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97年4月的一天，邵原镇党委书记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说想请我吃午饭，我看看表，果然快十二点了。就说，有什么事，你直贝青讲，吃不吃饭并不重要。他稍犹豫一下，看着我的面孔，还是打开话闸子了。他说的是邵原镇一个很大的煤矿，即将被小浪底水库蓄水淹没，他们写报告要求国家赔偿损失1100万元。据了解，上边的批复马上就要下来了，大概是同意了他们写的这个数字。可是，就在前几天，他们从黄河对岸××县那里得悉，一个与邵原煤矿大小差不多的矿，人家报的赔偿费是4000万元，国家也快批复了。这一比，太吃亏了。唉，咱山里人没见过世面，谁能知道那地下埋着那么多钱。
我看着心神不安的书记，他的面庞上分明涌动着一种遗憾和愧疚。无论从他的穿戴上还是他的仪表，还是他的气质，可以百分之百的断定，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心里想的啥，嘴上就说啥。他是因为没有使家乡得到应该得的赔偿而陷进一种自责。其实，这种事并非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对煤矿潜在价值的评估，也决定着镇里干部的整体见识。
我问他，有什么依据证明河对岸××县的矿与咱们的差不多。他说，河两岸的两个矿来往很频繁，连矿工都相互窜岗，谁用多少矿工？出多少煤？销售量多大？两边都知道个大概……
既然这样，马上做一件事，写报告报上去，要求重新对要淹没的矿评估，不要让计委把批复赔偿的文件下达出来……
我想，如果正式的批复赔偿文件下达了，再改数字就难了。毕竟这事已划上句号，国家哪里有闲功夫折腾地方的一个“小矿”。再说，写这个报告即使多要不了赔偿，也不会因为它减少赔偿吧。
书记说，对，不能等上边下了批文，赔偿的款数都板上钉钉了，再跟人家推翻重来。我说，即使到那种地步，也不是绝对不能追加赔偿，我们是要实事求是嘛，只是到那种情况时，就太被动了，再做工作，太费劲了。
这时，时间已过了12点，通信员来叫我去政府餐厅吃午饭。我对镇书记说，咱们一块去吧，尝尝政府的家常便饭。他却说，还是去外边吃吧，焦市长，叫我也请你吃顿饭吧。我说，你请我去吃什么？他说，你说吃啥咱就吃啥，济源市就这几家饭店，哪家咱都能进。我说，那几家大酒店没啥意思，咱俩去喝羊肉汤怎么样，你习惯不？我理解乡干部的心理，他们想请市长吃饭，是真心的，只是怕市长不去。另外，说心里话，政府食堂的饭菜确实不怎么样，不是一般的差劲，凡是到这里用过餐的局长和乡长们，都说政府的食堂还不如他们局或他们乡的食堂办的好，这是真的（不过，后来政府餐厅就大改观了，饭菜相当好了）。我也不想让镇党委书记来吃这种工作餐。
焦市长，看你说的，好不容易请您吃次饭，咱能下那羊肉汤馆，还是换个差不多的饭店吧。
我看不用，中午就是吃饭，又不喝酒，这羊肉汤又节约时间又可口……
我们终于去了回民云集的下街，那里有一家很出名的羊肉汤店，服务员端上羊肉汤后，书记对我说了实话，其实他也爱吃这种小吃，他也不想去大饭店吃饭，只是想让市长高兴，才往那大店里请，没想到，市长也这么家常。我当然知道这些乡干部的心理，还有他们的难处。大多的乡镇经费都很紧张，很缺钱，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
也是在这种随意的气氛中，我们的交谈也更随意了。我问他，国家批复赔偿××县4000万元的根据是什么？书记说，是根据人家的评估报告。人家××县煤矿的评估，请的都是专家，专家为人家论证，煤矿有多大，又写出了材料，咱们邵原镇都是找的土专家评估的，弄的材料也不规范，还有就是，人家县里跟上边的人熟……
如今弄事，只要弄成了，大家就自然认为是人熟。也许，面前的这个镇委书记并不知道××县的具体情况，他的这种结论，只是主观推理罢了。不过，邵原镇若想加大煤矿的赔偿，不请专家论证是不可能的。然而，请专家来，肯定要多花钱。更重要的还是争取上边的理解与认可。是的，这件事值得做，即使做得结果不理想，也应该做。否则，邵原人会遗憾一辈子哩。我鼓励这个书记，去认真地做这事，该请的专家，一定要请，要把煤矿的蕴藏量论证清楚，该找的人，一定得找……
邵原煤矿的赔偿故事，一下子又勾起我对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文件的回忆，国家计委、水利部即将派出由30人组成的专家组，深入小浪底库区调研，目的是压缩对淹没矿藏、企业的赔偿款。先是动员各家自觉压缩申报的资金，若不主动压缩，专家组将按照20%的比率硬性将报上的数字压下来。据悉，如今各地上报的赔偿数字，已达80个亿，与国家计划的58个亿赔偿款相差甚远。
看来，多报赔偿款的还是多数。不管怎么样，邵原镇该做的事一定得做。
过去一段时间，专家组果然来了，他们从山西垣曲考察过之后，就浩浩荡荡地开往济源。据悉，为专家组开路护航的山西警车就有三辆，整个车队有十余辆。我立即通知市公安局，组织警车开路，以表示对专家组的重视，其实也是为与邻省山西省保持相同规格。我则乘上越野吉普，与移民局长一道，亲临与山西垣曲县搭界处，迎候专家光临。同时为他们安排好行程路线，并提前预订了市宾馆最好的房间……
