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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江村经济》——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必读理由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9年在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成果,是他的博士学论文,被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篇博士论文一经出版,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原著以英文写就,被学界公认为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费孝通先生随之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0年经他人翻译为中文,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阅读此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参考价值。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8年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改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一书,此书流传颇广,费孝通由此奠定了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抗战时期,费孝通来到云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着他在农村的实地调查工作,他的许多传世之作中都反映出了这段经历。

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历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的主要著作有:《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其中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则以报刊文章的形式在理论的层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题:权威、秩序、农业与生计。

深度解读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创立了“社会人类学派”,他多次深入社会,进行田野调查。

费孝通在出国前,曾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对开弦弓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伦敦大学时,获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鼓励,利用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通过一个村庄的全面描述,构建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可以说,作者在此书中以小见大,实证考察了中国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而且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乡村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在当时环境下中国江南乡村的生存、发展及幻灭的历程,深刻揭示了社会变迁的动因和问题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

全书共分16章。纵观全书内容,可划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本章是全书内容的引子,也是对内容的总括。

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从地理、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调研的内容,并指出调研的原因,指明在中国农村乡村工业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必要性,研究它将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部分是第三章至第十五章,分别从家庭关系(第三、四章)、邻里关系(第五、六章)、生存方式(第七至十三章)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第四部分是第十六章,费孝通根据上文所述,画龙点睛、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农村现状的根本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1.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费孝通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位于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由于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和桑蚕的饲养,因此,水稻就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作物,又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蚕丝业也成为“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且“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费孝通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说明中国是农村工业大国,只是农村工业是分散型的,使人不易于觉察。

作者指出,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2.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一般认为,农村经济萧条是源于内外交困和阶级的压迫,但费孝通却有独到见解:“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费先生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了外来因素挤压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中国乡土工业的衰退,造成农村经济萧条,并指出乡土经济的崩溃是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源。

3.为中国农村走出困境提出发展战略

费孝通提出了乡村经济发展首先是社会再组织问题。费孝通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但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这不但需要对技术改进,而且需要一个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的社会重组过程,这一过程应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对探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江村经济》把人类学引入了本民族、本社会、发达农业社会的研究,把人类学引入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研究领域,把中国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命运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工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联系了起来。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费孝通指出了乡土工业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在当时中国乡土工业几已完全崩溃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学派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

《江村经济》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虽然时间已经过去70年,今日重读《江村经济》,品味20世纪初期先辈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思考,对探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启迪一:我们应当用农业来促进工业,以工业来维护农业。

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指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在后来的探索中,他更加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寻求解决之道。

启迪二:“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城乡差距仍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并没有很好地享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

只有综合考虑农村发展,将富裕劳动力迁移和就业,才能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农民工问题还需认真对待。

启迪三: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必须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最关键还在于农村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化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达到这些目标,不仅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要把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培养成现代产业工人,在劳动技能和知识掌握上也要实现跨越,要实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