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栏目第一次播放《东方之子》选择了我，我想是和白岩松同志提出的问题有关。这次《东方之子》访问的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启功、单士元、张中行等等，而我当时还不到七十岁，因此排在最后。
一开始白岩松就问我：“我们知道，你父亲是汤用彤，你是不是感到有压力？”我踌躇一会儿说：“我知道，在学术上的成就远远不如他，这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在1949年后就没有机会安静下来读点书，做点研究，政治运动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只是这几年好一点，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白岩松又问：“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也许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所以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汤先生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但我比我父亲可能更加关注现实。我为什么要办中国文化书院？主要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书院，而是为了要有一个能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路线，但我们觉得光有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相配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
我自知在学术文化上自己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这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我自小就上的是新式学校，幼儿园是在艺文学校，小学上的是有法国背景的孔德小学和英美背景的育英小学。不像我父亲从小就跟随我祖父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而且我在小学时由于家庭环境还算优越，而自己又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学习平平，没有什么大抱负。中学是在云南读的，先就读于宜良县立中学，它是一所非常一般的学校，后来进入联大附中。联大附中当然是大后方非常著名的中学，例如杨振宁就在这所中学教过数学，还有不少联大的教员和学生在附中兼课，而我仍然是一个平平的学生。后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我是由初二跳班入高一的，学习非常吃力，成绩不好，因此在高一读了两年，也就是一个留级生。现在南开同学会有时把我算在一九四六级（毕业）的，又有时把我算在一九四七级的。1946年考大学没有考取，入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由先修班升入本科也是很勉强的。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也有些课程只是考个及格，例如政治经济学；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例如德文。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例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等，而且我还选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俞大缜先生的“英国文学史”等等，所以在大学里，我的学习面比较宽。这对我以后作研究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从上述选课情况看，在大学里我是比较重视对西方哲学学习的。但是，我这点西方哲学的基础比起我父亲在美国学习了四五年无论如何也是相差很远的。我父亲在美国汉姆林大学的选课表（成绩单）我没找到，但他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了一份，现列于下：1919年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年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年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并在成绩单上写明：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我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自他回国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中的二十余年中间，正是他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这应该说是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间，他得以全心地做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加之他此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这种成就除了他的主观努力外，客观的“自由研究”的学术环境也不能说不重要。
在我初入大学时，我本来希望能成为一位哲学家，当时我的一些同学也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位哲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宁可（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在我看过的一本冯友兰著的《新知言》封面上开玩笑地写上“院士汤一介读的书”，该书现在仍保存着。在北大先修班和哲学系一二年级时，我确实读了不少书，而且写了不少读书心得来发挥我的思想。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的研究的可能性也因政治的原因丧失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别处详述。这就是说，在做学问上，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如何能比得上我父亲呢？
我父亲的著作不多，这几年我编辑他的学术方面的《全集》共七卷，真正成系统的书只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和一本由我整理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其他大都是他的论文、札记、提纲等等。据我所知，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也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虽然比当时已出版的“道教史”研究有所前进，而且有几章论到佛道之争，至今仍未见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我自己也知道，这部书仍然只能算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最近一两年，我一直想重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但没时间来读《道藏》中之有关材料，故不敢动笔。在我父亲病中，他曾对“道教”研究发生了兴趣，并留有三本读《道藏》札记。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关系无疑是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用彤先生在《佛教史》中已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并没有展开做过多的讨论，也许这也是他对《佛教史》仍“不惬私意”的原因之一吧！我本来有野心想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希望能对这一时期道教的历史和佛道关系作一清理，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这怎么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理清呢！就这点说，我一方面为我有这样父亲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为我自己在学术上的少有贡献而惭愧。
前面我已谈到，也许我比我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一层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我也想专心致力于学术，特别想钻入故纸堆中，所以研究起“魏晋玄学”来，但是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罗氏基金访问学者，正巧遇上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而我应邀参加该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为此我不得不为这次会议作一相关的发言。我原来的研究范围是道家哲学（如魏晋玄学），也涉及一点佛教，但哈佛大学（甚至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儒家哲学，而且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台柱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因而我也就不能不对现代新儒家多少做一点研究。当时我觉得现代新儒家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来，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而这是不是研究儒家思想唯一的路数？对此我抱着怀疑的态度。于是我写了一篇不长的发言稿，题为《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提出儒家思想关于“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据刘述先教授对这次讨论会的记述，有如下一段对我发言的评论，现抄录于下：
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1]
1984年夏，我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讨论会”，这期间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人发起开办了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我回来后，被他们推为书院的院长，这样就把我推上了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自此以后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的方向起了变化，研究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就这点说，我和我父亲对学术文化所关注的方向上都有很大不同。
原收入《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注释：
[1]刘述先：《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见刘著：《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