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永远存在的。我父亲于1964年去世，这年我已是三十七岁了。在三十七年中，只有四年我没有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1937年8月至1940年2月我父亲因卢沟桥事变经长沙到昆明去了，我和母亲仍然留在北平约有两年半没有和父亲在一起，那时我还小，父亲没有给我写过信，只是在给我母亲的信中，问问我和弟妹的情况。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信。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去念书。1941年夏，我进入联大附中，1942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的童子军教官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游宝谟（游国恩的儿子）、曾宪洛（曾昭抡的侄子）、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贵阳，我们住在一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条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后，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记》，因而感到会有很大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我们感到有救了，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是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对联大附中不满，要换个学校，到重庆念书。对我们的问话没有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联大附中派教务长魏泽馨来接我们回昆明。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的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也是西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位堂姐汤一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而我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买到机票就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亲，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病，而且心脏也很不好。由我们住的青云街到南屏街航空公司所在地要走半个多小时，有时还要跑到飞机场去，那就得一个多小时了。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了。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大概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抱怨生活太苦。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并且说，他在读清华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拌饭。后来我知道，这期间我们家正是困难时期，本来父亲的薪水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十四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的。我有两个妹妹，小妹早在北平时就因患痢疾去世了。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中记述了大妹的死。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纯儒”。又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父亲正好五十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和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五十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十五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六十岁（1987年）时也才如孔子四十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我能进入那儿上学当然是得力于我的堂姐在那儿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对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重庆南开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我所在的四六、四七两级，现在是两院院士的就有十余人，有些在国外也都有成就。前几年，为帮助重庆南开恢复抗战时期的光辉，南开校友会组织了一个“顾问团”，其成员大都是两院院士，而人文学科的顾问只有我一个。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原收入《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