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童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尤其是唐代，在那诗人多如繁星的诗国里，同时有两颗放射出万丈光芒的巨星，那就是李白和杜甫。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两个伟大诗人的并世出现，使得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呈显出更加璀灿的光彩，他们都以自己最富于个性特色的杰出诗篇奉献给了当时和后世的读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今河南巩县）人。
杜甫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时功名卓著的大将，同时又是博学多才的学者，曾注解过《左传》。曾祖依艺，做过巩县令；祖父审言，是初唐时有名的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闲，做过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的母亲是当时大族清河崔氏的女儿，但她在杜甫年幼时已死去。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免”意思是他家世代做官、信守儒家礼教。这句话和他说过的另一句话“诗是吾家事”合起来，就是他的家庭传统。虽然这个家庭到杜甫出生以后已经渐趋衰落，但这个家庭传统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一方面在文化上薰陶了杜甫，另一方面在思想上给了他一定的束缚。
杜甫童年时的生活，有不少事情在他的记忆里深深地保存了下来，晚年写在他的一些回忆性的诗文里。当他还在六岁的时候，那时是开元五年，曾一度在郾（衍）城（今河南郾城，在巩县东南）看到了当时首屈一指的舞蹈艺术家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浑脱》（剑器、浑脱是古代两种武舞曲名，又称健舞，表现雄武战斗的姿态）舞。那时正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无事，人们有足够的闲暇和兴致，只要这位玉貌锦衣的公孙大娘在哪里一开场表演，顿时就轰动得四面八方的人前来观看。那人山人海的观众全都凝神屏息，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也都随着舞蹈的变化而变化。幼小的杜甫也仿佛很能领略公孙大娘的精湛艺术，他聚精会神，看得眼花缭乱只见那瞬息万变的舞姿，忽而闪烁得像神羿射落了天上的九个太阳，忽而矫捷得像一群仙人在空中驾龙飞翔，忽而又冲面而来像晴天突然打个急雷，舞罢时场上一片寂静，犹如风平浪静的江海一般。这一次难得的观赏，给杜甫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致于五十年以后他流寓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时看到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之后，写下了那首抑扬顿挫、感慨今昔的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杜甫从小就开始学诗，他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如果说七岁能够写诗在古代诗人中还不算稀奇，那末“开口咏凤凰”却显出他的不同凡俗。凤凰在我国古代通常是作为太平和祥瑞的象征。杜甫平生胸怀壮志，高自期许，他“窃比稷与契（屑）”，想要“致君尧舜上”，希望做一个辅佐圣君以达到太平之治的贤臣。杜甫一生多次歌咏过凤凰，且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凤凰自况。七岁咏凤凰，表现了他志趣不凡；四十八岁时写《凤凰台》，隐然以母凤自喻，要用自己的心血当竹实和醴泉（凤凰的饮食）来养育无母的凤雏，不惜牺牲微命以祈求实现“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愿望；五十八岁即逝世前的一年写了《朱凤行》，直接以朱凤自拟，同情“百鸟在罗网”，甘愿冒犯恶禽鸱枭（嗤肖，喻凶恶的统治者。）的怒号而把自己的养料竹实分给百鸟以及蝼蚁（比喻小百姓）。由此看来，杜甫第一次写诗时就“开口咏凤凰”，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除了写诗，杜甫在童年时还学习书法，九岁时写的大字已经积累有满满一囊了。
到十四五岁时，杜甫已经是学业有成的少年了。他开始出入于东都洛阳的文坛，交往的大都是一些名流前辈。他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轻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指老前辈）。饮酒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这里提到的崔魏，据原注说是崔尚、魏启心，二人都在杜甫出生以前就已中进士。十四五岁的杜甫能够多结交这样一些年长有成的人，自然感到值得骄傲。他对和少年儿童一道游玩并不十分在意，对那些胸无远志的庸人俗物更是不放在眼里。更使他得意的是崔尚、魏启心等等这些知名长辈还居然把他比作汉朝的班固和扬雄哩。他们也许是随便说说吧，但杜甫却看得很认真，以后他自己不也说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曹植）亲”吗？
十四五岁的杜甫，由于经常出入于“翰墨场”，逐渐崭露头角，也许是经过“老苍”崔魏们的援引，他还时时出现在一些上流社会名公贵人的家中。这些人平常住在京城长安，但他们又都在繁华的东都洛阳建有府邸，岐王李范、殿中监（官名）崔涤就是这样，李范的邸宅在尚善坊，崔涤的寓所在遵化里。每当呈帝唐玄宗来到东都，那些王公贵人也都跟着到东都来了，一时歌舞艺人云集于洛阳。杜甫就曾几度在李范和崔涤的家里亲聆过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歌唱，为他精湛的艺术所感动。后来杜甫晚年漂泊湖南，又遇见了流落到长沙的李龟年，不禁抚今追昔，写了《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
结交“老苍”的生活并没有使少年时的杜甫变成老气横秋的小老头，此时他也已经不像幼小时那样多病了，一有机会他就会尽情放任他的孩童天性，活像一头健壮的黄犊来回奔跑。每到八月份庭前的梨子枣子成熟了，更是兴头十足，他竟然“一日上树能千回”，整天爬上爬下，与其说是贪吃梨、枣，还不如说是在显示自己上树的本领呢！
快意的壮游生活
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往往为了做官、谋生或者考察等等原因而外出远行，盛唐时期，漫游更形成了盛行一时的风尚，著名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曾经遍游各地。这种漫游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目的，但他们在漫游过程中都饱览了祖国山川名胜、历史古迹，体察了各地风物民情，这些都无形中助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发展。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价低廉，交通四通八达，杜甫后来在成都时写的《忆昔》诗用回忆的口气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状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斑，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一切给士人的漫游生活造成了一种极有利的方便的客观条件。杜甫青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开始了他的长期漫游。
杜甫在20岁到29岁之间先后进行过两次漫游，先是游吴越，后是游齐赵。
开元十九年（731），杜甫20岁时开始了他的吴越之游。他从洛阳出发，沿着沟通黄河、淮水、长江的运河南下，第一站到了江宁（今南京），在江宁逗留了一些日子。这里在六朝时是繁华都城，许多文人名士、豪门世族都在这里生活过，对杜甫自然有吸引力；不过来到之后，却不免有点失望，朱雀桥、乌衣巷一带，风流一时的名门士族王（导）谢（安）家，已呈现荒凉景象，当年的气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多少遗迹可寻了。幸好在瓦棺寺里还看到了晋朝名画家顾恺之的壁画。瓦棺寺原叫瓦官寺（后来“官”字讹成了“棺”字），晋武帝时建的，在南京秦淮河北，至晋哀帝时重修，顾恺之在寺壁上画维摩诘（佛教菩萨名）像，光彩照人，轰动一时。这画像到唐代还完好无恙，爱好艺术的杜甫，如饥似渴地欣赏了这幅二百七十年前的名画，还在一个姓许排行第八的人家里求得瓦棺寺的维摩诘图样。杜甫简直陶醉在这幅名画里了，一直到后来在长安送这位许八回江宁时，他在诗里还说：“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杳茫，虎头（顾皑之的小字）金粟影（指维摩诘画像），神妙独难忘！”
也许因为江宁的许多文化遗迹都已渺茫难寻，杜甫没多久就离开江宁东下姑苏（今江苏苏州）。姑苏有着比江宁更古老的历史文化遗迹。杜甫到姑苏后先登虎丘，寻访了早巳荒芜的吴王阖闾墓，游览了陡峭倾侧的剑池石壁；走到长洲苑，盛开的荷花飘来阵阵香气；出了西北面的阊门，嵯峨的吴太伯（周文王的伯父，为了让位给弟季历——周文王父，逃到南方，自号“句吴”）庙倒影照映在静静的池塘里；他每走进吴太们庙去瞻仰，总禁不住感叹欷歔。之后，他渡过浙江，登上西陵（今浙江萧山）古驿台，至会稽，追忆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寻访秦始皇在这一带巡行的行踪。五月的鉴湖（在今浙江绍兴县南）凉爽如秋，湖畔的女子洁白如玉。他又乘船到了剡溪（曹娥江上游），那里景色秀异，帆船不觉来到了壮美的天姥（母）山下。
这几年的吴越漫游，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后经常引起他重游的念头，晚年在夔州送一个下扬州去的胡商时又勾起他“思吴胜事”的情绪，在送别的诗中叮嘱说：“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可惜的是，杜甫以后始终没有实现他重游吴越的愿望。
