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休闲孙绍振幽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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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关于幽默逻辑学建构的对话(2)(5)

客:我看还是谈谈文学吧,文学中的幽默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吗?

主:文学比较丰富,情况当然更复杂一些,但是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举例子时却不能不拣比较简单的,才便于说明问题。我手头正好有一篇契诃夫早年的文章,叫做《我的“她”》,原文如下:“我的父母和长官非常肯定地说,她比我出生早。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只知道我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天我不属于她,不受她的驾驭。她日夜都不离开我,我也没有打算立即躲开她,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牢固的……但是,年轻的女读者,请不要忌妒……这种令人感动的关系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离开我,不让我干活。她妨碍我读书、写字、散步、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我写这几行时,她就不断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奥佩特对待安东尼一样总在诱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国的妓女一样毁坏了我。我为她、为她对我的依恋而牺牲了一切:前程、荣誉、舒适……多亏她的关心,我穿的是破旧衣服,住的是旅馆的便宜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掺过水的墨水。她吞没了所有的一切,真是贪得无厌!我恨她、鄙视她……我早就该同她离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掉,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要收4000卢布的离婚手续费……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请您听着……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相似……她叫‘懒惰’。”这里顺便指出一点:“懒惰”在俄语里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是谐音,这就增加了概念转移的隐蔽性。本来契诃夫用尽一切模棱两可的描述把读者的思路往爱情的方向引导,特别是利用了“懒惰”在俄语中是一个阴性名词,所以其代词用的是阴性的“她”,这就更有利于把爱情的她向秉性的“她”悄悄地转移。在同一个概念“她”中包含着两种内涵:在表层是异性,所以契诃夫用了许多属于女性的描述,如拉“我”上床,把“她”比作妓女,“我”要与“她”离婚等等;而在深层却是本身的秉性。本来这两种概念互不相容,但是由于阴性名词的暗示和逻辑推演,使得在逻辑的表层上充满了爱情的属性。这种属性虽然强烈,可并不过分;因为所有这个焦点概念都在爱情和自身的懒惰均可包容的内涵之间,没有越出两者的边界,不管多么强烈,都没有构成逻辑转移、错位的障碍。占据文章篇幅90%的是爱情的思路,直到最后一句才突然冒出来另一个内涵,贯通了另一条思路。两条思路代表两条逻辑,这两条逻辑如果是各自独立的话,就与幽默毫无关系了。然而这条逻辑线索并没有互相平行,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成为它们互相交叉的联结点。这就使得思路从身外的无可奈何的爱人这一条逻辑线索上过渡到身内的同样也是无可奈何的懒惰上去了。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这样强烈,因而在刹那之间,原本埋怨他人,突然变成了对自己的调侃。笑,产生于:第一,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二,转化的突然性,思路在来不及发生混乱之际,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发现的快感了。

客:你的说法很不错,但是弄到最后你自己不是又回到幽默的心理机制上来了吗?

主:是的,我的方法主要是在逻辑学方面,但是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幽默的操作学问上。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强调了焦点概念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应该提醒你注意的是幽默逻辑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不合一元逻辑的,但是不等于它就没有逻辑,相反,它不但不是没有逻辑,而且是很有逻辑的,不但很有逻辑,而且其逻辑还是很严密的。它的严密性是错位模式上的严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形式或者模式的严密性甚至超过了它的内容。有时不管内容多么荒谬,形式或者模式都十分契合,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模式十分契合,不怕内容上有多背理,也能构成高尚的幽默趣味。有一个阿凡提的故事,说是一个脚夫在一家客店吃了一只鸡,后来主人要他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又能变鸡。如果要讲正理,用雄辩的办法那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要幽默,就得用焦点概念或者模式契合的办法。阿凡提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告奋勇替脚夫打官司。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他说:我明天就要种麦子了,我的麦子还没有炒呢。法官骂他疯了。他说:既然炒熟的麦子不能种,难道吞下肚子的鸡还能下蛋吗?这里阿凡提的胜利在于他运用了幽默的逻辑过渡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焦点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不过焦点概念是可以通向两个方向的十字交叉的一个点,而阿凡提用的模式也是一个过渡,但是不仅仅是一个点,而且是一个推理的模式。对这个模式和那个概念的严密程度的讲究是同样的。关键在于两者都是契合在一个概念上。那就是烧熟和炒熟,如果不落实在同一个“熟”字上,幽默的效果就可能大不一样。对于一个幽默作家或者幽默演员来说,问题不在于多么迫切希望自己成为幽默大师,而是在于如何巧妙地运用二重错位逻辑,尤其是在二重错位逻辑中如何使焦点概念和模式驾驭两条逻辑线索,悄悄地将一条逻辑线索隐去,将另一条逻辑线索突然不动声色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请你特别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二重错位逻辑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实际上在一开初,第一条逻辑线索是处在表层,或者说得文雅一点,是在显性位置上。在渡过焦点或者模式以后,这处在显性位置上的逻辑线索突然失落了,变成了隐性的;而原来处于隐性的逻辑线索却变成了显性的。这在契诃夫的《我的“她”》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起初属于女性的描述是显性的,懒惰是隐性的;到了后来懒惰成了显性的,而属于女性的描述却成了隐性的。对于幽默艺术家来说,他的雄心如果离开了焦点的过渡和显性与隐性转化的驾驭,那他就可能一事无成。

