词人”李清照早已随风而逝；可是，她那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的凄清之美，她那灵明的心性和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作品内容，她那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却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辞章取得了无限恒在，为世世代代的文人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像八咏楼前“清且涟漪”的双溪水一样，终古滋润着浊世人群的心田。
泉路何人说断肠
一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门前春水碧如天”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朱淑真的旧游之地桃村就在这一带。
女诗人的《断肠诗词》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除了物候大致不差；其他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写进诗词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作者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据说，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十万余种；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提起唐婉来，人们无不为之伤怀悼惜，尤其是那位陆老诗翁数十年间痴情未泯，咏怀忆旧，叹惋不置；可是，大约同时期的朱淑真，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又有谁为之深情悼惜，或者愤慨不平呢！说来也是很可悲的。
二
童稚时期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在二百二十六首五七言律绝中，有朱淑真《落花》《即景》两首。“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便会涌现出这两句诗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先生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因为觉得太感伤了，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懂得性理了。”说着，老先生就讲了朱诗的风致之佳，体悟之妙，还简单地谈了作者的凄凉身世。于是，这位女诗人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及至通览了《断肠诗词》之后，确认了老师的说法，诗境果然是苦涩而凄清：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为《断肠诗词》作序的魏仲恭曾下过如下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朱淑真的生命结局备极凄惨，而且扑朔迷离。辞世之后，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其根据来源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毙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她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三
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朱淑真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当命运扳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屈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在旧时代，女性原本是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有幸投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她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四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本人诗词中所展露的，大略可知，朱淑真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其渴望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在她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在她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体上指女子爱恋的男子。看得出，出嫁之前，她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生命中的磅礴热情一直在高燃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她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亲密无间。娇柔妩媚的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抱中，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如痴如醉地饱饮着美好恋情的香醪。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去爱的庸俗不堪的官吏。这使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存下永难磨灭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五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她也曾试图着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她就更加难以忍受了，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她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销魂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又会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她借菊花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的记载：她“