这些专家都是金口玉言，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价值千金呢。邵原镇煤矿的赔偿，最后是要靠专家拍板的，尽管邵原镇又请了专家重新对煤矿做了评估和论证，若照地方这次做出的结论，赔偿可达5000万元了。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这个数字能否通得过？只有看专家们是否认可了。风尘仆仆的专家队伍车队开至济源邵源镇与山西垣曲县的交界处就停下了。这时大家立即走上前，最早从开路的越野吉普车下来几个人，有人就向我们介绍，从副市长到移民局长，从副县长到县移民办公室的人员，真是不谋而合，山西那方陪送专家的官员规格竟然与我们一个样。尔后，我看到专家们一个个从容的地下了车，他们要么伸伸懒腰，要么在周围走动几步，活活身骨，还有的拿出水杯在漱口。这时间，与专家组编在一起的专业队伍，有我认识的黄委设计院的工程师和河南省政府移民办的技术人员，他们就热情地介绍我的身份和对方的头衔。专家们都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好几个是50年代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年纪都比较大。年轻人是少数，占不到四分之一。其实在专家来济源之前，我就说过，要预测专家们会提出哪些问题，既然专家是来压缩工矿企业赔偿资金的，他们一定对上报的材料有所了解，对有关疑惑的地方要重点调研，以弄清真实情况。作为地方，更应该对自己上报的东西了若指掌，不仅知道要求国家赔偿的一般性原因，而且知道深层次的理由。虽然专家是来压缩资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小浪底库区的市县并非都在虚报赔偿金额，即使有虚报，虚报的幅度也不一样。同时也有的应该赔偿的款项，报的少了……移民局有个人物，脑瓜子特灵，对于这类事特别敏感，又非常熟悉移民乡、移民村的资源分布情况，有专家为他起个绰号，叫“要钱×长”。在这时间，就要发挥这人的专长，把他定为面对专家提问的第一发言人，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二三人，当一个人对答不上时，另外的人要及时跟上，别叫晾场。这样，当专家组的人对一个个问题发出疑问时，济源一方可谓对答如流，振振有词了……这时候，代表国家利益的专家组与“扞卫”地方利益的干部，似乎成了对立的双方，争夺的很是激烈。有时间，甚至闹到面红耳赤、大发雷霆的地步。不过，作为地方干部，对方再发脾气，再生气，自己也不能与对方一样的，地方一心想的是把对方征服，把钱弄到地方，那才算真本事。
不久以后，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邵原镇的那煤矿的赔偿款确定了，国家计委也批过了，赔偿四千多万元人民币，真不得了啊！从先前的自报的1100万元，翻了四番还多，看看——看看——这事要是开始就认可了上边的批复，吃老鼻子亏了。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是在我正一心扑进移民的各种矛盾的漩涡里，专心在这汪波涛里“游弋”时，有人向我汇报，邵原镇上了一家移民企业，项目是焦化厂。我一听，脑子一下崩了。怎么？邵原镇原来就有一家焦化厂，何以再上同类企业？再说，焦化厂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只是一种消耗资源，又污染环境的行当。我立即问邵原镇的头头。这时候，镇书记和镇长都换了。据说是因为两人不团结，公然顶着牛，谁也不服谁，组织一怒，将二人全捋了。其实，这俩人在我心中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想干事的人，唉，常常有这种悲剧，两个好人相斗，最后以两败俱伤下场。四千多万元移民工业赔偿款要来了，老人做的一锅好饭只好叫新人吃吧。
我问邵原镇的头头，那么多工业项目不去考察，何以再上一个粗大笨的焦化厂？他们说，因为干这事内行，干别的不懂。我问，上这项目都请示的哪位领导？是谁批准的？他们说，没有请示，是镇里开会研究定下的。我知道，所谓镇里开会研究，实际就是头头的一言堂天下，他想咋弄就咋弄，他想弄啥就弄啥。弄到这地步，这事已经无法挽回，因为一两千万的款已经花出去了，特别是购置设备的款，已打出去了。这事我能管吗？前不久，因为一家移民乡的款项管理问题，开始，大家都同意照移民资金管理的规则，由几方参与管理，可是，后来乡里的头头坚决不干，认为凡是赔偿乡里的各种款项，就是移民乡的，就应该由移民乡自己管，自己管就是乡长来管。正常的乡财政，哪里见过这么多钱，一下子就是几千万元，这么多钱，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真的管不好啊！有一次，拨给一个移民乡几十万元的工业赔偿款，结果那乡长悄悄花去十多万元买了辆走私汽车，我听说后又愤怒又悔恨，那车又挂不上牌照，又怕被人发现，就开进山里的一孔大窑洞里晾着。唉，钱到他们手里，啥事都敢弄。