客:我在你的《你会幽默吗?》中看到有一个定理:“幽默与荒谬成正比。”不知你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主:应该说当时的那个说法还不够全面,现在看来漏洞很大。正确的说法是幽默与逻辑的错位幅度和模式或者焦点的契合的严密度成正比,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在一条逻辑线上导致荒谬,让逻辑离开本来一元化的思路并不太难,严峻的考验是在错位之后,又让二重逻辑的模式在某一个点或者推理模式上严密地巧合起来。关键在于一个交叉点上自然而然地联系两条线,在不知不觉之中让两条线沉浮、显隐。

客:这种过渡是不是越隐蔽越好呢?

主:当然。因为逻辑的过渡不能是公开的,公开的就粗糙了,而幽默的根本要求是情感的精致。没有隐蔽的过渡,读者的失落自然仍然会产生,但是发现却不可能是突然的自我顿悟,因而也就不可能享受心照不宣的心灵沟通之乐,更不能产生会心的微笑。有一部意大利喜剧叫做《意大利草帽》,说的是有一顶草帽给马吃了,很难买到同样的草帽,人们就不惜代价去弄,每当快要到手时,草帽总是不翼而飞,主角、配角都失败了,后来却在客人送的礼物中发现了一项相同的草帽,总算解决了问题。这个结尾得力于草帽的巧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模式的产物。不过这个模式不是语言而是一个道具,正是这个道具化的模式带动了情节的发展。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模式还可以吹毛求疵一下。如果这顶草帽就是原来那一顶,戏剧效果就可能更好一点。因为这样模式的巧合性更强,严密度更大,失落和顿悟的反差更鲜明。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艺术品》(或译为《艺术精品》)和这相类似,其情节核心也是一个道具——青铜的裸女花瓶。一个卖古董的老太太为了感谢医生给自己的独生子治好了一种疑难的病症,就把一个堪称传家宝的裸女花瓶送给了他;但是医生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了不太方便,就把它送给了自己的朋友——一个律师;这个律师也感到放在客厅里有失风雅,又进给了一个演喜剧的朋友;这位演员也不敢放在大庭广众之间,就去卖给了古董店;而这个店主恰恰就是那个老太太,她就想这正好和已经送给医生的那个凑成一对,她让儿子把这个青铜裸女花瓶送给医生,当孩子欢天喜地把花瓶放在医生桌子上的时候,医生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客:这个构思似乎比之《意大利草帽》更精彩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主:我想,这是因为这两条逻辑线索的焦点,或者说是模式互相吻合的精确度要稍微大一点。这不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可以说有这么一个规律,模式的重台胜于巧合。所以在幽默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有这么一种,叫做歪打正着,起初是越打越歪,可是由于模式的巧合或者重合,最后变成越歪越正。

客:对于一个幽默作家来说,在你看来,最重要的事不是懂得幽默的二重错位原理,而是驾驭它,这里有个如何操作的关键。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主:我想,在于把两条本来并不相交的逻辑,弄到一起来,不但使它们相交,而且使它们在非常精确的模式或者焦点概念上相交。这就是说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交错的模式。为了说得更清楚些,请允许我再举一个简明的例子。西方有一个幽默故事说,一个总统觉得他的演说特别重要,要求电视台把他的演说安排在精彩节目之间。讲完之后,他问有关人士,听众对他的演说有何反应,有关人士说:听众非常满意,人们说,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大家就都没有机会上厕所了。这里的“非常满意”就是两条思路的交叉点,其妙处在于它是完全重合的。

客:你的理论非常明晰,而且富于操作性。对于读者,想来你不仅仅满足于讲清道理,而且旨在让他们掌握。

主:不错。道理讲起来是简单的,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二重错位逻辑,但是要真正掌握它,就不那么简单。我想对于那些仅仅对幽默理论有兴趣而对幽默谈吐的操作并无十分兴趣的读者来说,只要看看这个对话,也就可以在理论上明了我的纲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