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地球”这个词和“地板”虽仅差一字，但意义相去甚远，地球面积、体积非地板可比。地球有天文学的意义，一提地球，人们就想起了宇宙空间的广裹，太阳、星星、月亮的伟大，这一切和地板相比就显得怪异了，令人震动了，这种震动越强，通常的世俗的思路就越是容易被阻断。把一个小孩子从床上抱下来放在地球上，在空间的联想上就大大超越出旅馆的房间，在那么大的空间中，床单上的一两个脚印立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把做这样一件小事说成是“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显得不伦不类，而这恰恰是让思路转移的方法，可能引起的焦虑情绪被淡化了，情绪也就被解脱出来了。
幽默也胜于雄辩
雄辩重要，第一，因为它用处大，一旦熟练掌握，能解决许多难题。第二，因为它比较复杂，不易掌握。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经过多少年的智力训练，但能完全达到雄辩水平，熟练到随心所欲的，并非多数。
要害是雄辩与一般论证不同，一般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成，但一方自圆其说并不排除另一方也能自圆其说。双方都能自圆其说了，就变成了僵持。雄辩则要打破僵持，不但根据自己的道理能自圆其说，而且根据对方的道理和事实也能自圆其说。
有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
古希腊有二个诡辩大师叫做普罗塔哥拉。他很自信。
他招了一个学生，跟他订了一个合同：学生毕业后，第一场官司打不赢，那就不收学费。结果这个学生毕业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就是不交学费。普罗塔哥拉就去找他要学费。学生说：咱们打官司好了，如果法官判我赢了，我就根本不用交学费了；如果法官判我输了，那就根据咱们的合同，第一次官司打输了，同样不用交学费。
这个学生不愧是诡辩家的弟子，他采用了一种现代美国人叫“墨菲定律”的方法，亦即不管怎么说，都是我有理。其实，这个学生不过是在诡辩，因为他留下了一个漏洞。根据法庭判决，他若输了，就要交学费；而根据合同，则第一次官司输了，不用交学费。这二者是矛盾的，反过来说，若法庭判决他赢了，也就是不用交学费；可根据合同他赢了，却应交学费，这也是相矛盾的。
之所以说这位学生是在诡辩，是由于他在这互相矛盾的四种可能性中，精心地选择了有利于他的两个可能性，而将不利于他的可能性丢在一边，当它不存在。这是在耍滑头。雄辩则不是这样，它要求兼顾不利自己的一切可能性。
后来这个耍滑头的学生官司还是输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真正雄辩的法官，此人正是普罗塔哥拉的朋友。
他让普罗塔哥拉第一次官司打输，学生打赢。
这就是说，按照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可是按照合同，学生第一次官司打赢了，则应交学费，二者仍然是互相矛盾的。
这位法官让普罗塔哥拉不服上诉，第二次再打官司，这一次他让老师打赢，学生在第二次判决中输了。这样一来，矛盾解决了，不论接法庭判决还是合同，都应该交学费。
这位法官比普罗塔哥拉和他的弟子高明多了。普罗塔哥拉以诡辩闻名，他的弟子也只是诡辩而已，因为他们只顾得自固其说，而顾不得别的。这位法官则能左右逢源，正反合证，不管怎么着，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普罗塔哥拉的朋友很雄辩，其原因在于他用了雄辩论证的基本方法，亦即不满足于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一面，而且把不利于自己的一面也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这种论证的特点在于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层次的论证，而是两次性的或二度性的转化。
雄辩讲的是正理，而诡辩则是讲歪理，这就敌不过雄辩。但雄辩有时也一下子解决不了某些棘手的问题。人的理性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比情感更有实用价值，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人们情绪顶牛了，不讲理了，你再多的道理也敌不过“歪理十八条”。
1946年，中国法学家梅汝墩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这个法庭。座位怎么排，成了争论的焦点。实力强大的国家主张以实力大小为序，英国名的英语字母排前的国家则主张以英语字母顺序排。大家都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
这时，中国代表梅汝璈则主张按接受日本投降时签字国的顺序排列国名。这样，中国就比较靠前。他讲了一通道理，例如中国的抗战时间最久，受害最深。道理虽然讲得好，可是很难使各国让步，因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定的膨胀了。
这时梅汝墩一看，正理不通，就采了一通歪理。他非常严肃地补充说：如果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建议以体重的轻重来排座次。他的话一出口，各国的法官都忍俊不禁。膨胀情绪缓解了，会场上人们的表情活跃起来，生动起来了。
庭长先生也很幽默，他接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是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城说：“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即使按体重我被排列到本座，我还可以建议我国派一位胖子来代替我。”
