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不等于幽默
滑稽和幽默，从结构形式上看，有几乎同样的错位的语义，因而滑稽可以说是幽默的基础。错位结构的功能在于转换生成的意味。如果意味深长，给人启示，发人深思，那就是幽默了。日本人把“幽默”（humour）译成“有情滑稽”，虽然狭隘一些，但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意味寡然，没什么真诚的感情底蕴，不过是好笑而已，则只能是滑稽。幽默之所以是幽默，就在于双方能体验到在它之外更多的东西。或者反过来，错了位的意味，引起你的惊异，其目的本来不在错位本身，而是在你们双方因此而被唤醒的想象。
雄辩诡辩和幽默
幽默不同于雄辩，也不同于诡辩。第一，它不是交流思想观点的，而是交流感情的。正因为这样，你道理讲得越多，感情就交流得越少，幽默感也就相应地减少。第二，它交流感情的方式不是直接地通过有声的语言来传达的，而是通过言外之意的暗示、启发，让对方自己去领悟的。第三，在交流感情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化解愤怒。虽然愤怒本身也是一种感情，但它却不适合默默地交流，它和欢乐一样，太强烈了，而太强烈的感情都很难间接交流，往往抑制不住，变成直接的爆发。
不但得把雄辩（包括诡辩）和幽默在功能上分清楚，而且在逻辑结构上也要分清楚。
《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固矣。”
这自然挺有趣。一个说：鱼游得很开心。另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是否开心？一个说：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开心？另一个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你如何；但你不是鱼，肯定不知道鱼是否快乐。惠子好像很幽默，但仔细分析一下，又不太幽默。这是因为他的大前提显然不可靠（除了自己亲身直接体验到的以外，间接地根据外部表现作出的推断均不可靠）。这个大前提虽然有一点歪，但其他演绎过程都比较正经，符合逻辑形式的规范，用的是肯定对方大前提加以推演，得出与对方论断正相反对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结构来说，讲的是正理，因而其雄辩性占了上风；但是从内容上皋说，大前提不可靠，又有一点诡辩色彩。这里主要表现的是惠子和庄子的机智，而不是他们的幽默。
误把雄辩和诡辩当作幽默只会把空气弄僵，强化对抗，结果是与幽默的共享原则南辕北辙。
混淆机智与幽默，其结果是把人往讲正经道理上引，可是越是讲正经道理越是幽默不起来。这种混淆，不仅在中国很普遍，而且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不止一部的西方百科全书都把机智与幽默混为一谈。其实机智主要属于理性，而幽默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理性的歪曲来传达、沟通感情的。
两个案例对比：
案例一：王羲之的幽默：夜贴对联
有一年新年，王羲之连贴了三次对联。都被喜爱他字的人暗地揭走了。临除夕，不得不又写了一副。他怕再被人揭去，就上下剪开，各先贴上一一半。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这样，果然奏效，人们见他写的不是吉庆红是的内容，也就不再揭了。到了新年黎明之际，王羲之又各贴了下一半，对联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这里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不过是在对联下面加以补充，使原来不吉利的话变成吉利的话，所用的逻辑完全是正常的推理，最多具有某种程度的诡辩性，就是没有幽默的歪曲推理。
案例二：歌德的幽默：酒和水
歌德有一次出门旅行，走进一家饭馆，要了一杯酒。他先尝尝酒，然后往里面掺了点水。
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几个大学生，也在那儿喝酒，他们个个兴致勃勃，吵吵嚷嚷。当他们看到邻座那位先生喝酒掺水，不禁哄然大笑。其中一个问道：“亲爱的先生，请问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酒掺水呢？”
歌德回答说：
光喝水使人变哑，
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
光喝酒使人变傻，
在座的先生们就是明证；
我既不愿做这二者，
所以把酒掺水喝。