开元二十三年（735），24岁的杜甫从天姥山下掉转船头，驾着归帆回到家乡巩县，然后去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杜甫怀着一种不在话下的自负心情来应考，不料却落第了，也许他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失误吧，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又豪情勃勃地继续他的壮游去了。这回他是往山东和河北的南部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杜甫在游齐赵的时日里，常和苏源明（苏预）在一起。他们经常骑着马出去，到各处游览、打猎；春天到河北邯郸登上战国时赵王的丛台，引吭高歌；冬天又到山东益都一带相传是春秋时齐景公畋猎的青丘，在那里驰骋打猎；一会儿在皂枥林里呼唤指挥着鹰犬，一会儿又在云雪冈上追逐禽兽。有一次高空忽然飞来一只鹜鸽，杜甫纵马引臂，一箭射去，只见鸟儿立即坠落马前，博得苏源明据鞍大笑，极口夸赞。
这段时期，杜甫的父亲杜闲任兖州（今山东兖州）司马，杜甫前往省亲。他登上兖州城楼，凭眺赋诗，又曾到过泰山，他第一次眺望泰山的雄姿，心潮澎湃，胸襟顿开，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入归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青年时期写过不少诗篇，但大多数失去了，这首《望岳》是诗集中现存较早的一篇，它预示着杜甫的诗歌必将有一个远大的发展。
大约就在这时，杜甫在汶上遇见了诗人高适，二人开始结交。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回到东都洛阳，在洛阳住了二三年，到天宝三载（744），大诗人李白在长安为权贵谗毁排挤，被唐玄宗“放还”。李白怀着满腔幽愤走出京城，于四五月间到了洛阳。杜甫和李白，两位大诗人这时就在洛阳相遇。杜甫这两年在洛阳的生活，也使他看厌了上层社会的机巧世态，他在《赠李白》诗里感叹道：“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他们二人结识之后，常在一起赋诗论文，相从游历，情谊深挚，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他们相约秋天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去漫游，到了那里又遇上早就在梁宋的高适。杜甫后来在《遣怀》里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高适、李白）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欢悦）。”他们三人有时气慨高昂地登上开封东南的吹台，有时又登上商丘北面的琴台。他们在原野上驰逐游猎，马前闪过密如雨点的桑叶和飘飞在空中的藿叶，在结满严霜的大泽上禽兽被驱赶得惊叫哀鸣。不久，高适离开梁宋南游楚地去了，杜甫则再游齐鲁。李白曾安家在鲁郡（也就是兖州），这时也随即回到鲁郡，于是李白、杜甫又在一起同游，情好益密。亲如手足。杜甫在《与李十二白问寻范十隐居》里说道：“余亦东蒙（山名，在鲁郡东）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从游吴越齐赵到现在（天宝四载），“快意八九年”之后，便决定西行到长安去，李白也将南游江东。在鲁郡城东石门，二人置酒惜别，李白还特地写了一首诗送别杜甫，题为《鲁郡东石门送别杜二甫》，里面说：“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希望有重逢在一起饮酒游览的日子，寄托着深长的留念之情。可惜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但二人还是不断关心着对方，特别是杜甫，一直到晚年，还时常写诗怀念着李白。下面是其中题为《不见》的一首：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是李白因永王李璘的案件，被长流夜郎之后，杜甫得不到关于李白的消息而写的一首诗，诗中对这位天才诗人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充满着对友人的关怀和同情。
旅食京华
唐朝的京城长安，本是历史上的古都，从隋代重新改建以来，经过隋唐两朝统一封建帝国的经营，到开元天宝年间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城市。它不仅是全国的封建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唐代的诗人文士，不论是为了猎取功名还是实现政治抱负，没有谁不想到长安来一试身手的。事实上唐代众多的著名诗人之中很少有人不曾到长安来角逐过，尽管他们远不是每个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天宝五载（746），也就是杜甫在鲁郡东石门与李白分手的第二年，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杜甫满怀信心地来到了长安。初来乍到，他还没有领略到长安生活的辛酸，漫游南北时的豪兴未消，到长安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他虽然只身住在客舍，但一点没有孤寂之感，他袒身跣足，和人们在一起凭凌呼叫，“相与博塞（赌博游戏）为欢娱”，放浪形骸，旁若无人。
不过，杜甫很快就走上了坎坷困顿的路程。天宝年间，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已经变成纵情声色、信任奸佞的糊涂天子，政治日渐黑暗，仕途日趋险恶。杜甫来到长安的时候，正是“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独揽朝政大权、恣意陷害贤能的时候。摆在杜甫面前的自然不会有什么光明坦途。
天宝六载（747），唐玄宗诏令天下有一艺之长的士人都可到京城来应试就选。杜甫抱着很大希望参加了这次考试。谁知李林甫从中捣鬼，大搞阴谋。他害怕那些应试的草野之士议论朝政，揭露时弊，对他不利，便把这次考试弄成如常例考试差不多，交由尚书省长官主试，并且不让一人中选，事后他却向皇帝祝贺，说什么无一人考中，这说明现在是“野无遗贤”。杜甫这次落第，实际上是被愚弄，是政治阴谋的受害者。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他感到自己年事已大，恐怕“致君尧舜”的抱负从此要落空了。后来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诗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破胆遭前政（指李林甫），阴谋独秉钧（独揽大权）。微生（指杜甫自己）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愤懑之情溢于言词。
杜甫仕途失意，功名无望，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了。他常常到处奔走，写诗奉赠给有名位的人祈求汲引，有时只是为了得到一点生活上的援助。他在一次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诗里描述了这种悲酸的生活情景：
骑驴三十载（当作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各方奔走投诗请托，没有使杜甫得到一宫半职，他最后想到直接投献皇帝这一条路。原来从武则天当权时，在京城设有类似近世的意见箱一样的东西叫匦（轨），匦有四面：东面的叫延恩、南叫招冻、西叫伸冤、北叫通玄。天宝九载秋天，杜甫把自己写的一篇《雕赋》，连同进《雕赋》的《表》投入了延恩匦（供那些有才能希望得到朝廷延用的人投献著作或条陈而设的），谁知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杜甫贫困无依，只得卖药都市、寄食朋友。到第二年（天宝十载）正月，唐玄宗接连举行了三个祭祀大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杜甫趁这机会又写了三篇《大礼赋》，把它们和《进三大礼赋表》一起投入了延恩匦。不料这回却产生了效果，赋献上之后，玄宗奇之，叫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杜甫考试时集贤院学士围着观看，一日之间声名煊赫。可是煊赫了一阵之后，依旧毫无下文，皇帝也依旧过着他骄奢无度的生活。杜甫又一次失望了。
这年秋天，霖雨连旬，墙屋多坏，杜甫身患疟疾，卧病长安旅舍，冻馁交加，朋友很少来看他的，朝廷故旧也没有谁援手周济他。他往往十几天饥卧在家，衣服破敝得像“百衲”衣。病后他扶着尚未平复的身躯访问好友王倚，王倚见他脸黄皮皱，吃了一惊，赶紧张罗了一顿酒饭款待他。杜甫领受着老友的盛情，不禁感慨万端。这是杜甫旅食京华最贫困的日子！
杜甫在长安的这几年，其他诗人也有不少先后到长安来了。天宝十一载，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几个人都在长安，这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杜甫和他们共同登上长安东南的慈恩寺塔（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又名大雁塔。公元652年建，共6层，701年改建为7层），各人都写了一首诗。杜甫本想借游览散散心的，可是登上塔楼之后，在茫茫暮色中看到四周的景象，心中百感交集，写出了一首压倒众人之作的杰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歌寓情于景，从无语的山川中寄寓对危机潜伏的不安之感。诗的后半篇大意是：忽觉秦山也破碎了似的，泾水渭水也看不清了；俯视下面，但见一片夜雾蒙蒙，哪里能辨认出京城长安？回首看看远处唐太宗的坟墓（昭陵），只见笼罩着茫茫愁云；朝骊山方向望去，隐约中似乎看到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没日没夜地宴饮作乐；离此而飞去的黄鹊，声声哀鸣投向何方？你看那些趋炎附势追随暖气的雁鸟，各自只管谋求一己的稻粱。
唐玄宗在他做皇帝的晚年，日夜在深宫荒淫宴乐，把政事交给专权纳贿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边将，人民受着纳税服役的残酷剥削，弄得生产衰落，财力穷尽。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自天宝十年以来，鲜于仲通伐南诏（当时在云南的一个政权），高仙芝击大食（即阿拉伯），安禄山讨契丹（我国古代处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都一一遭到惨重失败。为了补充兵额，在关中一带募兵，无人应募，就派人分道捕人押送军所。