法官们一听大笑起来。最后表决，梅汝墩的方案居然顺利通过了。
这说明，情感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情感的作用可能比理性或知性更为强大。
不能讲理，只传递情感
在商务活动中，甚至在外交活动中，许多严肃的谈判本来是不讲究情感的；但是参与活动的人都是有情感的，因而情感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免的。许多事情，用讲道理的方法讲顶牛了，僵住了，再讲就要弄巧成拙了，再傻乎乎地钻牛角尖就不懂人情世故，违反公关之道了。这时如果再忽视情感的作用就太不明智了。
自然，讲情感也有多种方式，最粗浅的办法就是把情感直接说出来；可是直接抒情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或者情人的信中，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会产生不伦不类的效应，因而，往往就要寻求间接途径。幽默就是间接表达情感达成默契的一种重要公关手段。
要使说话有趣味，在某种情况下，就是要说些胡话。
有一次，福建省作家协会正在开代表大会，三名执行主席是舒婷、季仲和我。但谁都不想主持会议，推来推去，最后推了我上台。本来，台下的人看到了这一切，如果我上台去实事求是他说“他们很谦虚，让我来主持”，这还有什么趣味呢？何况会开到第三天，大伙已经有点累了，注意力不大集中，我得说几句开心的话，让大家情绪振奋一下。于是我说了：
“本来会议由舒婷、季仲和我主持，但是由于种种严重的原因，只好我上来。首先舒婷说，她一个女孩儿家，在台上抛头露面，怪害臊的，所以她坚决不来。”
我一说，大家都乐了，正在开小差的注意力开始往会场上集中了。我接下去说：
“至于季仲，他本来是不像舒婷那么害臊，他见的世面也很多；但是，他刚才发现好久没有去理发，不够风流潇洒，所以也就不采了。”
我一说完，大家都活跃起来，表情也变得丰富了，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讲的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完全不符合事实，但是谁也没有责备我胡说八道，就连舒婷、季仲也没有抗议我破坏他们的名誉。他们倒是根开心地笑了。
这说明幽默的功能，不是传达现实的客观信息，而是通过歪曲客观信息的方法，来传达一种主观情感的信息。当我说舒婷害臊、季仲爱风流时，虽然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却传达、交流了相互之间调侃的情趣。
所以幽默应是在进攻性与戏谑性、在硬与软之间达到某种最佳平衡。软中有硬，不软不硬，让你不疼不痒，又酸又甜。
当然绝对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幽默本性是软的，因而戏谑性的倾向总是占优势，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调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就意味着较强的进攻性必须与相应的调笑性相结合，若无足够的调笑性则进攻性将转化为讽刺，而讽刺不是以淡化矛盾、缓解情绪为特点的，而是刺激情绪的。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对于陆军将领麦克伦未能很好地掌握时机向南方进攻感到不满，于是写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麦克伦：
如果你不想动用陆军的话，我想暂时借用一会儿。
敬爱你的
林肯
本来这是一封撤职的信，但是完全没有撤职的火药味，这是因为林肯用了超脱的方法，把撤职曲解为“暂时借用”由麦克伦所领导的陆军。这样不但矛盾淡化了，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调笑的语境，好像没有撤职这回事似的。
但是这封信后来没有寄出，原因是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改变事情的严重性。
说实在的，在面临这样的形势之时，要根本改变事情的严重性是很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你要把人家从固有的思路上挟持出来，然后让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你的思路，和你埋伏在那里的结论猝然遇合，让他豁然开朗，恍然大悟。这对于受到实质性打击或损害过甚者是不可能的。
幽默利于以歪理传达感情，而不能让正理传达理性，因而幽默之理都不能实用，幽默的最大局限就是不能讲理。
……这种自我调侃的幽默，在美国幽默理论中，被列为最高级的幽默。人在生活中，尤其是在讲台上都不由自主地希望自己的形象高大一些，光彩一些，因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抒情语言。抒情语言自然能传达情感，但是也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夸张的精神优势，会扩大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二是太多书面化的语言缺乏日常的感情色彩，也很容易把自己和听众之间的距离拉开。而幽默语言则相反，表面上是降低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和听众的感觉沟通了，听众不但接受他的感觉，而且以笑声、掌声、活跃的情绪鼓舞了他。这就构成了一种饱和的、热烈的现场交流氛围。在这氛围中，哪怕是演讲者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会产生共鸣效应。
