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休闲孙绍振幽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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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幽默功能(2)

本来“地球”这个词和“地板”虽仅差一字,但意义相去甚远,地球面积、体积非地板可比。地球有天文学的意义,一提地球,人们就想起了宇宙空间的广裹,太阳、星星、月亮的伟大,这一切和地板相比就显得怪异了,令人震动了,这种震动越强,通常的世俗的思路就越是容易被阻断。把一个小孩子从床上抱下来放在地球上,在空间的联想上就大大超越出旅馆的房间,在那么大的空间中,床单上的一两个脚印立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把做这样一件小事说成是“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显得不伦不类,而这恰恰是让思路转移的方法,可能引起的焦虑情绪被淡化了,情绪也就被解脱出来了。

幽默也胜于雄辩

雄辩重要,第一,因为它用处大,一旦熟练掌握,能解决许多难题。第二,因为它比较复杂,不易掌握。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经过多少年的智力训练,但能完全达到雄辩水平,熟练到随心所欲的,并非多数。

要害是雄辩与一般论证不同,一般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成,但一方自圆其说并不排除另一方也能自圆其说。双方都能自圆其说了,就变成了僵持。雄辩则要打破僵持,不但根据自己的道理能自圆其说,而且根据对方的道理和事实也能自圆其说。

有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

古希腊有二个诡辩大师叫做普罗塔哥拉。他很自信。

他招了一个学生,跟他订了一个合同:学生毕业后,第一场官司打不赢,那就不收学费。结果这个学生毕业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就是不交学费。普罗塔哥拉就去找他要学费。学生说:咱们打官司好了,如果法官判我赢了,我就根本不用交学费了;如果法官判我输了,那就根据咱们的合同,第一次官司打输了,同样不用交学费。

这个学生不愧是诡辩家的弟子,他采用了一种现代美国人叫“墨菲定律”的方法,亦即不管怎么说,都是我有理。其实,这个学生不过是在诡辩,因为他留下了一个漏洞。根据法庭判决,他若输了,就要交学费;而根据合同,则第一次官司输了,不用交学费。这二者是矛盾的,反过来说,若法庭判决他赢了,也就是不用交学费;可根据合同他赢了,却应交学费,这也是相矛盾的。

之所以说这位学生是在诡辩,是由于他在这互相矛盾的四种可能性中,精心地选择了有利于他的两个可能性,而将不利于他的可能性丢在一边,当它不存在。这是在耍滑头。雄辩则不是这样,它要求兼顾不利自己的一切可能性。

后来这个耍滑头的学生官司还是输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真正雄辩的法官,此人正是普罗塔哥拉的朋友。

他让普罗塔哥拉第一次官司打输,学生打赢。

这就是说,按照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可是按照合同,学生第一次官司打赢了,则应交学费,二者仍然是互相矛盾的。

这位法官让普罗塔哥拉不服上诉,第二次再打官司,这一次他让老师打赢,学生在第二次判决中输了。这样一来,矛盾解决了,不论接法庭判决还是合同,都应该交学费。

这位法官比普罗塔哥拉和他的弟子高明多了。普罗塔哥拉以诡辩闻名,他的弟子也只是诡辩而已,因为他们只顾得自固其说,而顾不得别的。这位法官则能左右逢源,正反合证,不管怎么着,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普罗塔哥拉的朋友很雄辩,其原因在于他用了雄辩论证的基本方法,亦即不满足于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一面,而且把不利于自己的一面也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这种论证的特点在于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层次的论证,而是两次性的或二度性的转化。

雄辩讲的是正理,而诡辩则是讲歪理,这就敌不过雄辩。但雄辩有时也一下子解决不了某些棘手的问题。人的理性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比情感更有实用价值,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人们情绪顶牛了,不讲理了,你再多的道理也敌不过“歪理十八条”。

1946年,中国法学家梅汝墩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这个法庭。座位怎么排,成了争论的焦点。实力强大的国家主张以实力大小为序,英国名的英语字母排前的国家则主张以英语字母顺序排。大家都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

这时,中国代表梅汝璈则主张按接受日本投降时签字国的顺序排列国名。这样,中国就比较靠前。他讲了一通道理,例如中国的抗战时间最久,受害最深。道理虽然讲得好,可是很难使各国让步,因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定的膨胀了。

