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对于出身于城市的领导干部来说，不读《黄河边的中国》，就不懂中国的另一半——真实的农村。
曹锦清——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
曹锦清（1949—），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四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深度解读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笔记。本书曾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本书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
本书从研究方法上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正规化”，以访问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农村的真相，且夹叙夹议，通俗易懂。
全书分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加重。根据作者的调查，造成农民怨声载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县乡两级吃皇粮的人员增长了三五倍；二是各级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手机。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支出又落到农民头上，例如要求订阅报纸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三是显示政绩，“大跨度、超常规”，拓马路、拆旧房、修宾馆，以及不切实际地要求各乡各村都办企业，造成大量资金无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负担压在乡村两级政权身上，村管小学经费，乡管初中经费，县管中学经费，乡级财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学、初中教师的工资，成为农民负担的基数；五是触犯法律的腐败问题：贪污受贿。
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农机专业户收费为各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收入有限，农民仍然只能得个温饱。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何在？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他认为应该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建议：“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关心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一个学者对中国农村的观察与思考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他认为应该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给不谙农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本书中的调查和反思，特别是作者对于做好农村工作的建议很有价值。
但是，曹锦清也承认，有人认为他的农村合作化的建议是在“痴人说梦”，但他强调，“上述思考与建议是我长久思考的结果。”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很多农村希望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实现现代工商企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民的结合。农民按公司的规划进行农产品原料生产，公司提供籽种、技术指导、甚至部分化肥农药，最终按合同回收农民的产品。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农民拉入现代工商业的体系之中，使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城市资本、技术、信息等外源要素，受到工业生产组织的训练。然而在执行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民们早已不敢相信。那些所谓的公司将农民们骗得血本无归，让他们种植中药和经济作物，结果不是跑人，就是贱买，害得农民们血本无归，连种粮都不如。
事实上，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严重受制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均土地资源太少（不到2亩）。以如此稀少的土地资源，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无论玩出多少花样，也难有收入的持续增长。如果想要提高农民收入，其出路终在于离开土地，寻求别样的更有效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总之，分也好，合也好，都受制于资源条件，其次也包括技术条件。
在人均土地太少的情况下，多数农民会选择分的方式，本质还在于分的平均收益要高一些。事实上，许多平原农村已经实现了集体化耕作，集体统一组织用现代农业机械种、收，个人交机械人工钱就行，只是收的粮食各归各户。目前，如果种粮，劳动的投入很少，主要靠机械，已经将现代农业机械的效能差不多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合起来，土地的产出并不会增加，但农民的收入却要大大减少。想想看，土地交给别人，人家不可能把全部的产出都交出来。如果给十分之一，收入就会减少十分之九。这样的傻事儿谁会干？
虽然政府和有识之士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但如果人均耕地条件改变不了，土地细分格局变不了，很难紧密地合起来。这个格局谁敢打破？首先农民就不答应。因为农民们比谁都理智，比谁都清楚他们的处境。
要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有以下三种途径：
成立公司法人，要农民交出承包地，这个农民不会答应，因为农民们已经吃亏上当太多了，他们已经有了血泪教训。
如果有政府作为中介管理者，那就更不行了，老百姓知道目前基层政府某些工作人员的腐败有多严重（看看农村基层的餐饮娱乐都是哪些人在消费就知道了），如果失去了土地，他们不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政府还是要放手支持农民成立自发的合作组织。但前提是目前的土地承包格局不能变，根据需要，在取得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调整土地。要避免农村大的宗族势力借此侵害小姓的利益。所以，政府要在制度上继续保护农民的承包权益。
事实上，在户营经济基础上，平原农村已经将现代的大机械效能发挥到了极致，除非改种经济作物或搞高科技农业，但这又有机会成本问题。比如，农民种花卉苗木和蔬菜，虽然收入会大大增加，但投入的成本和人力将大大增加，一个人往往又干不了，不一定比他到附近的工厂收入多。所以，要相信农民是最聪明的，他们的选择往往就是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科技，尤其是服务于户营经济的科技能大大提升农民的收入，降低成本的话，农民也许会不再打工，自愿务农，甚至合作起来务农。
政府关键要做好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科技推广和宣传发动工作，而不是亲自出来管理。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本书的调查不一定全面，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四年，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农业税已经取消；农村青年男女大都出去或在附近打工了，八〇后的大多上了大学或离乡打工了；原来农村办企业缺少人才、管理和技术，现在很多企业都往中西部农村转移了，但农村污染也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