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六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对于那些无耻的男人，不管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据说她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尊亲的头顶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不仅毫无顾忌地做了，而且还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其结局，不仅自身不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连累到那些掷地有声的辞章也惨遭毁损，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作者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而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名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淫華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作者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其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数百年后，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两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一
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很多，但后来走上京剧舞台，展现女性优雅、凄美形象的大概只有两人，一个是程派名剧《梅妃》里的江采萍，一个是梅派名剧《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同梅妃的生前寂寞、死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妃生前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死后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以她为核心展开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我这里就杨贵妃的历史评价及其生死谜团归纳出来的“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便是鲜明的例证。
为了帮助读者掌握这几场辩论所依凭的历史背景，首先，简要地叙述一下以这位女主角为中心的“本事”：
杨贵妃，小字玉环，原籍山西蒲州，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出生在四川的蜀州。史书上说她：自幼养于叔父家，善歌舞，通音律，身材丰艳，姿色超群。她原本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嫁过来当时只有十七岁。后来，玄宗因心爱的武惠妃谢世，深情怀念，哀痛不已，后宫虽有几千美女，却没有一个人中他意的。有人报告称，寿王李瑁的妻子玉环杨氏，美貌惊人，绝世无双。皇帝一看，果然是名下无虚，当即神魂颠倒，意注心驰。于是，授意她自愿申请出家，去当道士，当即获得一个“太真”的道号。这边，又重新给寿王李瑁另娶了一个王妃。一切安排停当，便把玉环秘密接到皇宫里。这一年，玄宗六十一岁，玉环二十七岁。
由于玉环肌肤丰满，体态艳丽，气质高华，而且精通音乐，又兼生性聪明机警，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进宫不到一年，就得到了玄宗的极度宠爱，视同掌上明珠，一切礼仪都和皇后一样；宫中都称她为“娘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封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任命她的叔父为光禄卿，两个堂兄分别为殿中少监和驸马都尉；贵妃的三个姐姐，个个姿容艳丽，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都在京城赏赐住宅，每年还有千贯钱作为脂粉之资。其从祖兄国忠，受封为金吾兵曹参军，特准他可以随供奉官出入宫廷；后来步步登高，总揽大权，专擅朝政，势倾天下。杨氏一家，全都裂土分封，荣显盛于一时。
天宝年间，玄宗统治的后期，沉湎酒色，日益昏庸，荒怠政事，朝中实权先后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妒贤害能，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穷奢极侈，朝政腐败日亟。天宝十四载，兵权在握、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玄宗带领杨贵妃及其家族和公主、皇孙，还有亲近的宦官，仓皇向西逃遁。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玄宗一行到了兴平西部的马嵬驿，禁军哗变，以为祸起杨家，不肯前行，大将军陈玄礼杀了杨国忠，连同他的儿子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中将士的怨恨仍未解除，宦官高力士奏以“祸本（指杨贵妃）尚在，军心不安”，要求玄宗忍痛割爱。玄宗犹豫不决，身旁大臣劝说：“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之间，请陛下迅速裁决。”出语沉痛，并且叩头流血。玄宗说：“贵妃一直在深宫，怎么知道杨国忠阴谋？”高力士说：“贵妃当然没有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她的哥哥，而她仍然留在皇帝身边，大家怎能放心？将士不安定，陛下也不可能安定。”玄宗只好差遣高力士带贵妃到佛堂，用绸带将她勒死。贵妃时年三十八岁。
二
首场辩论的参加者，是历朝历代的诗人。辩论是从价值层面上展开的：如何评价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她是不是“安史之乱”的祸胎？