长安西北面在渭水上横跨着一座有68个桥洞的大桥，叫咸阳桥，开往边疆的兵士经常从这里经过。一天，杜甫来到这里，只见大道上尘埃飞扬，连大桥也看不见了，被征发的兵士，腰间挂着弓箭，在车马队伍里行进，他们的爷娘赶来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向一个行军的兵士打听，听他说打从十五岁就到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到四十岁又开往西边去营田，头白时回来还得去防守边疆，随时准备作战；家里没有男子耕田，庄稼无收，官家却还是催交租税，租税从何出呢？杜甫目睹这一切，写了一首揭露统治者一意开边黩武，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兵车行》，里面借兵士的口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汉武帝。这里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指华山以东广大地区）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诗人又感慨地写道：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尽管百姓的生活日趋贫困，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的生活却有增无已，尤其唐玄宗和杨贵妃以及杨氏兄妹，更是穷奢极侈，荒淫无耻，势炎熏天。杨贵妃三个姊妹，一日之内并封国夫人，长姨封韩国夫人，三姨封号国夫人，八姨封秦国夫人。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冬任右丞相。这一批权门贵戚的豪奢和秽行外间也时有传闻，若是春日出游曲江，更是盛服华饰，排场空前。“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便是杜甫《丽人行》的头两句。杜甫在长安呆得久了，对那些权门贵戚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产生了憎恶之感，《丽人行》便是一篇对杨氏兄妹进行揭露和讽刺的诗歌，诗中极言杨氏姊妹的服饰之盛，饮馔之精，宾从之多，然后以“杨花雪落覆白频，青鸟飞去衔红巾”二句影射她们的淫荡行为，最后以这样两句结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指杨国忠）嗔！”点透讽刺的主题。
杜甫穷居长安，由于想摆脱困境和求仕心切，不免要四处奔走求人汲引；但是往还最密，真正倾吐胸襟的还是几个知心的老友，其中尤其是郑虔，自从天宝九载到长安做广文馆博士以来，二人经常往来，在一起痛饮酣歌，抒发牢骚抑郁之气。郑虔博学多才，唐玄宗看了他的诗书画，曾称赞为“郑虔三绝”。但是多少无才无学的人都飞黄腾达，成了高官显贵，而郑虔却不过做个无人理睬的冷官，杜甫很为他不平，也为自己的境遇感愤。一天，杜甫从太仓籴来五升平价米，然后到郑虔家饮酒谈心。细雨灯前，檐花簌簌，杜甫举杯唱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指郑虔）官独冷……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唱出了二人的满怀愤懑。
也许是由于曾经投诗给左丞相韦见素的缘故，在长安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杜甫，忽然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县尉是县令下面的官，职事烦杂，终日趋走，还一边要卑躬屈节去“拜迎官长”，一边要昧着良心去“鞭挞黎庶”，杜甫的朋友高适就曾经做过县尉，深感不是滋味。杜甫对此当然有所了解，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一任命。不久改授他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八品的芝麻小官，杜甫哭笑不得，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来自我解嘲。他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长安客居的最后两年，杜甫在长安城南僻静的下社找了个住宅，亲自到洛阳把妻子儿女接来。不久，京城一带淫雨成灾，杨国忠为了蒙蔽皇帝，从被毁坏的禾栗中挑选一点好的，献给唐玄宗看，并说：虽然下雨，但不妨害庄稼。杜甫却写了《秋雨叹三首》揭露人民遭灾的生活情状，指出人们为了度过眼前，不惜将御寒的大被子拿去换升斗之米。后来杜甫自己也因为京城人多乏食，不得不将家小送至长安东北方向的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寄居，自己仍回长安。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的一天，杜甫挂念在奉先的妻子儿女衣食还无着落，前往探视。他半夜从长安出发，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凛冽，地上结了一层严霜，百草凋零，杜甫吃力地用冻僵的手指把断裂的衣带结好，继续赶路。凌晨经过骊山，山上林立的宫馆楼台隐隐可见。骊山上原有温泉，是避寒的胜地，唐玄宗在上面建造了华清宫，在温泉上建造长汤池十八所，还环山修建了许多宫室。每年十月，玄宗带着贵妃和杨氏兄妹，以及一大批侍从人员，到骊山华清官避寒。这时玄宗正在山上享乐，杜甫透过破晓前的雾气，看见温泉的热气向上升腾，密密麻麻御林军在山上警卫皇帝，雷鸣般的奏乐声在空中回荡。杜甫好像看到了唐玄宗、杨贵妃和那一班皇亲国戚、近侍宠臣在上面大肆挥霍对贫民鞭挞逼迫而搜刮来的财物；而眼前宫墙之外的路上却有人由于冻饿而倒毙。他联想到平日许多所见所闻，禁不住悲愤地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就是他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千古传诵的名句。他在诗里还写到他在路上及到家后的情景和感触；泾渭二水的杂乱冰块，好像是从崆峒山直冲下来，恐怕要把天柱冲折；过渡口时木桥摇摇欲坠。这些景物的描写衬托出诗人担心国家倾覆的隐忧。杜甫此行本是去与被风雪远隔的家人相聚，可是“入门闻号，幼子饿已卒”。幼子竟在饥饿中死去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情，然而杜甫在为自己的不幸而悲痛时，还进而推己及人想到了比他更贫苦的平民。
这是划时代的诗歌，它一方面总结了杜甫长安十年的生活体验，一方面标志杜甫的诗歌创作从此以超越同时代诗人的姿态朝着沉郁顿挫而又波澜壮阔的方向发展。
在乱离中流亡与歌唱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正当唐玄宗还在骊山寻欢作乐的时候，图谋已久的安禄山终于在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以十五万大军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安史之乱”。这场动地而来的变乱，惊破了唐玄宗面前的酣歌醉舞，也结束了唐朝的所谓“全盛”时期。大唐帝国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在奉先探家，次年二月前后他仍回到长安在率府任职，当叛军攻下洛阳之后，长安沦陷之前，约在初夏四月，他才决意离开长安。为了避难，他从奉先携家往白水县，寄居在舅父崔十九的家里。但白水县离潼关也不远，林间川上都能闻到战争的气味。潼关失守后，战火很快燃烧到这里，杜甫一家仓促间杂在难民队里开始向北流亡。同他一块逃难的有他的重表侄（杜甫曾祖姑的玄孙）王（厉）一家，杜甫的坐骑在慌乱中被人抢走了，只得徒步而行，一个人落在后面，不小心陷于蓬蒿坑中，与王相失十余里路。王回马呼号寻找，于危急中将马借给杜甫，一手持刀，一手牵缰，保护杜甫脱险，赶上去与妻小会合。杜甫和家人继续赶路，深夜里经过彭衙故城（今彭衙堡），惨淡的月色照着远处的白水山，山谷中的鸟鸣一声长一声短的，天真的小女儿饿得直咬杜甫，为了怕她的哭闹声给虎狼听见，杜甫把女儿紧抱在怀中掩住她的口，谁知她挣扎着哭闹得更凶。小儿子硬装着懂事的样子，就去采摘些苦李子来吃。又碰上下雨天气，十天中有一半时间下雨，一家大小在泥泞中互相牵攀着朝前走。没有雨具，路又滑，淋湿了衣服身上又冷。有时一天才走几里路，饿了采野果当粮食，累了在树枝下歇息。好容易才走到彭衙附近的同家洼，正想继续往前逃出芦子关（今陕西横山县附近）再北走，恰好遇到老朋友孙宰，便在他家留下来小住。主人热情招待，连夜张灯迎客，烧水给杜甫洗足，叫出内室妻子来相见，唤起杜甫那几个已熟睡了的小孩来一起吃晚餐。
在孙家小住之后，杜甫又携家经华原，经过洪水泛滥的三川前往州（今陕西富县），将家属安置在州西北三十里的羌村居住。
在羌村避难时，得到肃宗（李亨）于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的消息，杜甫便怀着复兴的希望离开羌村的家只身北上，经延州（今陕西延安）准备出芦子关，投奔灵武。不料当时叛军兵力已蔓延到、坊一带，杜甫中途陷入敌军之中，被送进已经沦陷的长安。幸而他当时地位名声都不显眼，自己又注意隐避，所以没被重视，也未受到严格的拘束，他还可以偷偷地各处走动。杜甫陷在长安后不久，便遇上八月中秋，他对月伤神，遥想在州的妻子今夜也一定在月下思念他了，只是小儿女们还不懂得想念在长安的父亲，什么时候才能和家人团聚一道赏月呢？
这年（至德元载）十月，宰相房自请带兵收复两京，他分三路（中军、南军、北军）向长安进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遭遇敌军，战于咸阳东边的陈陶斜，结果大败，“四万义军同日死”。陈陶斜大败后两天，即十月二十三日，房又亲自带领南军出战，结果又失败。杜甫在长安城内看到胡兵得胜归来，在市里骄狂地唱着胡歌喝酒，京城的人民听说官军失败了，都朝着北边啼哭，更迫切地盼望官军来到。杜甫痛心地写了《悲陈陶》和《悲春坂》二诗，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盼望朝廷官军早日光复长安的心情和杜甫自己对军机成败得失的关切。
至德二载（757）的春天，杜甫看看长安的春色与昔日大不相同，残破的国都，它的山山水水依然还在，但京城到处都长满了深邃的草木，虽然是花香鸟语之时，但杜甫由于感慨时事看花反而落泪，伤痛离别听鸟鸣也觉惊心，于是写了《春望》这首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二句说头上的白发越搔越短少，简直要别不稳簪子了。
