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举世震惊的美国“9·11”事件，使声名赫赫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这部大著急剧升温，持续列《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小说类榜首。本书中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空前的争论。有人认为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也有人认为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不论谁是谁非，这样重要的著作，不可不读。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年），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纽约的亨廷顿，其父母都是作家。他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即加入美国陆军。1948年，亨廷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亨廷顿在哈佛执教，先后任哈佛大学艾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教授，哈佛大学政府系客座教授及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直至2007年退休。此外，在1977年至1978年卡特政府时期，他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事务协调员，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得力助手。
政治上，亨廷顿以保守出名。学术上，他以当代马基雅维里自诩，一向以提出极具争议的观点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但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其著作大部分是关于当代重大政治、国际关系、美国政府、民主进程。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亨廷顿的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等。
在亨廷顿的著作中，《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为著名，已经被翻译成39种文字出版。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作品被他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次数遥居同行之首。因此，他在西方的地位可与基辛格、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相媲美。
深度解读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遍及所有的大陆、所有文明。宗教复兴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造成的空缺。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1993年夏，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和讨论他的观点，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亨廷顿认为相对于文明的持久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只是暂时现象。从长期来看，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冲突中最根本、最持久、也是最暴虐的冲突。
在“9·11”事件后，亨廷顿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他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辩论和争议。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达了这样的主题：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并且从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作者在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指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划分和认同逐步削弱，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划分敌友的标准，在新时代，文化认同将取而代之作为全球政治的重构标准。在这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此可以说世界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作者在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中表达的中心论点是：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作者在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中认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表现为：第一，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第二，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第三，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各国都在寻求认同，而亨廷顿认为认同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作者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
作者在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中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普世主义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建议是，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对于非西方社会就必须利用其经济资源，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防止非西方对西方内部挑拨离间的同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作者在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中提出：西方文明与历史上所有文明一样会衰落，同时又提出了复兴、延缓衰落的方案，还探讨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其内部组织的扩大再生产，积累盈余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作者通过对假想的世界大战的分析，得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两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作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存在“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换而言之，“抛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这里的共同性作者是指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道德层面上的共性。世界的安全需要文明的共存，文明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价值，只有各文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彼此携手又彼此分离，才能有助于减少文明的冲突，维持世界的稳定。然而，如何保障这种理想的和平状态呢？最后作者认为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由此与本书书名相呼应：文明的冲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
亨氏文明冲突论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一部引发空前争论的书，必然是一部非常值得读的书。
赞扬者不少。如基辛格认为，它为理解21世纪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认为，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革。
批判者也不少。如约瑟夫·奈认为，它只抓住了认同感冲突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而且把非洲作为一种文明也值得商榷，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
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在其著作《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中对亨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