对此，自从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那天起，迄于今日，千余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诗人们尤其予以特殊的关注。大体上，有批判、肯定、同情这样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类，持批评态度。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过华清宫》（三首之二）为代表：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唐玄宗沉湎女色，不理朝政。在各方强烈的反应下，朝廷派出探使，前往渔阳，侦察安禄山的虚实。但是，由于探使接受了贿赂，回来虚报了军情，盛赞安禄山如何赤心报国，忠于皇上。这样，玄宗便与贵妃更加耽于享乐，日日沉醉在“霓裳羽衣”的轻歌曼舞之中，直舞到“千峰”之上，最后，把整个“中原”都舞破了。诗人运用生动的形象，以夸张的手法，寄托深刻的寓意。杨贵妃固然不能直接舞“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由于唐玄宗无尽无休的酣歌醉舞，沉湎女色，不理政事所致。为此，杨贵妃是不能辞其咎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实质来说，也当属于这一类。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开头的大段描写，反映了祸乱酿成的因果关系，集中渲染了玄宗自纳娶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行乐，如何终日沉湎酒色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酿成“安史之乱”的根源。
同时，白居易在新乐府《李夫人?鉴嬖惑也》中写道：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诗中说，不独汉武帝嬖幸李夫人，古代还有周穆王嬖幸爱妃盛姬的事。他为美人盛姬筑台，状如重垒之璧。他在台上怀拥盛姬，共浴夕阳，伴她度过了人生的美好时光。后来盛姬病死，穆王依皇后之礼葬毕，大哭三日。白居易批评他“心轻王业如灰土”，“一人荒乐万人愁”。诗的最后，落脚在李、杨的爱情上。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这里代指玄宗。
而批评最为尖锐、严苛的，应数南宋时商挺的《骊山怀古》：
女色迷人祸更长，千年烽火化温汤。
无情一片骊山月，照罢周家又到唐。
诗中以杨贵妃比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爱妃褒姒，认为她们都以女色祸国殃民，招致动乱。
明永乐年间进士薛蠧《马嵬》七律，有“号令风行遍九州，六军何事此淹留”；“路边三尺妖姬土，长带千秋万古羞”之句。“妖姬土”，“万古羞”，无异于指着鼻子破口骂詈。明末进士王思任的《马嵬歌》，持同样批评态度：“夜半无人语未寒，大家好住魂先逸。不是三郎（唐玄宗）负玉环，玉环自引胡儿缢。”意思是，贵妃之死，祸由自取——由于她宠爱“胡儿”安禄山，最后，“胡儿”反叛，她便也跟着搭上了性命。
第二类，对杨妃持肯定态度。诗的数量很大，意见也比较集中。唐末至五代时的状元诗人徐夤题《马嵬》七绝一首：
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诗人题诗时，上距“安史之乱”大约二百年。“从龙”，随从帝王创业；这里指跟着唐玄宗逃到四川的人，语含讥刺。宰相张说两个儿子张均、张垍，分别官至刑部尚书和九卿之一的太常，可是，却都接受了安禄山所授的伪职。诗中说，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个妃子，最后以死相报。
清嘉庆进士、山西赵城县知县杨延亮《题马嵬驿》：
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
肯拼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
清代剧作家洪癉《长生殿》写玄宗与贵妃“夜半凭肩（手搭肩上）私咒”。这里说，玄宗与杨妃当年无比亲昵，凭肩发誓他生也要相聚，一切一切都“孤（辜）负”了。
清代诗人李羲文《过杨太真墓》：
马嵬永诀六龙骖，匹练酬恩意自甘。
拼却红颜安反侧，美人于此胜奇男。
诗的大意是，杨妃“匹练（缢死时用的绸条）酬恩”，以安“反侧”（反叛）。美人于此，胜过奇男。
还有清代女诗人万叶丹的《书〈长恨歌〉后》七绝，也都是鲜明地站在杨贵妃一边，直接予以颂赞的：
翠羽西行唤奈何，六军兵谏逼金戈。
拼将一死纾君难，愧杀从行将士多。
第三类，对杨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讲公道话。这类诗歌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最早的是唐代诗人李益，“马嵬坡之变”时，他已经九岁了。许多事情，可说是亲历亲闻的。因而，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过马嵬》诗：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由于写的是本朝事，他在落笔时还是有些顾忌的。“汉将”其实就是唐将。诗的中心是代杨贵妃鸣不平：满朝文武，谁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谏；等到贼寇到了，天下大乱，反而把罪愆推到一个女子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由于他对陈玄礼逼死杨贵妃持有异议，所以，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指责陈玄礼说：
万岁传呼蜀道东，鬻拳兵谏太匆匆。
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
“鬻拳”，人名，春秋时楚国宗室后裔。因事诤谏楚文王，文王不从，乃以兵器威胁文王，强使改正错误。袁枚以鬻拳比喻陈玄礼。
晚唐时的著名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一诗中，写得更巧妙，更尖锐，更具说服力：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晚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终日嬉玩游乐的唐僖宗李儇，也跟当年唐玄宗，同样逃往四川避难，在那里躲避了四年之久。诗人借助这件事情，对指责杨贵妃的人予以回击——这回死去多年的“阿蛮”（唐玄宗的小名）可要站出来说话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来了，看来，还是不要埋怨杨贵妃为好。”
无独有偶，唐末进士韦庄在《立春日作》一诗中，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那么，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呢？清道光年间进士赵长龄的《马嵬》诗，做了直接而明确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颦鼓震秦关。
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
矛头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据。“曲江”，唐开元年间的尚书丞相张九龄的别称。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当年曾向唐玄宗建议：“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可是，玄宗听不进去，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倍加信任。
三