这很明显，非常幽默，而不完全是雄辩或诡辩，因为歌德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池塘里的鱼，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喝了水。即使这因果关系能成立，鱼喝了水就发不出声音了，也不能因此而引出喝了酒一定能变傻。从逻辑上说，这两组因果推断都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而歌德讲的完全不是正理，而是歪理。但是，这两组歪理也不绝对是胡说八道，歪理歪得还挺巧妙。首先鱼不出声和喝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却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把这种事实的确凿性和喝酒而变傻乎行地类比，就使得喝酒与变得似乎具有某种类似的确凿性的错觉。而最后是结论，不愿喝水而变哑，不愿喝酒而变傻，故把水掺着酒喝。这在推理形式上，大前提和小前提都不可靠，虽然其余形式因为有符合演绎规律之处而带着一点诡辩的机智色彩，但主要是歪理构成的幽默，它的功能是交流情感，开开玩笑，而不是认真说理。这个故事充满了幽默的调侃，虽略带一点诡辩的机智，但仍与雄辩无缘。
在社交语言技巧中，诡辩是最接近于幽默的，因为诡辩多少要歪曲一下推理的正常结构——尤其是它的大前提。诡辩毕竟不是幽默，因为它通过歪理所表现的主要是理性或智慧，而很少能达到幽默所擅长的交流、沟通情感的程度。幽默是以情感超越理性和知性，而诡辩则以知性或理性超越情感。诡辩以征服、压服对方为能事，而幽默以双方的共享为能事。
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装了一只假的。假眼装得跟真的差不多，他非常得意，逢人就夸耀。有一次，他碰到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坏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百万富翁十分惊奇，说：“你怎么如道？”马克·吐温回答说：“因为你只有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点慈悲。”
这个故事为什么挺幽默？因为马克·吐温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正理，假眼里不可能有任何慈悲，所以他的因果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是歪理。但是他的这个歪理表面看来，并没有以情感的交流和共享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类似知性的武断形式出现：百万富翁都是绝对没有慈悲之心的，因而活人的眼睛还不如人造的假眼有人情味。这种智慧以其极端化、绝对化为特点，而极端化、绝对化并不是知性和理性的特点，而是情感的特点。因而这里的知性，又带上了马克·吐温的强烈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很幽默，但有很强的知性的诡辩色彩，故其进攻性很强，没有纯粹幽默的那种缓解情绪对抗、沟通情感的特点。这种进攻性很强的幽默实际上已经到了讽刺的边缘。
从错位而生顿悟之乐
在西方，叔本华早就提出一种幽默理论，叫做“不一致”理论。他说，当我们发现我们所持的观念与现实不一致时，就笑起来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幽默的语言不是与现实单纯认同的，而是通过与现实的不一致来传达主观情感的。叔本华的这个理论，其实并不神秘，长期以来却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特别是结合实际地运用。不一致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除了胡话、傻话、笑话之外，我们还可以讲些空话、大话、废话而不惹人讨厌。
有一天，福建省电大84届中文直属班校友举行一年一度的联欢会，请我去参加。到会的同学中，有不少这几年在经济界旗开得胜，成了大公司的经理，也有一些当了处长、局长之类的领导。他们都汇报了这几年的成就，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轮到我讲话，我想，如果我讲几句一本正经的大实话，比方说，祝大家工作顺利、学习进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自然也可以；但是等于白讲，听者不会引起共鸣，会场气氛也不会活跃起来。这时如果讲几句空话，反倒能缩短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逗起全场欢乐的情绪。于是我就决心讲空话，不是一般的空话，而是大空话。
我说：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这里的经理们，生意更兴隆，财源更茂盛，不但在国内盈利，而且能在世界上发财，发洋财，发到钱用不完，不知该如何花。到那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回到福州，捐款建一座纪念大楼。