这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二月唐肃宗移至凤翔（今陕西凤翔）。这消息传到长安，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他在大云寺隐避了几天之后，便在四月里的一天，冒着生命危险悄悄走出长安西城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行在所。通过两军对峙的防线时，不能走大路而必须找无人的小道前进，直至望见了太白山的积雪，看得到武功的上空时，才算脱离了危险。到达凤翔后，他的衣袖已破得露出两肘，足下穿着麻鞋去进见天子。他的这段经历正像他在《喜达行在所三首》里所说的：“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五月十六日肃宗授杜甫做左拾遗，这是个谏官，官虽然不大，但能接近皇帝，直接向皇帝规谏，也可举荐人才，所以杜甫是满意的，他忠于职守，尽心国事。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房因为兵败陈陶，加上门客琴师董庭兰有收受贿赂的嫌疑，政敌趁机中伤，终于被罢了宰相职务。杜甫履行谏官的职守，上疏说：“（房）罪细，不宜免大臣。”这下触怒了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的营救，肃宗方才罢休，但从此不重视他。没多久，杜甫被肃宗放还州省家。当时为了打仗，公私马匹都收集在军队里，杜甫只得徒步而行，所谓“白头拾遗徒步归”，后来才向李嗣业将军借到一匹马骑。杜甫于闰八月初一日离开凤翔，一路上都能看到伤兵和难民，深夜经过一年前刚打过仗的战场，如今只见寒月照着白骨，阴森可怖。杜甫经过六百多里路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州羌村，与离别了一年的家人团聚了。初见面时“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小儿女们都围绕在膝下，生怕父亲又要离去，邻人们也感叹着前来探望。杜甫到家后写了《羌村三首》和《北征》，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番经历。
这年九月，唐朝官军收复西京（长安），不久又收复东京（洛阳）。十月肃宗回京，随后杜甫也携家从州返回长安，继续在左拾遗任上。乾元元年（758）五月房被贬为州（今陕西彬县）刺史，接着杜甫也因去年疏救房的事，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他于六月间出金光门前往华州，从此以后杜甫再也没有回到长安来。他离皇帝远了，但离人民却更近了，从此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更加丰富，诗歌创作的天地也更加宽阔了。
乾元元年（758）冬，唐朝集中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个节度使号称六十万兵力，讨伐安史叛军，势如破竹，收复了华山以东的许多地方，安庆绪被迫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九节度使兵围邺城。杜甫这年冬天从华州回洛阳看望旧居，寻访亲友。次年初春，他出于对国事的关怀和对时局发展的希望，写了《洗兵马》一诗，里面说：
中兴诸将收山东（华山以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诗的结尾表现了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能过上永远不用“甲兵”的和平日子。
但就在这时，局势发生了逆转。乾元二年（759）春天，官军筑垒挖堑，重重围住邺城，城内叛军危在旦夕。这时，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援救邺城，加上天旱饥瑾，粮道被史思明破坏，唐军乏食，军心不安。三月间，两军接战，未及布阵，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郭子仪断河阳桥退保东京，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沿途剽掠，十馀日才安定下来。
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杜甫离开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亲眼看见官吏捉人当兵，拉夫服役，新婚男子被征，垂老士兵重入行伍，他们家园被毁，无家可归，也无家可别，等等惨象；也目睹了人民在苦难中除了悲痛和怨恨，还表现出感人的爱国行动。杜甫深深地受到感动，把他的所见所闻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绘，写成了一组不朽的著名诗篇“三吏”、“三别”、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杜甫在这六首诗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表现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也鼓励了人民的抗敌热情。
从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以来的这一时期，是杜甫在生活上最接近人民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也最富于现实精神。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最光辉的高峰。
乾元二年初夏起，旱灾严重，飞鸟热死，鱼池干裂，“良田”满是黄埃，“举目惟蒿莱”，入秋以后关内外大片地区发生饥馑，人们四出流离，杜甫也准备弃官到别处去。到哪里去呢？回洛阳去吧，那里由于邺城刚打过大仗，兵戎遍地，不能去；往长安去吧，那里生活奢侈，人多米贵，既然自己已经感到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当然也不去长安了。这时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秋雨充足，禾黍很好，杜甫就在这年七月携家离华州前往秦州，投靠他的从侄杜佐。秦州在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边，陇山山路曲折，山高二千多公尺。杜甫从东面来，需越过此山。他在《秦州杂诗》里写到了经过此山的情景：“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杜甫一边翻山越岭向西走着，一边不时地打听西边吐蕃侵扰的边警。远远望见万山中的孤城，城上传来胡笳的吹奏声，无风的天空，浮云向塞外飘去；夜色未降，月亮已照临关隘。杜甫到秦州后，居住在秦州东南五十里的东柯谷。这里住着数十家人家，屋瓦上爬满了藤蔓，溪边生着竹林，山坡长着瓜果，景物宜人。他本想在这里结庐长住，无奈经济日感困难，亲朋的资助又常常不能及时，几乎弄到囊空如洗的地步，他风趣地说：“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以此来自我解嘲。
杜甫在秦州不满四个月，衣食不能自给，恰好有个友人从同谷（今甘肃成县）来信邀他携家前往。又听说同谷附近有栗亭，下有良用，产薯蓣，崖上产蜂蜜，竹林中多冬笋。于是杜甫把同谷当作“乐土”，《发秦州》诗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就在十月里离秦州南下。沿途山川畸岖，艰苦辛勤，在天寒霜雪中行走，山风吹拂，童稚饥渴，有时天色昏暗，迷失道路，杜甫不时产生“常恐道路死”的忧惧心情。经过泥功山（即青泥岭）时，道路泥泞，一天到晚走不了几里，白马被泥污变成了黑马，小儿童的足陷入泥中行走迟缓得像老翁。杜甫一路上写诗纪行，诗中不但感慨自己的身世，还不忘“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居同谷后，贫困更甚，原来同谷也并不是什么“乐土”。杜甫自战乱以来，“三年饥走荒山道”，现在到同谷仍旧饥寒交迫，他不得不在天寒日暮之中到山谷里去拾橡栗充饥，冻得手足皴裂，皮肉干枯。有时拿着白木柄的长铲在下雪天到山中去挖黄独（一名土芋，肉白皮黄，可蒸食），但往往空手归来，一家“男呻女吟四壁静”。这些苦况，都写在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第一首是这样说的：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足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同谷呆不下去，只住了一个月左右，又要离开这里，再一次地全家奔波，动身往成都去。他始来同谷时，见这里比秦州僻静，感到高兴，以为可以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了，谁知生计益加困难，不得不又上路征行，正如他自己在《发同谷县》里所说的：“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指本年春自洛阳至华州，秋自华州至秦州，冬自秦州至同谷，现又自同谷往成都）。”
杜甫离开同谷，“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一路上看见不少祖国的奇山异水，离开同谷以后遇到的头一个艰险是木皮岭，在严寒中攀登到山上时已经汗流遍体了，但他放眼远望，千岩奔竞，眼界大开，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木皮岭上，高处有摧折的废旧阁道，下面有长在石头上的冬青树林，像灵芝长满在崖谷间，仿佛置身在神话里的昆仑玄圃中一样。过水会渡时，天已昏黑，半夜还找不到宿处，只好黑夜过渡，微弱的月光也没有了，看不到对岸，滚滚的大江横在面前，汹涌澎湃仿佛有大海那么宽，可是看看勇敢的篙师，暗中理好舟楫，就：“歌笑轻波澜”地渡过去了。杜甫禁不住赞叹和钦佩。当杜甫赶路累得“人马同疲劳”的时候，他也会叹息地对妻子说：我们究竟为什么到这地方来啊？
经过五盘岭（又名七盘岭）时，见这里的居民多半是原始的巢居，风俗淳朴，但想到中原地区还在战斗不息，“巨猾（指史思明）何时除”？故乡的弟妹流落在外，于是发出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的感叹。还在走向成都的路上就想到不如回故乡好，可见这时他内心是很痛楚的。