起死人于地下，把他们的三种不同的见解罗列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根据历史记载，都承认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确实是被处死了。不过，对于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了什么地方，却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此，史家与诗人各有所见，各执一词。
关于杨贵妃的死，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以及野史《杨太真外传》等，都明确地记载着是“缢死”。何谓“缢死”？词典上解释，“勒人之颈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颈而死，自然就不会有血溅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诗人笔下，却与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见解。就中，尤以唐代许多诗人为甚。
且看有“诗史”之盛誉的杜甫。“马嵬坡之变”发生时，他已经四十四岁，可说是同时代人。恰巧，第二年春天，他又到了都城长安。他沿着流经城东南的曲江行走，一时，触景伤怀，感慨万千。《哀江头》一诗就是当时心路历程的写照。在写到“昭阳殿里第一人”时，下了这样两句断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前面引述的李益诗中，也有“托君休洗莲花血”的诗句。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到了：“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之句。“血污游魂”，“休洗莲花血”，“血泪相和流”，“喧呼马嵬血”，血，血，血！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目中，杨贵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而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梨树下”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去处的争议。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贵妃是死在乱军之中。且看《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
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控制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喷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了疯狂报复。
冤有头，债有主。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全都被杀掉了，杨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根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所谓“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的做法，也持有异议。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也需有真实的史实为原型素材，尤其像诗史性的作品，其纪实的成分很大；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其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即使不能“定于一”，但多一种认识就会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互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这里有三个环节：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渠道不尽一致。史书所记载的，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是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的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性质；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其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而诗人则相对要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的双方，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玄宗下令把杨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这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口头民间文学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让她死去。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者（造反军民）不同，对于玄宗的淫逸、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一变而为对这位“牺牲品”“替罪羊”的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现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是辗转到了日本定居。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他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绝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近日见到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论点也是获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说到杨贵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
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
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博士局长最后对我说，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其实，李商隐的七律《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开头就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可说是进一步的佐证。