我还没有说完，有人就笑了。
他们听出了我在讲空话、大话，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反应过来。我下决心再刺激他们一下，我说：这座楼要比元洪是楼更高，比外贸中心更漂亮。
这一下大部分人都听出来了，有人鼓掌了，但是情绪还不够欢，不够过瘾。于是，我再加码，说得更空一些。我说：我建议在大楼的顶层建造一座宫殿式的别墅，给你们班主任都鸣老师住。由于都鸣老师就在场，于是情绪高涨起来，大家对她鼓掌。为了把情绪更进一步鼓动起来，我接着说；在别墅门口树一块石碑，把全年级的同学的名字都刻上去，把郝老师的名字刻在最当中。至于我，我的名字最好补在末尾，不能刻在当中，因为那样看来像婚礼中的新娘。
由于这一切都是空话，其目的不在追求兑现，而是为了在心照不宣中沟通情感，越是说得不可能实现，听众越是心领神会，心灵距离越短，越是能达到联欢的目的。
这种效果显然是所说与实际可行之间的不一致造成的。
当然，并非一切与现实不一致的空话、大话、胡话，都是很幽默的。有些空话、大话完全是扯淡，是一种错误。如果一切胡话都很幽默，那么一切疯子、笨蛋都成了幽默大师了。因而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并不完善，还需要加以补充。
幽默的胡话，是双方心照不宣的胡话，大家明知是错误的，因而是说着玩的。如果不是这样，只要有一方莫名其妙，那不是欺骗、发昏，就是对牛弹琴。这种心照不宣是个前提，但这个前提是潜在的、隐性的，和说出来的胡话构成对比。
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昏庸皇帝，大臣们向他报告说，老百姓穷得没饭吃，都饿死了。皇帝很奇怪，说：“为什么不吃内未稀饭呢？”
这也是一句胡话，也是不一致，但是由于没有潜在的一致与之对比，因而，这位皇帝是个极端愚蠢的家伙，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可是把这个故事讲给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听，都会觉得好笑。原因是他们都知道，既然饭吃不起，肉末稀饭就更吃不起了。他们一听皇帝这话就知是荒谬绝伦的。
真傻话，不幽默。只有假傻话、故作胡言、故作蠢言、故作大言、赦作空言、故意吹牛才能有心照不宣的言外之意的情感交流。
幽默的不一致有许多方面，最表面的是所述（或所画）与现实的不一致；层次稍稍深一些，就是语义的不一致，或者叫“错位”。通常的理性思维要求人们用词准确、精密；但幽默却要求人们用词不准确、不精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幽默感。
在一切比较深刻的喜剧作品中，几乎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不但有表面的不一致，而且这表面的不一致恰恰是社会的人性的病态的一个深刻的结果。外部的错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不能不转化为一种诱因，几乎是挟持着读者的思想去追随作家所暗示的社会的人性的原因。这在逻辑结构上与错位正好对称，所以才把它叫做“复位”。
错位的幅度决定怪异的强度，“复位”的精度决定意味的深度。通常人们往往片面地注意到表面的错位，而忽略内在的“复位”的重要。
两个健忘者：
其一，我国古代笑话书《艾子后语》：
一个人得了健忘症，很是严重。他老婆叫他去找医生看看。他就骑着马，拿着弓箭去了。不一会，觉得要大便，就把马系在树上，箭插在地上。大便以后，他看到地上插着一枝箭，吓了一跳，说：“哪里射来的箭？几乎射死我！”又看到树迎的马，大喜说：“虽然受惊，可拾到一匹马。”拉起缰绳，脚却踩到自己的大便，就跺起脚说：“真倒霉，踩了一堆****！”骑马回到家里，竟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家，被他老婆骂了一顿，他居然很惊讶：“这位娘子，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骂我？”
这个故事，从表层来看，人物的观念和事实很不一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而且通过情节的链锁性，其间距离越来越远，因而其引人发笑的怪异之感越来越强。
但是，说来说去，不过说人家心理的一点缺陷，其深层再也没有什么一致的东西可以沟通的，因而也就没有别的什么深刻的意味。何况对于人家的生理和心理缺陷加以嘲弄是不道德的。应该承认我们古代笑话书上有不少这样的糟粕。
像这样的故事，充其量不过是滑稽而已，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只有表层的观念与事实的一连串的错位，而缺乏深层结构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