杜甫来到了“剑门天下壮”的天险剑门关，山势险要，峭壁中断，两崖对峙，形如门户，状如城廓，“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是蜀地的门户。这地方向来是称王称霸者“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所依恃的地方。杜甫出于对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关心，唯恐被坏人利用，从心底里发出“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的呼声。
走过了鹿头山，险阻已尽，开始看见宽阔的原野了。
经过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杜甫终于在十二月末到达了成都，初到时他的感觉是自己“忽在天一方”，城廓人民都感到新鲜；觉得故乡所在的中原，茫茫然更加杳远了。
成都草堂的岁月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物产富庶，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国内外商人很多到这里来经商，是一个“吹箫间笙簧”，人烟稠杂的“名都会”。这里冬季的树木也很苍翠，树丛中露出一瞳幢华屋。尽管中原地区兵戈扰攘、饥荒频仍，这里却还显得平静安宁。
杜甫初到成都时，寓居在城西七里的草堂寺，又叫浣花溪寺。生活主要靠“故人分禄米，邻舍与（给）园蔬”。上元元年（760）春天，杜甫便在城西三里的浣花溪畔觅得一块荒地，先用一亩大小的地基营建草堂，表弟王十五特地出廓来访问，送钱来资助他建房。杜甫还写诗向各处寻求树秧，朋友们分别给他寄来了桃秧、绵竹、桤木秧、果木子和松树子。暮春时草堂部分落成，杜甫特为写了《堂成》一诗。他高兴地看着燕子飞筑新巢，想象这里不久将是“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草堂的前前后后有浣花溪、百花潭、万里桥，透过窗户可以远远望见西面终年积雪的西山（岷山），门前停泊着可以通向东吴的“万里船”。经过杜甫的细心培植和经营，这个林塘幽僻的地方，环境变得更加幽美。桤树已经成林，竹园已经含翠，不易种植的松树也成长了四棵，水面上荷叶点点，有如重重叠叠的青铜钱，鸥鸟盘旋于水际，白鹭成行上青天，鸬鹚在鱼梁上晒翅，黄鹂在柳荫里鸣啭。看他的《江村》诗是这样写的：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在幽静的环境里，长夏无事，心情也显得悠闲，没有棋盘，老妻就用纸画一个；没有钓钩，小孩就用针敲一枚。杜甫觉得自己除了治病所需的药物，别的都不想追求了。这首诗是他与家人在草堂生活较稳定时的一个侧影。
杜甫还在草堂近傍江水中新添造了一个水亭，轩窗之下有木阑槛，叫做“水槛”。槛边停泊着一只浮槎（木筏），可代替船只使用。他常在这里凭轩眺望，或垂钓，或泛舟，或咏诗。俯视水面可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景色；平眺远近可看到“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的概貌。这样一个游钓赋诗的好去处，使杜甫不禁想起古代的山水诗人陶渊明、谢灵运，于是在一首题为《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诗中写道：“新添水槛供垂的，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假若能得到才思如陶、谢一样的人，叫他们来一道写诗同游，那多好啊！
杜甫草堂的所在，因为是郊外，又是较僻静的地方，人烟稀少，杜甫说是“无村”，大概本来是不成村落的，不过有七八家人家，有两三家比较靠近，是杜甫的左邻右舍。他常常和邻人们往来，有时在一起饮酒，有时为了赏花。杜甫酷爱花草，经常独步江畔寻花，有时听说村中哪家的花开得茂盛好看，他就会拄着拐杖前去欣赏。
“蜀天常夜雨”，成都地区的天气经常晚上下雨。春雨贵如油，正当万物生长的时节，夜雨悄悄地“发生”了，不声不响地随风飘来了花、草、农作物，一切植物都滋润了，田野间乌云漆黑雨意正浓，只看见江上点点渔火；一觉醒来，天亮后只见成都城处处都是红艳艳湿漉漉沉甸甸的花朵。杜甫满心喜悦，写了一首《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城）。
杜甫除了在草堂附近一带走动，观赏自然景色外，有时也寻访一些名胜古迹。成都城有一座诸葛亮词堂，诸葛亮是杜甫钦佩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到成都不久，大约在草堂落成的前后，就去瞻仰了这座祠堂，写了《蜀相》这首诗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仰慕和凭吊：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最后两句诗曾感动过历史上很多壮志未酬的志士和英雄。杜甫在居住草堂的时期，衣食住方面大体上有了着落，但因自己弃官以后没有俸禄，生活来源主要靠别人的资助，每当接济不上时，就常会出现断炊挨饿，如他说的“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的情况。他在《百忧集行》里将这种仰赖“主人”的生涯描绘得更为深刻：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大约在杜甫居住草堂的第二年秋天八月，天忽大风怒号，把草堂屋上重重茅草卷去，一霎时又乌云满天，大雨滂沱，晚上屋漏被破，冷湿难当，杜甫心想自从战乱以来就很少睡个安稳觉，今晚这个沾湿的长夜怎得挨到天亮？于是他想到要是能有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泰山的大厦使天下的贫寒士人都不受风雨之苦，那么自己的茅屋独破受冻死了也甘心情愿！杜甫把这一次遭遇和由此而触发的思想感情，写成了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情愿自己受苦，希望天下贫寒人免受苦难，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段子璋叛乱，赶走绵州（今四川绵阳）的东川刺史李奂，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西川牙将花惊定攻克绵州，斩段子璋。事后，花惊定恃功骄恣，纵部下在东川大掠。杜甫写了《戏作花卿歌》和《赠花卿》二诗，对花惊定进行讽刺。后一首是这样说的：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表面上是说花惊定宴席上的乐曲很美妙动听，但“只应天上才有”，实际上是讽刺他飞扬跋扈，骄奢恣肆：
这年十二月，严武以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出为成都尹。杜甫与严武交情很深，他们本是世交，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杜甫的旧友，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时严武任给事中，一起在朝中共事，后来又都因房事件而遭贬，在政治上他们都较接近房，被视为房一派；在文学上他们又是诗友，常有诗唱和赠答。严武到成都以后，对杜甫的生活很照顾。他不以地方长官自居，经常带着一小队人马出城到草堂访问杜甫。有时严武还自携酒食到草堂，与杜甫欢聚；有时也邀请杜甫到成都府厅参加宴会。
严武这次任成都尹仅半年多时间，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便被诏还朝，任京兆尹，负责监修二帝（玄宗、肃宗）陵墓。严武突然离去，杜甫顿感孤寂，他写诗送严武入朝，表示自己也不愿老死于蜀，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要回到长安。他在诗中勉励严武入朝后要为国事而“临危莫爱身”。
杜甫为严武送行，一直送到离成都三百余里的绵州，在绵州附近的奉济驿分手，杜甫写诗道：“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表示依依惜别之情。
刚送走严武不久，就碰上野心家徐知道在成都叛乱，并派兵断绝剑阁交通，严武在剑阁受阻不能出川，杜甫也因成都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也被迫只身逃难到他乡了。
奔走东川
徐知道原来是成都少尹兼侍御史，严武刚离开成都，他就“起异图”，把严武的官衔统统加在自己身上，自封成都尹、御吏中丞、剑南节度使，擅自取代严武的位置。他一方面派兵北上扼守剑阁，阻止朝廷派兵入川平叛，一方面派人往西攻取邛州（今四川邛崃），引来羌兵共同作乱。成都顿时一片混乱。后因汉蕃互相矛盾，不能合作，徐知道七月起兵，八月二十三日就被高适（这时被任为成都尹，接替严武）率兵击败，他自己也被部将李忠厚杀死。徐知道死后，李忠厚在成都继续烧杀掳掠，“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叛乱算是平了，但成都仍然处于混乱之中，无辜百姓仍在受难。
在这种情况下，杜甫不能回到成都，他只得再度流亡，在逃难的人群中“老遂众人行”，奔向梓州。这一带山路险峻，他有时独自一人在万山丛中跨马前行，太阳从绝壁间落下去了，树枝上栖鸟乱鸣，他提心吊胆，一会儿马受惊，险些坠入深谷，一会儿风吹草动，生怕从哪里冷不防射出一支箭来。
到梓州以后，他时刻惦记着留在成都草堂的妻子儿女的安危，“成都乱后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终于老妻捎信来了，于是在秋末把家人从成都接来，到梓州时已是初冬了。杜甫在梓州时，也有过高兴的时候，那就是广德二年（763）正月，史朝义（史思明子）兵败自杀，他的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河南、河北相继收复，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杜甫听到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惊喜中写出了他的“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身在剑南蜀地，忽然传来唐军收复河北叛军老巢，初闻时痛定思痛不觉泪满衣襟。回头看看妻子儿女安然在旁，愁云顿消。于是开怀痛饮，设想在春光明媚中飞舟出峡，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洛阳。
可是事实上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他没有筹措好回乡的路资，国家也并未从此安定，他不得不继续留在木辛州。这年七月，吐蕃入寇，河西陇右全部亡失，并越过陇山，逼近长安，代宗仓皇逃到陕州（今河南陕县）。十月吐蕃攻陷长安，后虽经郭子仪艰苦作战，光复了长安，但吐蕃入长安时，大肆焚掠，洗劫一空。