据网上提供的信息：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合谋，以一侍女代死。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网上信息说：据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杨贵妃逃出马嵬坡后，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了扬州，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在日本的海边渔村久津登陆，时间为公元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端、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山口县，有一个名为“久津”的海边渔村，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京都等古城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李师师的真爱
一
在两宋之交，李师师可是个大名人。由于她出身歌妓，正史上不予记载，但在当时的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耆旧续闻》《贵耳集》《墨庄漫录》《靖康中帙》《浩然斋雅谈》等等，却到处闪现着她那丰姿绰约、曼妙窈窕的身影。
她的漂亮自不必说。明武宗时，京城有个绰号“佛动心”的名妓，说是她的美貌会引得佛菩萨也不免动起凡心。我想，李师师的美丽肯定会大大超过她，不然，也不会邀得浑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宋徽宗的青睐。当然，女性的动人之处，主要的还在于气质，而李师师的气质是绝对一流的。容颜隽美，温婉韶秀，而且气质清纯，不卑不亢，这在上述那些古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李师师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原本姓王，父亲王寅是汴京城内的一个染房业主。出生之后，一直未曾啼哭，家人深以为虑。旧俗，为了厚生祈福，可以到僧寺寄名出家，只举行出家仪式，受持法名，但不在和尚数内。三岁那年，父亲便把她寄名佛寺，在举行仪式时，老方丈为她摩顶，她突然放声大哭。老方丈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便赐名为“师师”——旧时，对出家人往往以“师”相称。
也是她时运不济，一年过后，父亲因罪死在狱中，从此便流落街头，被娼家李姥收养，这样，师师便随了李姥的姓氏。这个李姥阅人无数，当日慧眼识珠，看出师师不同凡响，便请来高明教师教她琴棋书画。师师原本绝顶聪明，又兼名师点拨，一时间成为汴京色艺双绝的名妓。
据说，李师师由于童年生活凄苦，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不仅偏爱格调苍凉、哀婉凄清的诗词乐曲，衣着装扮也分外清淡素雅，这样一来，也就予人以更大的吸引力。最后，便陷入了皇帝的手掌。
这里说的皇帝，就是大宋王朝的第八任君主——徽宗赵佶。他和李师师相识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徽宗当时二十七岁，已经做了九年皇帝；李师师才十九岁。见面之后，皇帝自然是无限倾心，就像《长恨歌》中所写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痴如醉，慨叹过去枉活了二三十年。不过，在李师师心中，却并未作如是想，更不会留恋于枕席缱绻之情；相反地，她倒是一面应酬着委身于皇帝，一面却另外有所倾注——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屹立着一个令她倾心钟爱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他出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有关传记中称他“疏隽少检”，“落魄不羁”，但“博涉百家之书”，妙解音律，工于文词。他少年时代所写的《汴都赋》，深得神宗、哲宗、徽宗皇帝赏识，楼钥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者之荣莫加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稍稍奔走一下权门，即可以“坐拥青紫”、飞黄腾达；可是，他心性淡泊，又很矜持，从他作品中看不出他对政治有多大兴趣，因而“坐视捷径，不一趋焉”。
当时，他的文名很高，特别是在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堪称是“名冠当时、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人物”。南宋的陈郁在《藏一话腴外编》中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尽管诗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岁月的沧桑使他获得了睿智和情趣，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因而深得李师师的芳心，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憾。
综观周邦彦的生平，大都是在地方做官，做京官的时间较为短暂。就是说，这一对相知相重的情侣，总是离多会少，劳燕分飞。从周氏的年谱中可以看出，他从哲宗绍圣四年到徽宗政和元年这十五年间，虽然在汴京任职，但由于李师师年龄小，就算从她虚龄十七岁算起，相聚时间至多也就是五六年。尔后，周邦彦就外放，一直到政和六年，才从浙江的明州回到汴京任秘书监，提举大晟府，前后也仅仅三年时间，他六十一岁至六十三岁。此后，到他六十六岁辞世，始终都在外地任职。
周邦彦的《清真词》中，有一首调寄《玉兰儿》，有人考证，认为是记述他和李师师初见的情景：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赖得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这位年逾半百的旷代词人，倾倒于李师师“天然异俗”的“风韵”，而李师师更是喜欢他的丰标俊采，绝世文才，乐于和他接近，交往日久，二人关系甚为密切。
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美成至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洛阳春》又名《一落索》。词中凝聚着周邦彦对李师师的赞美和同情，并规劝她找个知心之人出嫁，以解愁苦。李师师肯定也考虑到自己的日后出路，可是，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插进来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嫖客——皇帝徽宗。周邦彦也为此险些断送了前程。
二
