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一个忙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一个经理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昏天黑地，他得同时应付几部一起响起的电话，不同性质的急迫事件，成天到晚迫在眉睫。他一面穷于应付着紧迫的形势，一面反复提醒自己，今天下班一定要提前几分钟到隔壁房间秘书小姐那里去求婚，可不能再忘了。已经忘了不知多少次了，终身大事再拖下去后果就严重了。这一次他总算记住了，在小姐下班以前赶到她面前向她提出正式求婚。他紧张地观察小姐的表情以猜测自己的命运。没想到小姐的脸色既不是为难（拒绝），也不是喜悦（同意），而是十分困惑，经过一番沉默以后，小姐终于说：“亲爱的，难道你忘了，昨天我们不是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了吗？”
这个忙碌的经纪人观念与现实不一致，错位达到空前绝后的惊人程度，连他昨天结了婚的事都忘了。这样的夸张绝不亚于《艾子后语》，但是显然不同于《艾子后语》的是，它不是简单的滑稽，而是深刻的幽默。
因为他的健忘走向一个非常悖谬的境地。多次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忘掉的一求婚倒是记住了，而求婚的顺利结果——结婚却忘记了。在极端悖谬中又有十分合理的东西，本来老是忘了的，由于多次反复，变得不健忘了；而多次反复的提醒造成的焦灼感，却导致结婚被遗忘了。按正常的心理规律，当然是结婚的记忆比求婚深，因为结婚是求婚的目的，比求婚重要；这里却倒了过来，把结婚都忘了，而结婚正是反反复复地自我提醒要去求婚的结果。一方面的过度兴奋，导致另一方面的过度抑制，这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求婚的观念与现实的不一致，正好和结婚的记忆与现实的不一致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致。这样，健忘就不完全是一种纯心理的病态，而是主人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特殊结果了，这就是“复位”了。读者也就不难在深思中微笑，在微笑中深思了。他太忙了，忙得不但求婚屡屡忘却，连结婚也都记不住，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
这个故事很发人深思：他这么忙碌，无非是为了赚大钱，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但即使钱多到用不完的程度，如果忙得连结婚这样的大事都心不在焉，都不记得了，这样的人活着又有多少意思呢？
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刻的启示，这样的小说就不是滑稽小说，而是幽默小说。
对于幽默作家来说，他的才华首先表现在把那怪异的、反常的结果以非常强烈的形式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推想其原因。他不能把这原因原原本本讲出来，如果一五一十讲出来，那就傻了，破坏幽默趣味了。其次，他得把原因蕴含在错位结构之中，推动读者用想象去“复位”。
幽默之所以是幽默，就是因为作者和读者、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的交流。如果把逻辑过程完整无缺地提供给读者和听者，那就不是心照不宣、心领神会，读者就不可能享受到突然顿悟之乐了。
表层错位与深层复位
衡量一种幽默语言的质量，首先看它语义错位具有多大的不一致性。在一定限度之内，错位的幅度越大越能引起听者的惊异，二者成正比关系。同时也要看它在语义转换出多大幅度的情感一致来。不一致在言内，一致在言外，言外之意越是丰富，幽默越是经得起欣赏。
70年代初，我和一个朋友一起下放到南方山区，那里没有苹果，交通也不便，以致朋友的孩子长到三四岁，连苹果也没见过。有一次我拿了一张画着苹果的看图识字卡片去问孩子：“这是什么？”孩子认真看了一下说：“地瓜。”我和她父母都笑了，但孩子没有笑。我们笑，并不是笑她的幽默，而是笑她的天真的土气。
过了许多年，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了业，并且有很像样的工作。
有一天，到地家去玩，她削苹果给我吃。我接过苹果问她：“这是什么呀？”她答：“地瓜。”结果是大家都笑了。
这就相当幽默了，这个不符事实的胡话不再表现孩子的天真的土气，而是表现她的幽默了。
因为在这语义错位中，所唤醒的或者转换生成的共同经验和记忆相当丰富。它让我想起了这孩子当年在穷乡僻壤那种土里土气的可怜相，而今天这姑娘长得楚楚动人，工作上挺有出息，对人民挺有贡献，回忆和现状产生了意味深长的时比。这里还包括了我们关系的变化等等，这么大的反差和这么丰富的认同结合在一起，这句简单的话幽默的意味就十分深厚了。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认同意味，即使有大幅度的语义错位，也只是滑稽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滑稽和幽默分开了档次。滑稽，虽然是幽默的基础，和幽默一样能逗人发笑，但是滑稽的笑只是突然意会到外在的不协调，包括我们已经充分强调了的语义错位而形成的不一致。不协调的形式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事实与概念的不协调，这就是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叔本华说的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所持的概念与事实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了。