当吐蕃攻陷陇右逼近长安时，代替严武做四川节度使的高适曾经发兵，临吐蕃南境，想牵制吐蕃兵力，不料松州（今四川松潘）被围，不久松州、维州（今四川理番）、保州（今理番县新保关）三州又被吐蕃攻陷。巴蜀人民困于军需，杂役繁重。杜甫这时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听到中原的混乱和西蜀边疆的危急，非常关心和忧愁；写了一系列感慨时事的诗歌，其中《征夫》的前四句这样说：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由于又一次的经历乱离和流亡；又一次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看到“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杜甫这时的政治思想又有所发展。他提醒说：“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只要皇帝能够躬行俭德，不横征暴敛，就不会有“盗贼”，须知所谓“盗贼”是逼出来的，本来乃是天子的臣民。他又提出：“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强调官僚应该廉洁，各种赋役要做到公平，不可官吏贪污挥霍而让百姓负担沉重。
可是在事实上，封建官僚不肯“洁白”的随处都是，木辛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就是一个。公元763年的冬天，章彝不顾国家的危急和人民的艰苦，夜晚调动三千个“猛士”进行大规模的“冬狩”（冬季打猎）。尽管杜甫寓居梓州时常受到他的照顾，而且章彝这个人是相当跋扈的，杜甫必须小心谨慎地应付他；但杜甫还是借这件事对他进行了委婉的讽谕。他在《冬狩行》里先描绘了章彝狩猎的规模，然后称赞他“号令颇有前贤风”，接着就不露痕迹地转入讽滦：“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指吐蕃）。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借指长安），”最后说现在朝廷虽然还没有出现像周幽王被犬戎杀死那样的惨祸，难道就不哀痛天子再次地“蒙尘”（皇帝出走）吗？
由于蜀中局势混乱，加之这里没有他的亲朋至友，一些相识对他日渐冷淡，使得他“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想要重游吴楚或返洛阳的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杜甫在做好了出川的一切准备之后，便于广德二年（764）春初，从木辛州携家往阆州，以便在这里乘舟由嘉陵江上游南下到渝州（今重庆）然后转道出峡。总计杜甫在东川的实际时间是一年另九个月，连头带尾是三个年头。所以他在稍后的诗里说：“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在这前后，可能由于在长安的严武推荐，朝廷召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但他因为已经计划出峡东游，所以没有赴任。
正当杜甫准备乘舟出川的时候，忽然得到严武又被任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这个消息又使他兴奋起来，他说：“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不仅从私人关系上说是可喜，从蜀中的安定来说也是可喜的。杜甫马上改变主意，从原来打算“向南国”改为重赴成都，并在回草堂的途中就写了五首诗先寄给严武，诗中想象草堂的荒凉情况，准备要着力修整一番。
杜甫三月动身，回到成都草堂推门一看，只见野鼠乱走，书卷里面有干死的蠢鱼，果然是一片荒凉景象，但全家人一回来就立即一切都充满了喜气，仿佛都在欢迎他的归来：旧犬低徊走近他的衣裾，邻里携酒前来探望，大官（严武）遣骑问他所需，村前屋后仿佛都挤满了宾客。
严武自前次任成都尹以来，曾多次劝杜甫出来做官，杜甫都没有同意，这年六月，严武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觉得盛情难却，只得接受了。于是，年老多病的杜甫离开草堂到节度使署中去过幕府生活了。幕府中公务繁忙，早入暮出，很受拘束，特别是同僚间的勾心斗角，互相猜忌，使他对幕府生活越来越厌倦。他在《莫相疑行》里写道：
晚将末契（浅交）托年少（指同僚），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不论）好恶莫相疑。杜甫后悔自己参加幕府，说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终于在永泰元年（765）正月，取得严武的同意后辞职回到了草堂。
在草堂住了没多久，杜甫又动了出峡的念头，正在这前后，严武于四月间病死了，杜甫便决意离开成都，携家东去，临行时写了一首《去蜀》：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夔府孤城
离开成都以后，杜甫先南下至嘉州（今四川乐山），经过戎州（今四川宜宾）后，船入长江东行。这时已是六月，只见沿岸青枫掩映，人们正在采摘鲜红的荔枝。过了渝州（今重庆）以后，江面渐渐宽阔，两岸微风吹拂细草，平野的夜空点点星光低垂；大江的波浪，涌动着月影向前流去。远处的天边，一只鸥鸟在晚风中飞翔。杜甫触景生情，思绪万端：自己希望在事业上功成名就，哪想到反而在写诗文上出了名；做官应该因老病而退休，自己却因议论政事而丢官（左拾遗）；如今飘无定，恰像天地间的一只沙鸥。杜甫将这些情景和感触写进了一首题为《旅夜书怀》的五言律诗里。
船只停靠忠州（今四川忠县），杜甫上岸在临江的龙兴寺住了近两个月。他在忠州看到的情况是“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他游览了在空山落日中的禹庙，描写庙里的景色是“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大约在中秋以后，杜甫继续乘舟东下，抵达云安（今四川云阳）时，他感到不能再朝前行进了，因一路上感受风湿，多年的肺病和风痹发作，脚部麻痹，急须休养。
在云安他寓居于县令严某的水阁里。他在这里卧病过了一个秋天才起来走走，儿子扶着还得拄拐杖，人瘦的连寒衣也显得宽长些了。这里日日所看到的只是“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的风土情景。
自从严武死后，他的部下崔旰、郭英义、杨子琳等互相残杀，蜀中大乱。同时，陇右和关内一带，因党项羌、吐谷浑、吐蕃、回纥不断入侵，人民又一批一批逃难入蜀，而屯驻在汉水上的官军，却残暴地欺凌百姓。这些消息陆陆续续地传到云安，杜甫便写了有名的《三绝句》，其中第二首是这样的：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
自说二女齿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这一群逃难者共有二十一家，半路上被残暴的兵马杀戮殆尽。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
大历元年（766）春，养病将近半年的杜甫从云安迁往夔州（今四川奉节）。夔州府是一座山城，在鱼复浦和西陵峡之间，瞿唐峡附近，城东五里就是高踞在白帝山上的古白帝城，长江奔腾澎湃于崖壁之下，从城上俯视，令人目眩。《夔州歌十绝句》里有这样的诗句：
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唐险过百牢关。白帝城雄镇三峡，形势险要超过有名的百牢关。这就是杜甫对这里的总印象。白帝城北面有赤甲山，与隔江的白盐山遥相对峙，高插云天。枫林橘树红绿相间，居民房屋缭绕相连直接山巅，道路楼阁点缀其间，就像锦绣悬在山腰。
夔州的山川形势雄峻奇险，杜甫来后就常让人扶着去攀登游览，他的诗也常用惊险的文字去描绘这里的景色。他上白帝城，便看贝“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登上城楼，真有“独立缥渺”之感。他的《白帝》诗写道：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
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种种奇景险象，描绘得如在目前，后半又偶因所见的归马安逸而念及戎马倥偬、百姓涂炭的时局。
在三峡的急流中，每天都有满载着蜀麻吴盐的商船穿梭般风驰电掣而过，当地称为“长年”、“三老”的篙师、舵工，唱着长歌驾船前行，船上的商贾们却大白天在高浪里作摊钱赌博。
杜甫看见本地的男子是怎么生活的呢？他们“少在公门多在水”，除个别富豪有钱驾“大舸”经商外，穷人们只有靠小小的“（碟）子”赚钱谋生。小孩子一长大就打起行李随商人冒险为他们驶船，出没于险滩急浪之中。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器量狭窄，为眼前利益而“轻死”，杜甫则在《最能行》里反问说：
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批驳了那种肤浅的说法。
本地的女子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因为男丁缺乏，这里的女子往往嫁不出去，四五十岁还无夫家，她们每天打柴背到市上去卖了养家，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私贩井盐。人们只知道说这里的女子丑陋，所以嫁不出去。杜甫也在《负薪行》里反问道：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为这些受苦的女子鸣不平。
夔州有许多名胜古迹，如武侯（诸葛亮）庙、先主（刘备）庙、越公（杨素）堂、八阵图等，杜甫无不亲往游览，而且都有诗咏吟。武侯庙前有一株参天古柏，杜甫特为写了一首《古柏行》来歌咏它，说它“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称赞它是“大厦”的“粱栋”，“不露文章（指花叶之美）世已惊”，可惜无人采伐使用，最后说：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
这诗歌惋借孔明才大而未尽其用，也慨叹自己的有志而不遇。