宋代张端义《贵耳集》中记载：“道君（即宋徽宗）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概括成《少年游》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是一首描写恋情的名篇。寥寥五十一个字，曲折入微地绘出一双男女的情怀婉曲。上片先是烘托室内和暖的气氛。皇帝进得屋来，拿出新鲜的橙子。师师伸开纤细的手指，将橙子剥开。这时，小丫头进来用汤婆子将锦被温热；为了增加情调，还点上檀香，然后悄然离开。这时，屋里只剩下两人，他们相对而坐：女郎素手调筝，试试它的音响；男的显然也精于音律，在从女的手中接过笙来试吹几声之后，再交还给她吹奏曲子。仅仅三句话，就写尽了两个人的情态。
最精彩处还是下片，换头三字，直贯篇终，先是以女性口吻小心打探；接上说，时间已经不早了；然后又转而说，“马滑霜浓”，走了放心不下，意思是：索性不要走了吧。语语商量，句句转折，把女性的细腻、机灵等心理活动，逼真地描绘出来。
过了几天，宋徽宗再次前来，李师师因为喜爱这首词，一时兴起，便对皇帝唱了这首《少年游》。宋徽宗听了先是一怔——这般情事怎么全都写进词里？他料得李师师是作不出来的，便反复追问。师师不敢隐瞒，只好告诉他是周邦彦所作。徽宗勃然大怒，便想找个茬子治他一下。于是坐朝，宣谕蔡京说：“开封府有个周邦彦，他是负责监税的，听说税额不足，怎么开封府尹不查处他？”蔡京不知道内情，忙着答应“马上查问”。可是，当他找到府尹一问，实际情况竟然是只有周邦彦收税最多。蔡京说：“不管怎样，按照皇帝旨意，就是要惩治他。”最后，还是以“周邦彦职事废弛”为由，立即将他革职出京。
一两天过去，徽宗再次来到李师师家，可是，师师不在；问其家人，说是去送周监税了。徽宗等了很久，直到夜深，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
徽宗怒问：“你去哪里了？”
师师泣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皇帝来了，死罪，死罪。”
徽宗问：“曾有词否？”
师师回奏：“有《兰陵王》词。”
徽宗说：“唱一遍看！”
师师抹去泪痕，曼展歌喉，唱了起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唱罢，徽宗大喜，复召周邦彦为大晟乐正。
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此条所言失实”，理由是，“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看来，所论有些武断，“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就不会有“冶游之事”吗？根据实在不足。一个“应”字，说明在王国维先生那里，也是有些犹疑的。或者有意“为贤者讳”，也未可知。
不管怎么说，词作还是上上精品。词分三片，自然就成了三段。
第一段写柳，借折柳送别，抒写“京华倦客”的感伤心绪——临别时才发现无人识得，暗写怀才不遇的感慨；
第二段写离筵上的依依惜别之情。对“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转眼“人在天北”，用一个“愁”字概括；
第三段，通过写离人渐行渐远，愁堆恨积，以“斜阳冉冉春无极”作衬托，展现心中的加倍愁苦。
词中人与物，情与境，浑然成为一体，“绮丽中带悲壮”，美丽里现凄凉，再经过师师满带着感情的吟唱，繁音促节相和，就更加沉郁顿挫、酣畅淋漓了。
第二年，周邦彦就出知隆庆府了，直到六十一岁回京；两年后又放了外任，最后客死他乡。
有资料说，靖康元年末，金人大举进攻中原，攻入了都城汴京。金人主帅在塞外很早就听说了李师师乃中原第一美女，想要抢占师师，但是李师师誓死不从，吞金簪自杀。然而，李师师没有死，她被尼姑抬到慈云观抢救，得以复生。李师师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在汴京待下去了，便化装潜逃到了南方。也是天假人愿，李师师经过一家农舍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周邦彦。两人相见痛哭一场，各自诉说了别后的遭遇，都感慨不已。叹惜之余，周邦彦遂写下《瑞龙吟》词一首，中云：“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这里有许多矛盾：一是，此词作于绍圣四年，词人当时不过四十二岁，李师师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在异地相见；二是，资料里说，于靖康年间相遇，这时，周邦彦已经作古六七年了，哪里还会与李师师相见？
三
关于李师师的结局，当代学者龚令民综合归纳、考证抉梳，认为有“殉国说”“被俘说”“出家说”“南渡说”四种说法：
“殉国说”以传奇《李师师外传》为代表。说是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龚先生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金人搜取北宋王朝的妃嫔是按照降臣提供的名单进行的，而师师由于一直未被正统儒家认可，不大可能列在名单之内；况且，根据其他文章记载，在汴京沦陷前，徽宗已把师师从宫里除名，因此，被点名索取一说很难成立，更谈不到以身殉国。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东京梦华录注》，认为《李师师外传》“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李逸侯《宋官十八朝演义》，也都认为是作者借李师师以讽世，实无其事。
“被俘说”：汴京失陷后一片混乱，李师师被俘北上，后来嫁给一个病残的军士为妻，最后凄凉地死在北国的荒漠里。后世小说如清人丁耀亢《续金瓶梅》等皆从其说。龚氏认为，“这一说法更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半点推敲。首先，师师并非寂寂无名之辈，想她名动京华，在汴京姹紫嫣红之时，有多少富家子弟、皇室贵胄一掷千金，只为一睹其芳容。虽说后来世道变了，供求关系不稳定，但人终归还是要生活啊。凭师师的长相，名气，才艺，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嫁给一个病残军士为妻”。
“出家说”称，名臣李纲发动东京保卫战，师师将全部财物捐赠出来，资助宋军抗金。“靖康之难”中她逃出汴京，到慈云观中做了女道士。这一说法也缺少堪资佐证的材料。
“南渡说”，也就是“归老江湖说”，所据资料相对较多，臆测成分较少，也比较合乎情理。龚氏认为可信，极有可能是师师真正的结局。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李师师“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两宋之交的诗人刘子翚的《汴京纪事》，其实，也是有力的证据：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还有一首七律，作者不详，但可以相互佐证：
芳迹依稀记汴梁，当年韵事久传扬；
紫宫有道通香窟，红粉多情恋上皇。
孰料胡儿驱铁马，竟教佳丽死红羊；
靖康奇耻谁为雪，黄水滔滔万古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主角是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剧情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故事情节有些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几十年过去了，剧中的一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抗金将领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这是剧作家笔下的李师师的又一结局。
