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理由
亚当·斯密
温家宝总理曾五次推荐这部巨著。温家宝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我最近常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实际上讲过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讲市场，一只是讲道德。”这部书对于构建新商业文明，走出社会道德危机，走出经济危机意义重大。对促进人类福利，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使他享誉学术界，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1776年）的出版则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为他赢得了“经济学之父”的声誉。他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1740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1748年在爱丁堡任大学讲师，1751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63年任英国财政大臣养子的伴游导师，1778年任爱丁堡关税局长。
深度解读
斯密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旧译《国富论》）和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但是，更多的人只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这也可能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更关注“利己”，而不太注意“利人”吧。
《国富论》讲利己，《道德情操论》讲利人，这种认识上的冲撞，其实古已有之。在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德国，首先掀起了关于“斯密问题”（也叫“斯密悖论”）的研究和辩论的热潮，以至后来这种热潮席卷全世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其实，在斯密本人的内心，《道德情操论》的分量远比《国富论》要重得多，而且他一生中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
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5次修改，共出版过六次。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这两本书所倡导的观点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对立。相反，斯密一直认为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而人们在《国富论》中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作者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认为利己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的另一种本性，而利人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斯密认为，这种道德情操永远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惟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永恒的延续。斯密本人也不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而是做过多次捐献的英国绅士。可以这么认为，《道德情操论》奠定了斯密思想的“底层”基础，而他的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密在初版《国富论》首页上标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字样，正是向人们暗示了这一点。
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
这部杰出著作《道德情操论》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且从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
《道德情操论》全书共分7篇，前6篇分别从不同方面层层深入地解析了人类的情感和伦理道德产生的原因和基础。
第一篇“论行为的合宜性”；第二篇“论功劳与过失，即论奖赏与惩罚的对象”；第三篇“论我们品评自己情感与行为的基础，并论义务感”；第四篇“论效用对赞许感的影响”；第五篇“论社会习惯与时尚对道德赞许与谴责等情感的影响”；第六篇“论好品格”。
第七篇“论道德哲学体系”是在前6篇基础上对此前的各种伦理学体系所作的综评。斯密从人类的同情心出发，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善恶、美丑、正义、仁慈、克己、责任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阐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介绍和评价了各种道德学说，最终揭示出了人类社会赖以组成、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普世道德准则。在斯密看来，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时刻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中；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人不得不对利己的本性加以节制和改造，从而产生羞耻心和荣誉感，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作者用生动优美的语言，从日常琐事和人情世故之中引发出深刻的哲理，使人不知不觉之间明白了该如何处理利己与利人的关系。
20世纪末，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被蒋自强先生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98年出版。另有台湾著名学者、《国富论》译者谢宗林的权威全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补药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手稿。
近年来，中国社会更多的人改变了原来利他的价值观，认为只有承认利己，“效率”优先，国家才会繁荣发展；再加上历史教训，不少当代中国人认为利己才是更符合人性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已经将自私的理性发展到极致。人们为了私利变得贪婪、自私、背信弃义……三聚氰胺、假药、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垄断掠夺等经济问题，皆由此而生。这些道德滑坡，莫不是自私而生。
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问题都暴露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
当“经济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误导，而受“经济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极端利己主义，将自我的利益孤立于他人的利益，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社会的崩溃。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感慨地说：“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正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症之药，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补药。
温家宝总理曾五次推荐这部巨著，这本身就向我们昭示了这部名著巨大的现实意义。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结合现实社会谈了自己对这部书的感受，他说：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这部书对于构建新商业文明、走出社会道德危机、走出经济危机意义重大。对促进人类福利，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读这部书，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的诚信进步，构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构建一个有同情心、有人情味儿的社会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