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我父亲到美国留学四五年，她带着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当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由我祖母当家，每月只给我母亲少量的零用钱，所以母亲得常由黎姨妈接济，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我的姐姐就是在此期间病逝的。我母亲最伤心的事是，她生了六个孩子，却有四个是先她而死去。试想，母亲自己没有什么事业，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责任。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应说无可挑剔，在这方面她大概没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总像一块重石压在她身上。我记得，在宜良时，母亲和我谈起哥哥一雄，她说：“一雄如在我身边，也许不会死。”她这是在自责，在思念，因为哥哥毕竟是她的大儿子。30年代，我们在北平时，哥哥参加了学生运动（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哥哥是1938年在长沙与袁永熙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喜欢照相，拍摄了许多“一二·九”运动时的照片。在当时，拍照片是很花钱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亲要钱，母亲也总是满足他的要求，而我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觉得我哥哥应该好好念书，其他事都是“不务正业”。但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与我母亲争辩。最能表现母亲的能力的，是她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由北平经上海至香港到海防，这一路是要经过日占区、法租界、英殖民地，又到日占区的海防，几千里，她都应付过去了。而且到香港后，她还有兴致带我们坐缆车游香港太平山。抗战期间，在云南教授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薪水总是不够，有的教授以刻图章、写字补充家用，有的教授为其他学校兼课补充家用，而我父亲既不会刻图章，又不精书法，且又不去他校兼课。于是就靠我母亲设法支撑家用，先是卖由北平带去的首饰，后又卖带去的衣服。卖衣都是由母亲摆个地摊，和买主讨价还价，这种时候，我的大妹总是帮母亲守摊。1946年暑假回到北京，这时我伯父因生活困难已将缎库胡同的房子卖了，搬到北海旁边的小石作胡同二号的一个院落。这个院子也有二十余间房，有三个院子，但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亲雇人修理的。修理后成为一座不错的住宅。在云南，我们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租住在别人的破房子里。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亲用力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院子里种上了花木。我记得有一棵白丁香，开起花来真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乐黛云结婚就是在这个院子举行的。可惜这个院子于80年代中以八千元为政府所收购，于此盖了一座楼。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值得说一说的事。1950年，抗美援朝中，我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前线，这时《新民晚报》记者访问我的母亲，他问：“你能同意你的儿子上前线吗？”母亲回答说：“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我的儿子当然也应该上前线。”这时政府号召捐献买飞机，母亲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献了。这些都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共产党把外国势力赶跑了，官吏们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爱国也不愿后人了。1952年暑假后，我们家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址），住在燕南园五十八号。这时我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地点在市内东城区的贡院西大街，只是到周末我才回燕园。而乐黛云留在北大，担任中文系的秘书和教员党支部的工作，因刚刚由城里迁到城外，加之正是院系调整时期，她的工作很繁忙，家务一切都由我母亲操持，我们回家就是吃饭，什么事也不用我们操心。1953年7月22日，我的女儿汤丹出生了。乐黛云是没有时间照顾汤丹的，我更没有时间了，女儿是由母亲亲手带大的，就是1957年12月24日我的儿子出生以后，也是由母亲照管的。特别是乐黛云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我又常下乡去搞什么“大跃进”，在这困难时期，都是母亲帮我们渡过难关。在当时，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了个“右派”，对这个家庭说必然会有个大变化，但是，我母亲对乐黛云依然如旧，没有半点表现出不满。在乐黛云下放“劳动改造”期间有假期回家，母亲总是准备丰盛的菜饭来给她以补养。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母性，难道几十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正是把人的自然本性都变成了“奴性”吗？幸好我母亲一直待在家里，甚少受“思想改造”之苦，因而她的“人性”比起经过改造的人保存得多一点，这是我们家的幸运。
由于父亲于1964年去世，这对我们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靠我和乐黛云以及我弟弟、弟媳的工资是维持不了家用的，这时还由政府每月给我母亲一百元生活补助，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的生活补助被取消了，只得靠积蓄补足，但日久积蓄用完，生活就大不如前。母亲因父亲的去世，又加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黑帮”，时常要挨批斗，母亲整日担惊受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大影响了她的身体，自1968年起她就生病长期卧床。燕南园在北大校园内，它的南面就是学生宿舍群二十八楼至三十二楼。1967年下半年，北大的红卫兵就分成了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和以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开始还只是辩论，互贴大字报，但后来发展成两派的武斗。我这个“黑帮”住在燕园很容易受到两派的注意，而且自1966年秋起，我们已经自动地退出几间房子，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和我弟弟一家四口再加上我们的老母亲住在一起也比较挤了，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于1968年初就搬到中关园的小平房中去了，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武斗区，以期躲避灾难。而我弟弟一家四口和我母亲仍然留在燕南园，因为我弟弟和弟媳不是什么“黑帮”之类，所以没有什么“革命组织”找他们的麻烦。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我们的工资很低，每月只能挤出二十元给母亲。实在无法，我们就开始卖父亲的藏书，先把《四部丛刊》卖给了南京大学，后又把父亲藏的外文书卖给了武汉大学，以渡过难关。母亲就这样卧病在床，后来神智也不大清醒了，有时认识人，有时也认不清人了，这样一直到1980年她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
原收入《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