貂蝉趣话
上
事情的发生，源于一次晋中访古。那天，我们乘车从太原到忻州去，为的是访察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故居、墓地和“野史亭”。不料，半路上出了个岔头，一个牌坊式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门额上写着：“欢迎远道客人来访貂蝉故里”。车上立刻一片哗然。
有人嚷道：“貂蝉原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历史上本无其人，怎么出来一个貂蝉故里？”
有人接上了话茬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翰祥导演过一个黑白片《貂蝉》电影，近些年又热播《三国演义》电视剧。村里人逢场作戏，趁机开辟一个旅游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乱抢名人的现象到处都有。”
“异想天开，胡编历史，倒是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可是，怎么偏偏选在这里？总不能毫无依傍吧？”一位文友立刻问难。
当地作陪的文友解释说：“有一种说法，貂蝉出生在忻州。据说，早年时候，这个村头曾经有过一块‘貂蝉故里’的石碑，还传说这里有她的墓地和祠庙。”
我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貂蝉这个人，是存在争议的。目前，学术界许多人还是倾向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子。关于她的出生地，也有不同意见，大致有米脂说、临洮说、忻州说三种观点。至于说到“貂蝉故里”石碑问题，恐怕来自元人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剧中描写董卓专权，荒淫残暴，太尉杨彪请司徒王允设计除之。戏文中有一段貂蝉对王允的自报家门：“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遴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因此唤作‘貂蝉’。”汉灵帝将她赐予并州刺史丁原，丁原又把她许配给义子吕布。战乱中，貂蝉与吕布失散，流入王允府中。一次，她在后花园焚香，祈求神灵保佑吕布，被王允发现。问知情况后，王允大喜，厚待如亲生女儿，因与密议，巧设了连环计。
“那么，元人戏曲中把貂蝉定为忻州人氏，是根据民间传闻，还是史有所据呢？”那位问难的文友继续刨根问底。
我说，这部戏曲的本事，出于《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和《吕布刺董卓》两节。不过，有关貂蝉身世的交代，原文十分简单，只说：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我想，如果历史上的忻州真有貂蝉其人，这样安排乃是纪实；若是纯属虚拟，它的根据，也许和下述情况有关：王允是历史人物，献帝时先后当过太仆、司徒，他是太原人，离忻州很近；吕布出生于内蒙古包头西面的九原，也曾在太原服役过。这样，貂蝉与丈夫失散后，以乡里之谊流入王允府中，也说得过去。巧还巧在，罗贯中也是太原人。因此，忻州开辟个“貂蝉故里”的旅游点，也自有依凭。
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连环计的情节，在元人戏曲基础之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国演义》第八、九回，叙述董卓迁都长安后，愈益专横跋扈，司徒王允欲诛之，苦无良策。其府中歌伎貂蝉素被王允待如亲女，见允忧思愁闷，知有大事要做，愿以一死报之。王允乃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悦其美貌，王允即许以为妻。数日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仍令貂蝉侑酒，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由此，吕布对董卓更加衔恨，又兼貂蝉巧施计谋，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吕布必欲杀之。后来，经过王允进一步策划，终于把董卓除掉。《三国演义》改动了《三国志平话》和元人杂剧中貂蝉与吕布原本是夫妻的情节，显得更合乎情理。
说到司徒巧设连环计，当地作陪的文友又讲了一个“貂蝉换头易胆”的故事：
司徒王允定下连环计之后，却苦于选不到风情、魅力足以迷人惑志的美女。名医华佗在侧，便建议道：“这有何难，叫你府中的女伎貂蝉前去，万无一失。她的父母为董卓所害，又素承司徒深恩，当无见却之理。”王允说，我早就考虑到她了，只是觉得她的相貌平平，恐怕难以令吕布与董卓争风夺艳。
华佗听后，沉思良久，作别而去。几天后，他手提一个包裹来见王允，说：“我这几天跑到了西施故乡诸暨——那里以出美女闻名于世，恰好碰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绝代佳人，我赶紧把她的头颅割下，带回来准备换给貂蝉。”经过华佗的一番绝妙的手术，换头成功，七天七夜之后，貂蝉苏醒过来。王允见后，称赞说：“真的是西施再世。”
于是，就把连环计向她述说一遍。貂蝉非常愿意为国除奸，为亲报仇，只是，她的胆气不足，还没等实际操作，早已吓得浑身乱颤。华佗见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马上赶到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壮士荆轲的故乡，弄到了一个特大的胆囊，经过手术再植，貂蝉换胆成功。从此，这个佳人不仅有西施的美貌，而且，具备荆轲的胆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除奸的任务。
“这样说来，当地人打出貂蝉这块招牌，还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难的文友感到惬意。恰好，这时车子也开到了韩岩村元好问的墓园，于是，有关貂蝉的话题也就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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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貂蝉的话题临时打住，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探讨。比如，前面引述的除了杂剧，就是小说、平话，都是出于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凭借着一定史实，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可以凭空结撰，羌无故实。那么，有关貂蝉、吕布的历史真迹，是否有踪迹可寻呢？