还有一次研究乡里的一笔移民款如何管理，本来，在下边都商量好的办法，是一种十分透明、公平，并具有相互监督机制的管理方法。结果一到会上，有人却变卦了，同意让移民乡一家来管，把我一人晾在会场，坚持照政策条文做事的我成了孤家寡人。我知道，我不能责怪同仁，是因为乡里攻关的力度太猛太凶，力量太厚实，使同仁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让步了。那天散会之后的第二天，市委和市政府最权威的人物都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是向我道歉的，说，焦市长对不起了！他们称我是真正的正直。他们还说，若是能照我的办法去做，那太好了，只是，不行啊！行不通的……然而，他们言外之意的东西更多、更深刻、更有学问，这种学问虽然不能上桌面，但是它一直被做事的人，能做成事的人运用着。我又一次想起“水至清则无鱼”的哲理，这种传统的文化正确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亲身亲历，亲眼看着人们在这样做，即使能澄清的水，也不必澄清，至少不要太清，否则，真的要弄不成事啦！真的要没“鱼”啦！真的就没“鱼”了吗？
眼下他们上了焦化厂，这时的我已没有了早先那种一触即发的怒火，只是暗生闷气，想，市里不管哪家，要上一个有些规模的新企业，起码要经市计委、市经委、市项目办之类的单位的行家里手论证一番。他们怎能这么儿戏？上这个焦化厂，镇里的头头说这项目没有请示过领导，我不大相信，这时候，我已经不想知道是谁支持他们干这事的，因为这已不重要了。只要是正确的决策，谁支持都是正确的，谬误的决策，谁支持都是错误的。管他干啥，我已无回天之术，只是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但愿上帝保佑邵原，这个不该上的却上去了的焦化厂能活下去，这可是用的邵原镇的家底（地下的矿藏）变卖的钱啊！还有几多干部为跑这笔资金花去的心血和时间，那又是一笔可观的代价啊。一切都在这几千万元之中，我们应该对得起它！这来之不易的财富。
为了制止移民款发放的过失，我与移民局班子又重审了发放移民款的程序，这多是指乡镇集体所有的工矿企业与公用设施的赔偿款。凡是在多大的数字，要由哪一级的主管人物审批。其实，即使执行这种程序，也是控制不住问题的。你若规定凡是超过200万元以上，要由哪级领导批示，他们本想要使用800万元，就会连续弄四次申请要款的报告，四个200万元也就陆续发放下去了。但是，没有这种规定，就更糟糕。
焦化厂的效果很快出来了，在经历了短暂的所谓的效益最佳时期之后，就不行了，表现出的形势是产品积压、竞争惨烈、价格下落、客户流失。还有，已经购了货的却不给钱，或根本付不起钱。这个已经投入3000万元的焦化厂，生产的产品换不成钱，就没有钱再买原料了。咋办？能看着它死掉吗？镇里的头头知道，还有1000多万元的矿藏赔偿资金哩，拿这钱来补充流资，还能苟延残喘几天，要么，就立马死掉。这时间，实际上焦化厂已经死了。不投钱要死，投钱也要死的，焦化厂的死只是个时间问题。
又过了一年，大约是在过大年之前，济源钢铁公司的总经理突然问我，一个投资三四千万元的焦化厂，何以以300万元卖给外地一家公司？我济钢出的价比他们高，何以不卖给我们。再说，我们济源毕竟是一家人，俗话讲，肥水不流外家田嘛……
这一次，我的脑袋确实如五雷轰顶，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请示呢？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将决策这事的头头们唤进办公室，看着他们那样子，急得直跺脚，气得将他们骂的狗屁不是。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的不是，是大错特错了……我说，这么多钱，就是你们贪污了也比这种结果强。贪污了公款，国家毕竟可以令其倒出脏款，可是，他们这种作法，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再说卖掉这企业，作为卖方，当然是想多卖些钱。可是，他们却以300万元的超低价卖出去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当济源钢铁公司总经理提出，要参与焦化厂的拍卖，愿意以公开竞拍，举牌报价的方式，参与竞争。他们却不予理睬，一意孤行，将一个投入三四千万元的企业，以不足投资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卖啦！唉，真是太没有规矩了，我真的茫然极了，困惑极了，以至于想起小浪底工地的德国项目经理克劳泽的问话，“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造假？”是啊！克劳泽弄不懂当今中国的造假（产品）现象。我能弄懂吗？也许，有一条定律可以解释这道问题，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其实物质的总和是不变的，无非放的位置不同罢了。唉，我若不以这种幽默来调解一下气极败坏的情绪，怕是精神要出问题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