这时梅汝墩一看,正理不通,就采了一通歪理。他非常严肃地补充说:如果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建议以体重的轻重来排座次。他的话一出口,各国的法官都忍俊不禁。膨胀情绪缓解了,会场上人们的表情活跃起来,生动起来了。

庭长先生也很幽默,他接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是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城说:“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即使按体重我被排列到本座,我还可以建议我国派一位胖子来代替我。”

法官们一听大笑起来。最后表决,梅汝墩的方案居然顺利通过了。

这说明,情感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情感的作用可能比理性或知性更为强大。

不能讲理,只传递情感

在商务活动中,甚至在外交活动中,许多严肃的谈判本来是不讲究情感的;但是参与活动的人都是有情感的,因而情感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免的。许多事情,用讲道理的方法讲顶牛了,僵住了,再讲就要弄巧成拙了,再傻乎乎地钻牛角尖就不懂人情世故,违反公关之道了。这时如果再忽视情感的作用就太不明智了。

自然,讲情感也有多种方式,最粗浅的办法就是把情感直接说出来;可是直接抒情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或者情人的信中,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会产生不伦不类的效应,因而,往往就要寻求间接途径。幽默就是间接表达情感达成默契的一种重要公关手段。

要使说话有趣味,在某种情况下,就是要说些胡话。

有一次,福建省作家协会正在开代表大会,三名执行主席是舒婷、季仲和我。但谁都不想主持会议,推来推去,最后推了我上台。本来,台下的人看到了这一切,如果我上台去实事求是他说“他们很谦虚,让我来主持”,这还有什么趣味呢?何况会开到第三天,大伙已经有点累了,注意力不大集中,我得说几句开心的话,让大家情绪振奋一下。于是我说了:

“本来会议由舒婷、季仲和我主持,但是由于种种严重的原因,只好我上来。首先舒婷说,她一个女孩儿家,在台上抛头露面,怪害臊的,所以她坚决不来。”

我一说,大家都乐了,正在开小差的注意力开始往会场上集中了。我接下去说:

“至于季仲,他本来是不像舒婷那么害臊,他见的世面也很多;但是,他刚才发现好久没有去理发,不够风流潇洒,所以也就不采了。”

我一说完,大家都活跃起来,表情也变得丰富了,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讲的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完全不符合事实,但是谁也没有责备我胡说八道,就连舒婷、季仲也没有抗议我破坏他们的名誉。他们倒是根开心地笑了。

这说明幽默的功能,不是传达现实的客观信息,而是通过歪曲客观信息的方法,来传达一种主观情感的信息。当我说舒婷害臊、季仲爱风流时,虽然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却传达、交流了相互之间调侃的情趣。

所以幽默应是在进攻性与戏谑性、在硬与软之间达到某种最佳平衡。软中有硬,不软不硬,让你不疼不痒,又酸又甜。

当然绝对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幽默本性是软的,因而戏谑性的倾向总是占优势,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调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就意味着较强的进攻性必须与相应的调笑性相结合,若无足够的调笑性则进攻性将转化为讽刺,而讽刺不是以淡化矛盾、缓解情绪为特点的,而是刺激情绪的。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对于陆军将领麦克伦未能很好地掌握时机向南方进攻感到不满,于是写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麦克伦:

如果你不想动用陆军的话,我想暂时借用一会儿。

敬爱你的

林肯

本来这是一封撤职的信,但是完全没有撤职的火药味,这是因为林肯用了超脱的方法,把撤职曲解为“暂时借用”由麦克伦所领导的陆军。这样不但矛盾淡化了,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调笑的语境,好像没有撤职这回事似的。

但是这封信后来没有寄出,原因是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改变事情的严重性。

说实在的,在面临这样的形势之时,要根本改变事情的严重性是很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你要把人家从固有的思路上挟持出来,然后让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你的思路,和你埋伏在那里的结论猝然遇合,让他豁然开朗,恍然大悟。这对于受到实质性打击或损害过甚者是不可能的。

幽默利于以歪理传达感情,而不能让正理传达理性,因而幽默之理都不能实用,幽默的最大局限就是不能讲理。

……这种自我调侃的幽默,在美国幽默理论中,被列为最高级的幽默。人在生活中,尤其是在讲台上都不由自主地希望自己的形象高大一些,光彩一些,因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抒情语言。抒情语言自然能传达情感,但是也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夸张的精神优势,会扩大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二是太多书面化的语言缺乏日常的感情色彩,也很容易把自己和听众之间的距离拉开。而幽默语言则相反,表面上是降低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和听众的感觉沟通了,听众不但接受他的感觉,而且以笑声、掌声、活跃的情绪鼓舞了他。这就构成了一种饱和的、热烈的现场交流氛围。在这氛围中,哪怕是演讲者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会产生共鸣效应。

