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休闲孙绍振幽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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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幽默原理(1)

滑稽不等于幽默

滑稽和幽默,从结构形式上看,有几乎同样的错位的语义,因而滑稽可以说是幽默的基础。错位结构的功能在于转换生成的意味。如果意味深长,给人启示,发人深思,那就是幽默了。日本人把“幽默”(humour)译成“有情滑稽”,虽然狭隘一些,但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意味寡然,没什么真诚的感情底蕴,不过是好笑而已,则只能是滑稽。幽默之所以是幽默,就在于双方能体验到在它之外更多的东西。或者反过来,错了位的意味,引起你的惊异,其目的本来不在错位本身,而是在你们双方因此而被唤醒的想象。

雄辩诡辩和幽默

幽默不同于雄辩,也不同于诡辩。第一,它不是交流思想观点的,而是交流感情的。正因为这样,你道理讲得越多,感情就交流得越少,幽默感也就相应地减少。第二,它交流感情的方式不是直接地通过有声的语言来传达的,而是通过言外之意的暗示、启发,让对方自己去领悟的。第三,在交流感情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化解愤怒。虽然愤怒本身也是一种感情,但它却不适合默默地交流,它和欢乐一样,太强烈了,而太强烈的感情都很难间接交流,往往抑制不住,变成直接的爆发。

不但得把雄辩(包括诡辩)和幽默在功能上分清楚,而且在逻辑结构上也要分清楚。

《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固矣。”

这自然挺有趣。一个说:鱼游得很开心。另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是否开心?一个说: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开心?另一个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你如何;但你不是鱼,肯定不知道鱼是否快乐。惠子好像很幽默,但仔细分析一下,又不太幽默。这是因为他的大前提显然不可靠(除了自己亲身直接体验到的以外,间接地根据外部表现作出的推断均不可靠)。这个大前提虽然有一点歪,但其他演绎过程都比较正经,符合逻辑形式的规范,用的是肯定对方大前提加以推演,得出与对方论断正相反对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结构来说,讲的是正理,因而其雄辩性占了上风;但是从内容上皋说,大前提不可靠,又有一点诡辩色彩。这里主要表现的是惠子和庄子的机智,而不是他们的幽默。

误把雄辩和诡辩当作幽默只会把空气弄僵,强化对抗,结果是与幽默的共享原则南辕北辙。

混淆机智与幽默,其结果是把人往讲正经道理上引,可是越是讲正经道理越是幽默不起来。这种混淆,不仅在中国很普遍,而且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不止一部的西方百科全书都把机智与幽默混为一谈。其实机智主要属于理性,而幽默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理性的歪曲来传达、沟通感情的。

两个案例对比:

案例一:王羲之的幽默:夜贴对联

有一年新年,王羲之连贴了三次对联。都被喜爱他字的人暗地揭走了。临除夕,不得不又写了一副。他怕再被人揭去,就上下剪开,各先贴上一一半。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这样,果然奏效,人们见他写的不是吉庆红是的内容,也就不再揭了。到了新年黎明之际,王羲之又各贴了下一半,对联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这里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不过是在对联下面加以补充,使原来不吉利的话变成吉利的话,所用的逻辑完全是正常的推理,最多具有某种程度的诡辩性,就是没有幽默的歪曲推理。

案例二:歌德的幽默:酒和水

歌德有一次出门旅行,走进一家饭馆,要了一杯酒。他先尝尝酒,然后往里面掺了点水。

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几个大学生,也在那儿喝酒,他们个个兴致勃勃,吵吵嚷嚷。当他们看到邻座那位先生喝酒掺水,不禁哄然大笑。其中一个问道:“亲爱的先生,请问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酒掺水呢?”