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并不是任何一种名不副实或语义错位都是好笑的。山区小孩子把苹果叫做“地瓜”会引人发笑。虽然笑的人不一定深思，但是这里还是暗示了原因，那就是当地的地瓜很多而苹果罕见，因而孩子的地瓜概念同化了苹果。如果把苹果叫做橘子，同样是名不副实，或叫概念与现实不一致，则只是一种偶然的错误，那是没有什么好笑的。
名不副实是不合理的，但是，绝对的不合理，只是谬误，不会引发出笑来；只有不合理的谬误，在另一个方面、另一个层次上又有合理的暗示，这才能引发出笑声来。
我们不必对叔本华的权威有过分的迷信，他已经死了许多年，作为后来人，在一些问题上不比他聪明一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我看来，有时概念与事实的不一致，只是表层结构，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有一个潜在的反衬的层次。在这里，概念和说话者主观的心理又是一致的，所以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应该改成：表层的不一致与深层的一致的统一。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平面的结构，而是一种复合的结构，表层的不一致是怪异的，能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而深层的一致则是无声的，或者从双方共同的经验，或者从双方默默的推理中能得到领悟。
表层的不一致，是客观的、可感的。其怪异性，是引人发奖的，笑的程度与不一致的程度成正比，但是这是短暂的、肤浅的、缺乏深厚意味的。如果光有这表层的反差，即使笑了，也只是天真的滑稽而已。表层的巨大不一致，给读者、听者一个刺激，提示他注意在另一个层次上经过回忆和推理引导出来的一致。如果前者以错位为特点的话，那么后者可以叫做“复位”。有了这两重结构的张力，就比较经得起思索，而且是比较深刻的了。这就进入了幽默的层次了。表层的错位和深层的“复位”之问的张力决定了幽默的深度。
超越道德理性的错位效果
通常我们进行的思维，它的基本要求就是概念必须明确、稳定，即使不用完全明确的语言规定下来，也常常有不言而喻的性质，不能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但这是科学的、理性的要求，而幽默的要求却是正好相反，超越常规的稳定思路、单一思路，才能有灵活多变的思路，有了灵活多变的思路，才能产生错位的效果。
从前有一个道士，据说算命十分灵验。有三个赶考的考生向他问前程，但道士并不作答，只伸出一个手指。考生们再问，他却说；“天机不可泄漏。”打发他们走了。事后，小道童好奇，问师父：他们三个问到底几个可以得中，你伸出一个手指是不是一个可以得中？道士说：“对。”道童又问：“要是中了两个呢？”道士说：“那就是剩下一个不中。”“要是三个都中了呢？”“那我这一个手指就是表示一齐都中。”“要是三个都不中呢？”“这就叫一齐都不中。”
这个故事说的本是道士的滑头，但是他滑头的方法很有一点超越常规思路的妙处。一个手指，按常规思路来说，只有一种可能，可是这位道士却让它适应于一切可能。除开他耍滑头不足为训之外，他的思路灵活却很能说明幽默的思路不同于日常理性思路之处。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在公共关系中，这是不行的，可是在幽默谈吐中，不这样超越常规就不能有多种多样的思路。
幽默感就是审美价值之一种。这种价值的特点就是要和实用的价值和科学的价值拉开距离，用我的术语来说就是“错位”。幽默价值就产生于和真（科学）和善（道德）的有限度的错位。
要幽默得起来就不能把实用理性的道德价值看成唯一的价值，对于某一些表面上违背道德价值的语言，不呆板地进行道德评价。幽默有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它和道德价值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相反，幽默谈吐和幽默艺术形象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互相错位的。
有一次有个记者问马克·吐温：“你是喜欢比较长的演说呢，还是比较短的演说？”马克·吐温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神甫在讲传教土到非洲传教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和种种经验，那是非常动人的，当他讲了10分钟，马克·吐温决计捐献20美元。当他讲到20分钟，马克·吐温决计捐献10美元。可是这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1小时，最后当捐款的口袋拿到马克·吐温面前时，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1分钱，反而从中偷去了2美元。你会不会因此觉得马克·吐温有过小偷小摸的行为呢？
这当然不会，原因很简单，这个故事说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情感问题，也就是对那些长篇大论的厌恶，这个故事把这种厌恶夸张到了一种玄虚、假定的程度：宁愿去当小偷，也不听那种演说。
正因为马克·吐温知道幽默表达情感的价值不同于道德理性价值，所以他的思路才那么自由，如果混淆这两种价值，那么马克·吐温无论如何也没法用偷2美元这样的夸张说法来表现他强烈的情感。
道德理性方面比之情感在一般人当中是自发地占着优势的，因而，要有很强的幽默气质的人才能自由地超越它。
自相矛盾并不是构成幽默的唯一条件。自相矛盾首先要显得不协调、不自然，其次要显得不清醒、不自知，才能有幽默感。如果很协调、很清醒，那只能是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