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巴金
《随想录》是一本说真话且包含着大爱的忧患之作，是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好书。巴金在《随想录》中，直面“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了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终于写成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被誉为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它渗透了巴金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份子近40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巴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
巴金（1904-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1927年至1928年留学法国时，开始从事著译工作。自1928年在法国初创处女作《灭亡》，至写作《雾·雨·电》、《家·春·秋》、《寒夜》；从与萧珊1936年第一次见面，展现他生活中具有亮色的一面，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摧残；从“文化大革命”后的痛切反思，到结集出版《随想录》，巴金老人的漫长人生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而不止是文学史的一部缩影。
巴金曾长期主持过著名文学刊物《文季月刊》、《收获》，以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编辑工作。
巴金一生写下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翻译作品。主要创作有《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随想录》等，近年出版有《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集》10卷。
深度解读
1978年12月1日，年过七旬的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巴金用近8年的时间完成了5卷、150篇、40多万字的杂文和随笔，结集为《随想录》合订本出版。
此前，曾陆续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5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该书并收入了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个人的反省。《随想录》的核心主题就是反专制，反愚昧，反对压抑人性、践踏人类尊严的昏暴。“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再次发生？巴金开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在巴金看来，“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说假话、做假事的运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那些“永远正确的人”更是把说假话当作家常便饭，“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不脸红……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风信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巴金创作这部《随想录》是因为他觉得必须深刻反思历史，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巴金是抱着还债的心情来写《随想录》的，他认为自己欠的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假的，充斥着谎言，自己也深陷其中。巴金的还债方式是“讲真话”，他认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所以巴金写这部散文集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5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说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涉及的话题，他曾经写过至少四篇专门谈论“说真话”的文章。“说真话”是他“晚年奋斗的目标”，也是他在《随想录》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写作伦理。
作者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下地割开自己的心。他解剖自己，同时解剖历史，他要找出并剔除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
《随想录》是一部忏悔录。巴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社会变迁后，通过《随想录》真诚地解剖自己，他在书中忏悔道：写文章批判雪峰是迫于强权之下，出于无奈违背；
爱妻“萧珊”由于他的原因也进了“牛棚”，当他得知妻子的身体已不能支撑多少日子时，他心里的愿望是在妻子不多的日子多陪她几天，可由于巴金的软弱，连请几天的假都没提，回到了自己“劳改”的地方，萧珊最后孤身离世而去。在书中，有巴金对自己在强压下表演无耻可笑的忏悔；有对自己逆来顺受，没有为受迫害朋友伸张正义的忏悔；有对自己明哲保身，跟在别人后面向自己同志丢石块的忏悔……
巴金的手迹
作者在书中对“精神奴隶”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十年一梦》一文中说，他十几岁时所读过的一部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进而声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随想录》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给巴金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虽然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却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萧珊，刚刚51岁，便因为恐惧和绝望赍恨而殁。这些朋友和亲人的死，给性格内向、天性敏感的巴金带来巨大的痛苦。《随想录》中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怀念老舍同志》、《赵丹同志》、《再忆萧珊》等文章长歌当哭，寄托了作者的哀悼之情，可以说《随想录》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
作者在书中写道：“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随想录》也成了一本滴血的书，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
作者通过《“毒草病”》等文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示，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
《随想录》为当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
《随想录》一书中，作者对道德的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化大革命”、倡导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当代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巴金怀着对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持着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作者通过审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挖出隐没于整个民族文化和人性深层的原因，便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具有类运动免疫力，在此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说《随想录》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寻找与叩问的时代。
《随想录》提出了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其对“精神奴隶”、“拜金主义”的批判，对素质教育的质疑，有待我们去延续及解决。奴隶哲学还是中国人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随想录》中体现的“讲真话、反奴性”的精神是弥足珍贵的，它是一笔我们亟需继承和发展的遗产。
巴金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人，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巴金使自己的创伤记忆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书面的醒世恒言。他提醒了中华民族需要树立反省能力与反思精神，应该抛弃对于历史痛苦的“健忘机制”，而有勇气来直面自己与剖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