歌德回答说:

光喝水使人变哑,

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

光喝酒使人变傻,

在座的先生们就是明证;

我既不愿做这二者,

所以把酒掺水喝。

这很明显,非常幽默,而不完全是雄辩或诡辩,因为歌德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池塘里的鱼,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喝了水。即使这因果关系能成立,鱼喝了水就发不出声音了,也不能因此而引出喝了酒一定能变傻。从逻辑上说,这两组因果推断都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而歌德讲的完全不是正理,而是歪理。但是,这两组歪理也不绝对是胡说八道,歪理歪得还挺巧妙。首先鱼不出声和喝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却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把这种事实的确凿性和喝酒而变傻乎行地类比,就使得喝酒与变得似乎具有某种类似的确凿性的错觉。而最后是结论,不愿喝水而变哑,不愿喝酒而变傻,故把水掺着酒喝。这在推理形式上,大前提和小前提都不可靠,虽然其余形式因为有符合演绎规律之处而带着一点诡辩的机智色彩,但主要是歪理构成的幽默,它的功能是交流情感,开开玩笑,而不是认真说理。这个故事充满了幽默的调侃,虽略带一点诡辩的机智,但仍与雄辩无缘。

在社交语言技巧中,诡辩是最接近于幽默的,因为诡辩多少要歪曲一下推理的正常结构——尤其是它的大前提。诡辩毕竟不是幽默,因为它通过歪理所表现的主要是理性或智慧,而很少能达到幽默所擅长的交流、沟通情感的程度。幽默是以情感超越理性和知性,而诡辩则以知性或理性超越情感。诡辩以征服、压服对方为能事,而幽默以双方的共享为能事。

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装了一只假的。假眼装得跟真的差不多,他非常得意,逢人就夸耀。有一次,他碰到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坏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百万富翁十分惊奇,说:“你怎么如道?”马克·吐温回答说:“因为你只有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点慈悲。”

这个故事为什么挺幽默?因为马克·吐温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正理,假眼里不可能有任何慈悲,所以他的因果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是歪理。但是他的这个歪理表面看来,并没有以情感的交流和共享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类似知性的武断形式出现:百万富翁都是绝对没有慈悲之心的,因而活人的眼睛还不如人造的假眼有人情味。这种智慧以其极端化、绝对化为特点,而极端化、绝对化并不是知性和理性的特点,而是情感的特点。因而这里的知性,又带上了马克·吐温的强烈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很幽默,但有很强的知性的诡辩色彩,故其进攻性很强,没有纯粹幽默的那种缓解情绪对抗、沟通情感的特点。这种进攻性很强的幽默实际上已经到了讽刺的边缘。

从错位而生顿悟之乐

在西方,叔本华早就提出一种幽默理论,叫做“不一致”理论。他说,当我们发现我们所持的观念与现实不一致时,就笑起来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幽默的语言不是与现实单纯认同的,而是通过与现实的不一致来传达主观情感的。叔本华的这个理论,其实并不神秘,长期以来却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特别是结合实际地运用。不一致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除了胡话、傻话、笑话之外,我们还可以讲些空话、大话、废话而不惹人讨厌。

有一天,福建省电大84届中文直属班校友举行一年一度的联欢会,请我去参加。到会的同学中,有不少这几年在经济界旗开得胜,成了大公司的经理,也有一些当了处长、局长之类的领导。他们都汇报了这几年的成就,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轮到我讲话,我想,如果我讲几句一本正经的大实话,比方说,祝大家工作顺利、学习进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自然也可以;但是等于白讲,听者不会引起共鸣,会场气氛也不会活跃起来。这时如果讲几句空话,反倒能缩短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逗起全场欢乐的情绪。于是我就决心讲空话,不是一般的空话,而是大空话。

我说: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这里的经理们,生意更兴隆,财源更茂盛,不但在国内盈利,而且能在世界上发财,发洋财,发到钱用不完,不知该如何花。到那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回到福州,捐款建一座纪念大楼。

我还没有说完,有人就笑了。

他们听出了我在讲空话、大话,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反应过来。我下决心再刺激他们一下,我说:这座楼要比元洪是楼更高,比外贸中心更漂亮。