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但在唐人李贺诗《吕将军歌》中，确有“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之句，看来，还是实有吕布其人。杨升庵之后，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这里是指《三国志?魏书》中的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不自安。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的。但也只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与吕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蝉，所以，成为一个悬案。
还有，关于貂蝉的评价问题。一般认为，清人毛宗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
不过，批判的声音也很强烈。早在嘉靖年间，明“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一诗中写道：“董姬昔为吕，貂蝉居上头。自夸预帷幄，肯作抱衾裯。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温侯。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眸。孤魄残舞衣，腥血溅吴钩。兹事岂必真，可以快千秋。旦闻抱琵琶，夕弄他人舟。售者何足言，受者能不羞？宁为楚虞姬，一死不徇刘。”诗的前四句，说貂蝉开始事董卓，后又投身于吕布，甘心做人的姬妾；五至八句，说她在吕布失败之后，又献媚于吕布的仇敌关羽；九至十四句，言貂蝉为关羽所斩，此事虽未必然，但亦足以引为千秋快事；十五至十八句，说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一无足取；最后两句，通过颂扬殉项而誓不从刘的虞姬，否定貂蝉的人格。
再就是，关于她的结局和归宿问题。大概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结果：
其一，大家所熟知的，是《三国演义》的处理方式：吕布助王允诛灭董卓后，以貂蝉为妾，后来，曹操擒杀吕布，将她载回许都，此后，便下落不明。
其二，元人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只存曲目，不详内容。从题目上得知，貂蝉死于关公刀下，这与民间传说相似：曹操绞杀吕布，貂蝉落到刘备手里，刘备、张飞都想娶她。关公怕误了国事，一刀斩之。
其三，传说曹操打败吕布后，把貂蝉赐给关羽。这样，一则可以笼络住这个将才；二则可以让关羽沉湎女色，丧失斗志；三则能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不料，这个计谋早被关公识破，坚决拒绝接受。曹操无奈，只好让关公把她杀掉。貂蝉觉得非常委屈，一片赤诚报国，最后竟落到这个下场，便伤心地痛哭起来。关公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放她出走。可是，到哪里去呢？貂蝉表示要削发为尼，远离世事。于是，关公便护送她到了几百里外的净慈庵。
其四，貂蝉还有一种结局，是事成之后，主动悟解迷津，看破红尘，最后修仙得道，成了正果。事见明人诸葛味水撰写的《女豪杰》杂剧。
其五，近时，又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修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写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水淹下邳。貂蝉劝吕布归顺曹操，吕布不肯。为了拯救全城百姓，貂蝉派遣秦宜禄送信给素所钦慕的关羽，请他转致曹操以百姓为念，立即将水退下。关羽敬服貂蝉的品识，顿生爱慕之心。数日后，秦宜禄缚吕布来降，曹操缢杀吕布，为了笼络关羽，将貂蝉赐之。成婚之夜，貂蝉柔情似水，即兴吟唱《倾心曲》，关羽亦心旌为之摇荡。刘备恐怕误了大事，遂提醒关羽勿忘“扶汉兴刘”大业。关羽无奈，只好忍痛遣走貂蝉。貂蝉突遭骤变，万念成灰，拔剑自刎，保持了侠骨柔肠、忠肝义胆的完美形象。
说到貂蝉的结局，我联想到了西施。论其行止，二人颇有相似之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当然，就其实质来说，她们都是做了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的归宿并不美满，原亦意料中事。貂蝉如上所述，那么，西施又怎样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西施跟随范蠡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倒有些风流潇洒，很合乎一般士人的心理要求。范蠡是很有远见的，他早就发现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自己“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破吴之后，便急流勇退，改变姓名隐遁下去。
对于西施偕范蠡归五湖的做法，清代大诗人吴伟业极为欣赏，有诗云：“霸越亡吴计已行，论功何物赏倾城？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范蠡别号）变姓名。”这应该算是最理想的收场。可是，核诸史籍，发觉这种结果并不存在。一是，上述情况《史记》中没有记载，只讲吴亡后范蠡变姓名，“浮海出齐”，并无西施随行之说。二是，《吴越春秋?逸篇》载：“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墨子?亲士》中亦有类似记载：“西施之沉”，以“其美也”。细想一下，这是符合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刻忌寡恩的本性的。虽然同是悲剧角色，相形之下，倒觉得貂蝉的悲惨程度要差一些。
近日，网上刊载一首晏菲作词并演唱的《貂蝉》歌曲，也可以看作千载以还对于这位美貌女子的欣赏与孺慕，“风带不走你的泪/云挽不住你的美/羞的月儿盼的月儿也为你沉醉/伤心人痴心人心碎/你是谁让英雄如此的追/你的美早已为江山所累/是谁的伤让你如此的憔悴/是谁的爱让你走了千山万水/你将一江春水化做相思/恩爱难舍总难回味/昙花一现繁华梦/也要相爱几轮回/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不爱江山相互依偎/不顾风烟骤起战鼓/只愿携手丽人归”。
至于反映到美术作品上，貂蝉似乎略输了丰采。我曾见到一部根据《三国演义》编绘的貂蝉图像册，多少有些失望：不仅故事显得干涩无味，形象也黯然失色。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特别是作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光彩夺目的形象，从小说、戏曲、电影到电视剧，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活灵活现、美貌绝伦的貂蝉，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任何画像、图解，弄得不好，都会成为蹩脚、无谓的赘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