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1976年，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出版就备受赞誉，堪称思想界的扛鼎之作，它令我们理解文化、经济和社会变革三者关系的方式为之一变。新教伦理的道德基础由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如今已被现代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欲望埋葬。自冷战结束开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到后现代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兴衰？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是什么？本书将为你揭开谜底。
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常驻学者，《公共利益》杂志的奠基人之一。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出生不久，父亲即离开人世。迫于生活，贝尔被寄托在一家犹太孤儿院里。孤儿院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低层生活的艰辛促进了他心智的早熟。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
1935至1939年，他先后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贝尔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
除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的主要著作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普通教育的改革》、《工作及其不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蜿蜒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险？》、《第三次技术革命》。
深度解读
经历13年（从1963年到1975年）研究后，丹尼尔·贝尔于1976年发表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与资本主义文化所标榜的思想原则是根本矛盾的。
他指出，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已形成文化与经济、政治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遏制。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烂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表现为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政治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轴心原则是理性和节俭效益，其轴心结构是官僚等级制结构（在现代大生产、高度分工的庞大组织中，各种工作日益专业化，整个组织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不断积累资金扩大投资，以赢取更大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雇员被资本家看作是为公司赚取最大利润的工具，雇员受到严格的角色限制，应无条件地顺从于上级和公司，个人的人格就此在规定的分工角色中磨蚀掉了。
而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轴心原则却是自我表现、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以自我满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张扬和独立不羁。
这样，文化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必然同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服从于资本家的利益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自我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必然发生冲突。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既强调个人自由，为调节自由竞争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提出平等原则，讲公民权利平等。而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公司，都是庞大的科层机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雇员必须服从老板，这与平等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已经带来现实社会中的无数冲突。
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考
丹尼尔·贝尔为我们揭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其背后其实也就是强者不遵守法律时的上下级矛盾和劳资矛盾。
资本主义文化倡导理性，反对权威，强调每个人都要实现自我价值，追求个人发展。
对于资本家来说，没有反对权威的精神，就不可能树立起真正的自信，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性。没有理性，也就不可能会勇敢地去追求个人价值，谋求个人的发展。正是理性、自信、追求自我的精神，导致了资本家的成功。而资本主义企业，像其政府一样，是大型的等级机构，每个人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资本家要求每个雇员顺从，各安本分，不要有过多的个人诉求。另外，用信贷支撑的超前消费，用享乐主义，用金钱崇拜和性崇拜等糜烂的资本主义文化去迷乱工薪阶层的心智，使他们变成人格分裂的双重人格：白天循规蹈矩，夜晚肆意放纵！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没有理性，没有自信，没有反权威的精神，没有谋求个人发展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个人的专业成就。因为个人的专业成就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自信、勇敢地追求个人价值之上。换句话说，如果工薪阶层都是些缺乏创造精神的跟屁虫、应声虫，迷信而愚昧的不能自理的精神病患者，这些人对资本家来说价值也就不大了。想想看，一个缺乏独立、自信精神的业务员，能够为资本家谋求更多的业务么？一个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专业人员，会取得骄人的专业成就么？因为后工业社会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一个技能低下的雇员对资本家来说价值不大，甚至没有价值，又不是让他们去从事技能低下的传统农业和体力劳动。事实上，现代农业也需要科技才能。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缺乏理性、科学、节制、效益、自我追求的精神，否则，社会无法进步。
然而，资产阶级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无视工薪族的利益。工薪族不甘愿接受压榨，必然造成劳资关系紧张。
其实，这种矛盾表面看来是文化矛盾，实质还是阶层矛盾，其存在是正常的。如果因此而否定法律精神，否定平等、自由和人权，必须会走向传统极权主义、上智下愚的极端。
然而，中国历经长期的革命洗礼，革命学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文化使中国民众的内心已经非常开化，此时，要返回与传统农耕社会配套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恐怕行不通。
同样，丹尼尔·贝尔的回归宗教的建议也行不通。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到了一个极度开化的时代，继续用宗教去愚弄白领，根本行不通。
不过，丹尼尔·贝尔的公共家庭的建议倒是很有价值，只是有被抛弃的危险。那就是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务，比如各种政府服务，国家安全服务，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
中国恐怕只有接纳人类最先进的文化精神，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复兴！中华的复兴应该是国民从经济到精神的解放，而不是重新迷信权威，回到愚昧，甚至回到跪拜礼上。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中国同样面临阶层矛盾，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只要人类存在，社会矛盾就永远也不会消失。追求平等与不平等的现实的矛盾，专制与法制、极权与追求民主的矛盾，国家与公民、企业与雇员的矛盾……永远都不会消失。
中国要重视文化的作用，要通过法律代表的公平、正义精神去协调社会发展中的内在矛盾。把经济生活中对自身利益和效率的追求，政治生活中对民主、公正与合法性的追求，文化领域对人的自由、自我实现和生存意义的追求，统一起来。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薪族，都要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统一起来，不要过分强调个体利益，都要为对方负责。资本离不开劳动，劳动离不开资本。
不过，民营经济虽多，工薪族虽多，却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非常需要国家法律的保护。
只有下大力气去维护公平、正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光有和谐的口号和与社会脱节甚至相背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