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计划正在酝酿，不到最后的时刻不会付诸行动，但紧接着的一次密谋，成为《“571工程”纪要》转变为行动的关键。
1971年3月31日，春夜寒风料峭，上海岳阳路的一幢小洋楼。周围增岗加哨，这是林立果“上海小组”秘密基地。
在二楼的一间大客厅里，烟雾弥漫，充满神秘的气息。“联合舰队”司令林立果召集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林立果称之为“三国四方会议”。
因为当时印度支那三国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这个会议的参加国是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但越南又有南北两方之分，故称三国四方会议。林立果借用了这一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分别是上海、杭州、南京“三国”的代表，“四方”则指的是“三国”的负责人再加上北京的江腾蛟。
为了落实《“571工程”纪要》，3月中旬以来，于新野专门从杭州接来了陈励耘；刚由上海空四军军长调升为南京空军副司令员的周建平，在接到江腾蛟的通知后，以搬家为名，匆匆赶至上海参加会议；江腾蛟则以治病为名，从北京偷偷潜入上海。
会议室里，林立果过早发福的身体，穿着整齐的空军制服，在屋中频率极快地转来转去，正在思考着他将要给各位干将交代的谈话内容。江腾蛟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西装上衣，一条灰色料子裤，脚穿一双油亮的皮鞋。尖嘴猴腮的尊容以及言行、打扮，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红军时期入伍的高级指挥员。林立果环视了一下众人，说：“我今天把几位叫来开会，一是研究一下形势，二是根据形势，我们要做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他清了清嗓子，接着又分析道：“现在斗争很复杂，庐山会议，叶主任领着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总打败仗，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两次严厉批评叶主任，接着又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大谈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然后又改组了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今年初，毛主席又两次批评军委办事组不争取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这几手实在是厉害呀！林副主席说：‘丘八斗不倒秀才，咱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看来斗争还要有一场大风浪。”
林立果接着先前的话题，继续分析：“目前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接班人问题。现在有股反对林副主席的逆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就借揭露陈伯达，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抓住黄、吴、叶、李、邱不放，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当然来头不小！”
说到这，林立果激动得站了起来，说：“军委办事组这帮老总也是脓包蛋。黄永胜做梦都喊林副主席救命，李作鹏在地上打滚，吴法宪这个草包司令，要跳楼自杀，被他老婆拉住了，邱会作表面上镇静，心里也在打鼓。所以林副主席对我们讲，‘你们不要上吴法宪的破船，也不要上叶群的破船，要自己干。’现在用枪杆子保卫林副主席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了。”
江腾蛟分析道：“现在斗争已经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不是什么路线分歧，是权力之争。他们就是要抢班夺权，逼林副主席下台！我们应针锋相对，以枪杆子来保卫！”
林立果对江腾蛟的“枪杆子”理论十分赞赏，肯定地说：“对！我们要用枪杆子来对付他们的笔杆子，看看到底是谁厉害。”
最后，林立果作了一下总结：“总的来说，现在斗争的特点，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斗争的核心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加紧做好准备。首先，要团结一些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力量才能和他们干。其次，我们虽然是空军，但是要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处，对外用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必要时作为骨干力量。”
林立果明确指出：“京、沪、杭是我们的根据地，上海是我们的大本营，今天定的各项任务要立刻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我们要有应付反复的准备。”
会议并进行了明确的责任分工，林立果以司令官的口气，对手下的几员大将说：“今天我们开的是三方会议，上海以王政委为头，南京以周副司令为头，杭州以陈政委为头，还有江政委，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责总指挥。”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负责“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计划。
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点多。
后来，“九·一三事件”后，查获了林立果笔录的这次密谈要点。下面是这次谈话要点的原文，文中“歼七”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他们把毛泽东称为“B-52”，所以给江腾蛟的代号为高速歼击机“歼七”；王飞的代号叫阿飞，这是上海对流氓的习惯用语，王飞不喜欢，上海人王、黄不分，所以改代号为“黄翔”；于新野会开汽车，因而叫他“越野”；刘沛丰是四川人，“舰队”成员习惯称他“四川锤子”，由此代号为“锤子”，后改谐音“崔子”；周宇驰代号“金钟”；还有黄、吴、李、邱各有代号：
与歼七、W、C讲：
这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学习和拉练（指九届二中全会）。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按：指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为了庆祝指挥班子的确立和会议的圆满成功，他们围坐在餐桌旁，举杯庆祝。碰杯声，祝酒声，“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吼叫声响成一片。江腾蛟更是狂妄地高叫：“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林立果俨然一副领导气派，神气十足地掀开衣襟，拍打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
领导班子确定了，林立果等接着进行一系列具体的准备工作。
4月7日，在上海一支伪装成“教导队”的武装队伍正式成立。这支武装力量是直接在林立果、江腾蛟的策划下，由王维国组建的，归王维国直接指挥，由“上海小组”集体领导。教导队队员要求极为严格，必须坚信林副部长，必须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身强力壮，身高须在1.70米上下，正副班长、区队长由王维国亲自审批。成立的第一天，便给每人发一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学习一个月，每人配备一支长枪（步枪或冲锋枪）和一支手枪，每班配一挺机枪，每个区队配一辆卡车。王维国还从武汉弄来三辆摩托车，逐渐成立一支摩托车队。对教导队的成员，除进行一般战术、技术训练外，还进行法西斯特务训练，每个队员都被要求学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还秘密进行格斗训练。林立果还规定：教导队是一支野战军，要指哪打哪。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场，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8月8日上午，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王琢等用安—12飞机，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驾驶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率领刘沛丰、于新野、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前往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活动，考察地形。林立果对随同人员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林立果还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与此同时，广州的“战斗小分队”在组织、扩充。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秘密据点在不断设立，弹药、枪支、通讯装备等在不断收集。
秣马厉兵，剑拔弩张，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