杜甫在夔州期间，虽然四川以至全国都还在动乱之中，但由于夔州是一个山城，与外界交通联系较少，战火没有直接烧到这里，因此生活比较安定。这时他经常回忆起青壮年时代的一些往事，于是写了好几首长诗来记述他过去的生活。其中《壮游》从他七岁时写起，一直写到他“老病客殊方”，简直是一篇用诗体写的自传。《昔游》和《值怀》是追述他同高适、李白在齐鲁和梁宋漫游的情况的。《往在》是追求安史之乱以来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在这几篇长诗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杜甫青壮年时的生活，还可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
有一件事情，把杜甫一下子带回到六岁的时候去了。大历二年（767）十月十九日，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的宅里观看临颍女子李十二娘舞剑器，惊奇她的舞艺精湛，问答之下，知道她原来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于是回忆起五十年前他六岁时在郾城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的情况，这件事我们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已叙述过了。如今连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也不是红颜少女了，无怪乎自己已经成了白头老翁，真是“五十年间似反掌”，感慨之下，就写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篇感时伤事的动人诗篇。
在夔州期间，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用力很勤，不但是数量很多，在二年不到的时间里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而且有了某些明显的发展。到夔州后，杜甫更有意识地努力追求诗歌的艺术境界，其中最为人注意的是他在律诗方面的成就，他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他细心推敲律诗的音韵和辞藻，使七律的艺术达到了无比完美的境地。这方面的成就可以《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为代表。另一方面，杜甫又尝试着把古诗的音调运用到律诗里去，在不和谐之中寻求和谐，造成一种叫“拗律”的律诗。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白帝城最高楼》、《白帝》等。此外他还在这时期写了不少长篇的排律。
在夔州的生活虽然与外界比较隔绝，但杜甫并没有忘记天下的动乱，他经常为忧虑战乱而不能入睡，叹息自己不能为国家安定而出力。他在《宿江边阁》里说：“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在《昼梦》里说“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豹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杜甫对他邻近的一个“无食无儿”的孤苦老人表现非常的同情和体贴，这和他对于普天下人民的关心是一致的。公元767年的秋天，杜甫的一个亲戚吴某从忠州来到夔州，杜甫自西迁居东屯，把西草堂借给吴郎居住，还特地从东屯寄诗给他，告诉他说：西草堂的西邻住着一个老妇，她时常到草堂前面来打枣儿。自己从不干涉她，想到她因为穷困而怀着恐惧来扑枣，就更对她和气亲切；如今她对你这位新来的远客存戒心，这虽说是多余的，但你若插上篱笆，在你虽是无心，而她便会认真了。杜甫的这首诗就是《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因）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征敛）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因为战争和横征暴敛，使人民穷到了骨，这位老妇的苦难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杜甫的病越来越多，他生过疟疾，又有肺病、风痹、糖尿病，耳朵也聋了，牙齿也落了一半。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他没有忘记登高山习俗，拖着病弱的身体登上高处。哀猿在秋风中长啸，飞鸟在沙滩上迥翔，长江滚滚，落叶萧萧，杜甫看着这萧瑟的秋色和雄壮的山水，伤时念乱，感叹身世，吟出了一首“古今独步”的七言律诗《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一生）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夔州气候恶劣，不适宜他这多病的身体；亲朋稀少，使他感到孤寂。“我今不乐思岳阳，心欲奋飞病在床”，他的心在飞驰，想飞出这座“夔府孤城”去了。
孤舟漂泊的暮年
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杜甫离开夔州，放船出瞿唐峡东下。本来因为在夔州“不乐”而思出峡，现在一家人入船解缆，又有点茫然，“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他明白，前面的道路也未必不是崎岖的。他的船在三峡惊险的旋涡和激浪间斜穿而过，告别了娟妙的神女峰向前驶去。
船行一个多月，于暮春三月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这里的东道主是荆南节度使阳城郡王卫伯玉，杜甫首先是寄希望于他，在见面前就写了一首诗寄赠“江陵幕府诸公”，但卫伯玉的态度很使杜甫失望。杜甫的从子杜位在江陵幕府中任行军司马，对他似乎也不怎么热情；在附近当阳居住的胞弟杜观，曾写信到夔州邀杜甫出峡，不知怎么，从此以后竟然无声无息了。总之，杜甫在江陵的生活是没有什么依靠的。杜甫病体老迈，耳聋眼昏，扶着拐杖步行与人周旋，时常受到冷遇。他在《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里哀叹说：“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饥藉（借）家家米，愁惩处处杯。”这是杠甫过去多年来的生活，也是今后摆脱不了的生活。
他只得离开江陵，可是“更欲投何处”？“南渡桂水阙（缺）舟楫，北归秦川多鼓稗”，北方的洛阳、长安原是他想去的地方，可是北方还是兵荒马乱，没法去。向南方，到那里又指靠谁呢？《江汉》诗说：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病好转），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心竟是苍茫茫，但他还是能够打起精神来。虽然年已老迈，自信尚有可为。
秋末杜甫迁居到了公安（今湖北公安）。在公安逗留不多久，岁暮船到岳州（今湖南岳阳），泊在岳阳城下，已是上灯时分，城下迥风翻浪，雪花飘洒在舟上。
洞庭湖、岳阳楼早就闻名，现在登上楼去一看，果然气象壮阔，杜甫写了下面这首《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地裂），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指书信），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看到洞庭湖边人民的艰苦生活，写出了他晚年的一首重要诗作《岁晏行》。开头说：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冻，莫（住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射雁鸣桑弓。
接着写农夫织妇被剥削一空，然后写人民卖儿鬻女缴纳租税，再后写币制紊乱，奸商射利。最后说：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悲何时终？
里面写到农桑、渔猎、租庸、钱币等多方面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
大历四年（757）春三月，杜甫的船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这时杜甫的身体更衰弱了。这年的清明节他写了《清明二首》，第二首说“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他整天伏在枕上用左手像古时的一个人那样在空中写着“咄咄怪事”四字，寄托他心中的不平。
不久，杜甫的船继续溯湘水南行往衡州（今湖南衡阳）。前往衡州，本来是想投奔那里的韦之晋。韦之晋是杜甫十九岁游郇瑕（今山西猗氏）的相识的，这时任衡州刺史。不料当杜甫去时，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杜甫刚刚于夏初回棹往潭州，韦之晋又于四月在潭州死去。此时杜甫的处境和心隋，正如他自己说的“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
安史之乱以后，开元、天宝时期许多著名的艺人也流落到江南各地。像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弟子流落到夔州一样，著名歌唱家李龟年也梳落到潭州。他常在良辰胜景的场合给人们唱几首开元、天宝盛世时的歌曲，听者莫不掩泣。大历五年（770）的暮春，杜甫和李龟年在长沙相遇，勾起了杜甫青年时听他唱歌的回忆，不胜感慨，便写了《江南逢李龟年》这首名作：
岐王（李范）宅里寻常见，崔九（崔涤）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年四月的一天夜里，长沙城里突然火光冲天，湖南兵马使臧杀了潭州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璀（灌），潭州大乱。杜甫目睹了与这场混乱有关的一个镜头：从东北方向奔来一匹白马，空鞍上贯着两支箭，马上的人已在昨夜死于战斗。但这个人是谁，怎样打死的，就说不清了，反正这年头是“丧乱死多门”的啊！