这一下大部分人都听出来了,有人鼓掌了,但是情绪还不够欢,不够过瘾。于是,我再加码,说得更空一些。我说:我建议在大楼的顶层建造一座宫殿式的别墅,给你们班主任都鸣老师住。由于都鸣老师就在场,于是情绪高涨起来,大家对她鼓掌。为了把情绪更进一步鼓动起来,我接着说;在别墅门口树一块石碑,把全年级的同学的名字都刻上去,把郝老师的名字刻在最当中。至于我,我的名字最好补在末尾,不能刻在当中,因为那样看来像婚礼中的新娘。

由于这一切都是空话,其目的不在追求兑现,而是为了在心照不宣中沟通情感,越是说得不可能实现,听众越是心领神会,心灵距离越短,越是能达到联欢的目的。

这种效果显然是所说与实际可行之间的不一致造成的。

当然,并非一切与现实不一致的空话、大话、胡话,都是很幽默的。有些空话、大话完全是扯淡,是一种错误。如果一切胡话都很幽默,那么一切疯子、笨蛋都成了幽默大师了。因而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并不完善,还需要加以补充。

幽默的胡话,是双方心照不宣的胡话,大家明知是错误的,因而是说着玩的。如果不是这样,只要有一方莫名其妙,那不是欺骗、发昏,就是对牛弹琴。这种心照不宣是个前提,但这个前提是潜在的、隐性的,和说出来的胡话构成对比。

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昏庸皇帝,大臣们向他报告说,老百姓穷得没饭吃,都饿死了。皇帝很奇怪,说:“为什么不吃内未稀饭呢?”

这也是一句胡话,也是不一致,但是由于没有潜在的一致与之对比,因而,这位皇帝是个极端愚蠢的家伙,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可是把这个故事讲给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听,都会觉得好笑。原因是他们都知道,既然饭吃不起,肉末稀饭就更吃不起了。他们一听皇帝这话就知是荒谬绝伦的。

真傻话,不幽默。只有假傻话、故作胡言、故作蠢言、故作大言、赦作空言、故意吹牛才能有心照不宣的言外之意的情感交流。

幽默的不一致有许多方面,最表面的是所述(或所画)与现实的不一致;层次稍稍深一些,就是语义的不一致,或者叫“错位”。通常的理性思维要求人们用词准确、精密;但幽默却要求人们用词不准确、不精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幽默感。

在一切比较深刻的喜剧作品中,几乎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不但有表面的不一致,而且这表面的不一致恰恰是社会的人性的病态的一个深刻的结果。外部的错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不能不转化为一种诱因,几乎是挟持着读者的思想去追随作家所暗示的社会的人性的原因。这在逻辑结构上与错位正好对称,所以才把它叫做“复位”。

错位的幅度决定怪异的强度,“复位”的精度决定意味的深度。通常人们往往片面地注意到表面的错位,而忽略内在的“复位”的重要。

两个健忘者:

其一,我国古代笑话书《艾子后语》:

一个人得了健忘症,很是严重。他老婆叫他去找医生看看。他就骑着马,拿着弓箭去了。不一会,觉得要大便,就把马系在树上,箭插在地上。大便以后,他看到地上插着一枝箭,吓了一跳,说:“哪里射来的箭?几乎射死我!”又看到树迎的马,大喜说:“虽然受惊,可拾到一匹马。”拉起缰绳,脚却踩到自己的大便,就跺起脚说:“真倒霉,踩了一堆****!”骑马回到家里,竟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家,被他老婆骂了一顿,他居然很惊讶:“这位娘子,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骂我?”

这个故事,从表层来看,人物的观念和事实很不一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而且通过情节的链锁性,其间距离越来越远,因而其引人发笑的怪异之感越来越强。

但是,说来说去,不过说人家心理的一点缺陷,其深层再也没有什么一致的东西可以沟通的,因而也就没有别的什么深刻的意味。何况对于人家的生理和心理缺陷加以嘲弄是不道德的。应该承认我们古代笑话书上有不少这样的糟粕。

像这样的故事,充其量不过是滑稽而已,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只有表层的观念与事实的一连串的错位,而缺乏深层结构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