幽默语言的这种功能常为人们所忽略，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别。许多人以为只要是好朋友、亲人以至夫妻，天天生活在一起，就可以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其实不然。空间距离的紧密不等于心理上亲密无间。从物理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不会因为人的情感状态变化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是可以因为情感的作用而变化的。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讲的是情感投合，哪怕住在天南海北，也如住在隔壁；反过来，如感情不合，哪怕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也是有如隔着太平洋。
一条逻辑贯穿到底，一兀化的思路，有科学发明和理性创造的价值，但却没有交流感情的幽默价值。而幽默逻辑没有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却有交流感情的幽默价值。
雄辩在对抗中，以征服对方甚至压服对方为原则，征服和压服都可能增加对方的抵触情绪。也许更好的方法是瓦解对方的抵触情绪，把对抗化为互相的理解、沟通，不用你强加于他，而他自己却恍然大悟了。这就是幽默的伟大功能了。
幽默的方法和雄辩的方法不同，雄辩主要是讲理不着重讲情的，幽默主要是融情不着重讲理的。
幽默有时行不通
应该承认，幽默的共享在对抗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很难实现了。
首先，在对抗具有伤害性，并且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时，被伤害者就很难与伤害者在什么地方找到心灵沟通的最短距离。正是因为这样，在30年代，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时，林语堂吁请海内文人大谈幽默就遭到鲁迅反对。在鲁迅看来，在思想战线进行原则性斗争时，不但幽默要不得，而且费厄泼赖（fairplay）的精神也要不得，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宽容精神，而是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坚持原则。虽然鲁迅在写作散文时往往非常幽默，远比林语堂幽默得多。但是他在社会思想评论中却反对幽默的滥用。
这说明，在为正义进行严峻的殊死搏斗时，幽默是无用武之地的。在带血的屠刀面前，无论如何不能与屠夫会心而笑；但是，这只是一般而言，黑色幽默则例外。
其次，在某些特别庄重肃穆的场合中也不适合用幽默来活跃气氛，在某些宗教、政治集会上，在某些仪式上（如葬礼上）是不能开玩笑的。
自然，由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千差万别，幽默的情境和反应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例如在西欧进入教堂做礼拜，从来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在德国，更是绝对肃穆。但是在美国，神甫布道时却可以讲笑话，逗得教友们哄堂大笑。在中国，离了婚的父亲再结婚，在结婚仪式上，前妻的儿子一般是不会开玩笑的。但是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说，他就在父亲的第二次婚礼上幽默了一下。他对父亲说：“我希望第三个新娘长得比第二个新娘更漂亮。”在中国，父母的离婚给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人之常情。在美国却不同，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儿子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对他说，一个美国的同学很羡慕他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而另一个美国学生则说：“父亲、母亲越多，祖父、祖母（在英语中包括外祖父、外祖母）也就越多，到了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也就越多。”于是大家笑了起来。若把这种幽默运用到中国孩子身上，例如在父母离了婚的孩子面前讲这样的笑话，也会伤害孩子的心灵。
幽默得有一种气氛，或者叫语境。没有那种气氛，哪怕再有趣的话也笑不起来；有了那种气氛，哪怕很平常的话也挺逗的。
气氛就是双方情感渠道通畅的结果，那可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一旦不通，幽默可能变成别扭，造成伤害。
有一次正在举行宴会，我到另一桌去祝酒，那个桌上女孩子比较多，我想幽默一下，就对桌上一位男士说：“很荣幸我一下就找到你，哪里女孩子多，哪里就可以找到阁下。”大家哈哈一笑。
等我席散回家，这位男士已经等在我家里了，他很严肃地说：“你怎么把我往死里整，我是那种好色之徒吗？”
我知道，这是幽默用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很少的惨败。
反正心灵渠道已经堵塞，作什么理性的解释也是白搭，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他道歉：“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幽默要看对象，看场合。如果对象比较陌生，还没有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程度，气氛还没有融洽，就要创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