已经是垂暮之年的杜甫，又一次拖着他一家老小逃难去了。他这时的感觉是，好像天地间万里之内，竟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他的小船在湘江中行驶，此刻他想到的唯有投奔他的舅父崔伟，崔伟正在梆州（今湖南郴州）任录事参军。舟行至耒（垒）阳境内的方田驿（今末阳县新市镇），突遇山洪暴发，为大水所困，一连五天得不到食物，耒阳县聂县令知道消息后派人送来牛肉白酒，对此杜甫特地写了一首诗向聂县令致谢。因为被大水所阻，船不能继续逆水上行至郴州，加上南方夏天的闷热受不了，杜甫便掉转船头，想北上汉阳，准备沿汉水回长安去。但他这时的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都不可能使他实现这一愿望。他于是陷入了矛盾之中，船似乎不是在行进，而是在湘江上缓缓地漂浮。自从潭州逃难时起，他已经瘦得剩下一身枯骨，身体衰弱下来，疾病也就加剧。终于他的风痹病使他卧床不起。他感到生命的旅程快要走完了，望着两岸萧森森草色，回忆起许多往事，他很想向亲友倾吐出来，于是伏在枕上挣扎着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加》。诗中说他终日以藜羹度日，身上的衣服寸寸都是补绽，他的病吃下药去便汗水涔涔。但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我们的诗人还在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时局。他关心祖国和人民的精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改变。
大历五年（770）的冬天，舟行至从潭州往岳州的途中，这位伟大的诗人停止了呼吸，默默无声地与世长辞了，年59岁。
光焰万丈长
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安葬，把他的灵柩厝在岳州昌江县吟平江县）的小田衬。直到四十三年以后，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他的遗体运归河南偃师，葬在杜甫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坟墓所在地首阳山下。杜嗣业在运柩经过荆州时，遇见诗人元稹，请元稹给杜甫写了一篇墓铭。
元稹在这篇《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里对杜甫的诗歌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诗经》）骚（《楚辞》），下该沈（期）宋（之问），言夺苏（武）李（陵），气吞曹（植）刘（桢），掩颜（延年）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并且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杜甫是一位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了不起的诗人。的确，杜甫继承了自《诗经》、《楚辞》以来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的古典诗歌。
杜甫首先是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汉乐府、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主张作诗要“亲风雅”，即向《诗经》学习。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练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不沿袭旧题，不拘泥旧形式，而是创造了“即事名篇”（以时事创新题）的新题乐府。原来从魏晋以来，诗人以乐府体写时事，总是沿用乐府旧题，写的也往往是古事，以古事映时事，读者从这诗中认识现实的政治生活总觉隔了一层，这情况直到盛唐与杜甫同时的诗人还是如此。但到杜甫的仓炸里就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例如他有感于唐军的陈陶之败和青坂之败，痛惜官军的惨死，目睹叛军的嚣张，深切同情人民生活的悲苦。于是把这一切明白地写到诗里，用《悲陈陶》、《悲青坂》等诗题，使读者更能感受到现实内容的鲜明和深刻。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许多名作也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无异于在直接反映现实政治时事的诗歌创作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为后来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开辟了道路。元稹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白居易）、李公垂（绅）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除了这些咏唱时事的新题乐府之外，杜甫有许多感慨身世、抒情述怀的诗歌，也常常深刻地反映现实、揭露现实；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就深刻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危机，其中揭露社会矛盾和贫富尖锐对立的句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杜甫无论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和同时的诗人，他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杜甫自从进入长安以后，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经济日益穷困，饥寒的生活使他和人民的距离缩短，乱离的局势使他更接近人民，他有时竟和人民在一起流亡、逃难。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写出了许多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的诗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穷年忧黎元（人民），叹息肠内热”，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内心自白和典型表现他的这类诗篇曾感动和影响过历史上许多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
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前的和平时期、安史之乱的战乱时期、安史之乱结束以后的衰乱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这个从“开元全盛”到“万方多难”的社会历史面貌，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一面镜子。读者能够从他的诗里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气息，所以杜甫的诗很早就被称为“诗史”。晚唐孟柴《本事诗》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也说他善陈时事，“世号诗史”。杜甫用诗的语言、诗的形象，将他所处的时代活生生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般的历史记载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他的诗歌忧愤深广、内容深厚和跌宕起伏、波澜老成，杜甫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这不仅表现在一些篇幅恢闳的大篇如《赴奉先咏怀》《北征》里，也表现在一些篇幅短小的五七言律如《春望》、《阁夜》、《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里。它们都具有杜诗所特有的悲壮、沉郁、雄浑之美。
作为集大成的诗人，杜甫还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汉代以来的各种诗歌体裁，成为博采众长，诸体兼擅的诗人。杜甫不但广泛地运用了各种诗歌体裁，而且经过他的创作实践，使各种诗体更加完备，对部分诗体还有所创新。五言古体在汉魏时已经形成，经过魏晋六朝诗人的创作已臻于成熟，杜甫用它来描写人民疾苦和自身经历，抒情、叙事、议论、写景，得心应手，无所不可。七言古体虽也产生较早，但六朝诗人写得很少，到唐代还算是新体，杜甫用它抒写慷慨悲愤的情怀和坎坷不平的人生，七古到他手里，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杜甫的许多重要代表作也大都是用五七言古体来写的。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也是杜甫最常用的一类。他精研诗律，熟练地驾驭律诗的格律，写出了许多内容充实，形式完美、声情并茂的五律和七律名篇，把律诗发展到极其成熟完善的阶段。杜甫还尝试着创造出一种拗体律诗，通称拗律。这是运古调于律诗之中的一种具有特殊韵味的诗歌，他用这种拗律来表达内心抑郁不平的情绪和惊险奇特的景色。排律是一种拉长了的律诗，又叫长律，因为它篇幅长，又要遵守律诗的格律，所以比律诗更拘束、更困难。杜甫在排律方面也用力很勤，他的排律有长至一百韵的，这样长的排律在杜甫以前还未有过。对于杜甫的绝句，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杜甫“诸体皆有妙绝者”，惟独对于绝句“本无所解”（杨慎语），也有人说杜有的绝句是“独创别调”（杨伦语）。诚然，比起李白、王昌龄等擅长绝句的诗人来，也可以说绝句并不是杜甫所长，但也并非一点也没有“妙绝”的作品，例如他的《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含蓄不尽，韵味无穷，在唐人绝句中也堪称是上品。至于他用绝句来发大议论、大感慨，却是前人所未曾有过的。
杜甫在诗歌上的伟大成就，尽管在生前不为很多人所了解，诗名也不甚煊赫，他自己说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伟大便越来越为人民所认识，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承认和高度的评价。白居易说他“才名括天地”。韩愈则开始把他和大诗人李白并提，热烈地赞扬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从韩愈作出这个评价之后，杜甫和李白便永远并肩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崇高的地位，任何对他们妄加抑扬、随意贬损的言论，最终都总被证明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