幽默语言的这种功能常为人们所忽略,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别。许多人以为只要是好朋友、亲人以至夫妻,天天生活在一起,就可以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其实不然。空间距离的紧密不等于心理上亲密无间。从物理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不会因为人的情感状态变化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是可以因为情感的作用而变化的。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讲的是情感投合,哪怕住在天南海北,也如住在隔壁;反过来,如感情不合,哪怕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也是有如隔着太平洋。

一条逻辑贯穿到底,一兀化的思路,有科学发明和理性创造的价值,但却没有交流感情的幽默价值。而幽默逻辑没有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却有交流感情的幽默价值。

雄辩在对抗中,以征服对方甚至压服对方为原则,征服和压服都可能增加对方的抵触情绪。也许更好的方法是瓦解对方的抵触情绪,把对抗化为互相的理解、沟通,不用你强加于他,而他自己却恍然大悟了。这就是幽默的伟大功能了。

幽默的方法和雄辩的方法不同,雄辩主要是讲理不着重讲情的,幽默主要是融情不着重讲理的。

幽默有时行不通

应该承认,幽默的共享在对抗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很难实现了。

首先,在对抗具有伤害性,并且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时,被伤害者就很难与伤害者在什么地方找到心灵沟通的最短距离。正是因为这样,在30年代,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时,林语堂吁请海内文人大谈幽默就遭到鲁迅反对。在鲁迅看来,在思想战线进行原则性斗争时,不但幽默要不得,而且费厄泼赖(fairplay)的精神也要不得,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宽容精神,而是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坚持原则。虽然鲁迅在写作散文时往往非常幽默,远比林语堂幽默得多。但是他在社会思想评论中却反对幽默的滥用。

这说明,在为正义进行严峻的殊死搏斗时,幽默是无用武之地的。在带血的屠刀面前,无论如何不能与屠夫会心而笑;但是,这只是一般而言,黑色幽默则例外。

其次,在某些特别庄重肃穆的场合中也不适合用幽默来活跃气氛,在某些宗教、政治集会上,在某些仪式上(如葬礼上)是不能开玩笑的。

自然,由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千差万别,幽默的情境和反应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例如在西欧进入教堂做礼拜,从来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在德国,更是绝对肃穆。但是在美国,神甫布道时却可以讲笑话,逗得教友们哄堂大笑。在中国,离了婚的父亲再结婚,在结婚仪式上,前妻的儿子一般是不会开玩笑的。但是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说,他就在父亲的第二次婚礼上幽默了一下。他对父亲说:“我希望第三个新娘长得比第二个新娘更漂亮。”在中国,父母的离婚给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人之常情。在美国却不同,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儿子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对他说,一个美国的同学很羡慕他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而另一个美国学生则说:“父亲、母亲越多,祖父、祖母(在英语中包括外祖父、外祖母)也就越多,到了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也就越多。”于是大家笑了起来。若把这种幽默运用到中国孩子身上,例如在父母离了婚的孩子面前讲这样的笑话,也会伤害孩子的心灵。

幽默得有一种气氛,或者叫语境。没有那种气氛,哪怕再有趣的话也笑不起来;有了那种气氛,哪怕很平常的话也挺逗的。

气氛就是双方情感渠道通畅的结果,那可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一旦不通,幽默可能变成别扭,造成伤害。

有一次正在举行宴会,我到另一桌去祝酒,那个桌上女孩子比较多,我想幽默一下,就对桌上一位男士说:“很荣幸我一下就找到你,哪里女孩子多,哪里就可以找到阁下。”大家哈哈一笑。

等我席散回家,这位男士已经等在我家里了,他很严肃地说:“你怎么把我往死里整,我是那种好色之徒吗?”

我知道,这是幽默用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很少的惨败。

反正心灵渠道已经堵塞,作什么理性的解释也是白搭,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他道歉:“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幽默要看对象,看场合。如果对象比较陌生,还没有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程度,气氛还没有融洽,就要创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