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与西湖出家的弘一法师交往很深，《藕初五十自述》中有详细回忆。1898年，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与他哥哥穆湘瑶同学，由此结识。1904年8月，他们一同在上海创办“沪学会”，还一起参加过抵制美货活动。1923年春，弘一法师在上海太平寺挂单，他就佛教问题请教这位“目光炯炯，气象万千”的高僧：“我知道佛教是出世的，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所以我不太赞成出世的佛教。”弘一法师回答说：“居士所见的属于小乘的、自利的。出家人并非属于消极一派，其实积极到万分，试观菩萨的四宏誓愿便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切新学菩萨，息息以此自励，念念利济众生。救时要道，以此急务。推行佛化，首在感移人心，完成慈愿，永息杀机，并非希望人尽出家。出家须有因缘，而出家人也讲孝悌忠信，也主张尽力建设，造福苍生。”弘一法师的解释让他豁然开朗。
同年5月，他在太虚法师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解释，太虚认为，设立工厂，创办实业，赖以维持生计、获得温饱的人那么多，这都是布施的真义，也就是我佛利他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佛是极平常的事，只要人类各尽正当职业，各发真正的善心，譬如做官的，则尽做官本分，以利国利民为职志，不作丝毫利己损人的贪念，时刻怀着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则成佛可操券而待。其他士、农、工、商也都如此。总之，只要能从各自原有职位，脚踏实地做去，各充其菩萨心肠，打得破利害关头，使自己的心毫无牵累，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
此次问佛之后，使他确信，“佛教自可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
他与弘一法师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对后者多有赞助。1928年12月，他曾与刘质平、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等7人共同发起《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他本人就出资不少，次年，朴素而雅致的“晚晴山房”在上虞白马湖畔建成，弘一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929年2月，在他的资助下，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历经一年多创作的《护生画集》第一册顺利出版。弘一法师自认为最重要的佛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是他捐款700元委托中华书局出版的，原稿一直保存在他手里，弘一法师的亲笔遗嘱中提到“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为了答谢老朋友的帮助，弘一法师多次送他书法作品，其中一幅“视大千界如一诃子”是1918年7月出家前送他的。有一次，丰子恺偶然在苏州灵岩山佛寺见到弘一法师1921年送他的佛经字幅，慨然题词：“藕初居士乃当年沪上巨贾，皈依大师，热心弘法。白马湖晚晴山房之建筑及《护生画初集》之刊行，此人曾慨捐资财，亦难得也。”可惜这一珍贵墨迹已毁于“文革”。
四 “新兴商人派”代表
穆藕初被青年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他从不攀附权势，与盘踞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接触，也只是为故乡江苏的民生执言，其时，孙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辖有江苏、浙江等五省地盘，他写信给孙，再三建言，在满目疮痍的时刻要以建设为重，与民更始，给人民发展事业的机会。他上书其他军阀政客也都是为民执言，为发展实业说话，从不为一己之私。他一再强调“若不从地方自治入手，政治决无清明之望”。他认为商业不振的原因在于政治不良，民国以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尤其是1923年，面对贿选总统的闹剧，他代表的上海新商人力量有过一鸣惊人的表现，在上海成立了“商人政府”。
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任期未满的总统黎元洪，以内务总长高凌霄为临时摄政，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各方质疑。“商人政府”就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出现的。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不承认曹锟政权有代表国家的资格，这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上海商界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由70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是由上海总商会的会董担任，商人要直接掌握政权。
各方舆论对“商人政府”的反应不一。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在7月11日的《向导》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称赞“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初先生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示”。
“商人政府”到8月份就结束了，如同海市蜃楼。但毫无疑问，穆藕初代表的新一代实业家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那些只会消费各种娱乐、锦衣玉食的官僚、军阀、富翁不同，他们是文明的增量，是引入新因子，添加新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消耗。
1928年以后，他先后做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七七”棉纱机就是他改良发明的。从1928年的“救护伤兵协济会”到1932年支持“一二八”抗战的军需，他对公益的捐助向来不犹豫。他廉洁自持，平时写私人信笺，连公家的邮票、信封都不用。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在上海半淞园发起斗黄头鸟的赛会，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其实，有着深远的意义。比赛前，他做了一次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败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到对方气势稍壮，而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
1933年，他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时，写了一段话：“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30年代初上海各界精英推进宪政民主的活动，他几乎都参与了。这一切在做着“宪政报国”梦的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1932年4月5日，包括他在内的上海实业、金融等各界名流65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说明不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等主张。4月10日，穆藕初和黄炎培、张耀曾、张公权、虞洽卿、史量才、刘鸿生、杜月笙等61人再次发出致国难会议的通电，希望政府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再用公款支付国民党的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在8个月内公布民主主义宪法。他们发起一个“民宪协进会”来推动宪政，以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为主。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到会的约四十人。他不仅参与发起，而且负责筹款。7月6日晚，他约一同发起民宪协进会的张耀曾、熊希龄等人在家里便饭，张耀曾在当天的日记说：“藕初家中西书籍尚不少，可见其尚知好学也。”
1943年9月19日，67岁的穆藕初在重庆病故，他在《藕初五十自述》自序中曾感慨：“一生事业，几等浮云；半世精神，悉成幻影。”然而17年后，当他谢世时，挽联如云，国共两党，社会各界，众口一词，无不赞誉他的生平事业和人格精神。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对他评价很高，《新华日报》9月21日头版发表的悼文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他的去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其实又何止是民族工业界的损失，他的捐资助学、办学，为保存昆曲所做的努力都同样令人念想。最贴切简明的恐怕还是冯玉祥送的这副挽联：
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
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赵靖主编、叶世昌、穆家修副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穆藕初著，《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之74。
如果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率先打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那么，在太平洋彼岸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才是“赛先生”更有力的代表，他们真正为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的观念，并迈出了推动科学研究的坚实步伐。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在《新青年》公开之前，也是在胡适和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这些留美学生之间展开的。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那个时代追求的中心词，那么《新青年》一群、《科学》一群对于推动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科学社”对中国科学和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远未受到足够的认识。相比之下，我们对《新青年》一群的了解要多得多，而对《科学》一群则要陌生得多。
“中国科学社”存在的几十年，正是中国科学有了长足长进、汇入世界科学行列的几十年，那个阶段，在各个领域有造就的科学家几乎都与这个社团和这个刊物有或深或浅、或先或后的关系，从1915年创立时的35个社员，到1949年发展到3776人，共举行了26届年会。正是他们将近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等引入了中国。
在“中国科学社”之外，重要的科学社团还有1913年詹天佑等人创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6年出现的“中华学艺社”（初名“丙辰学社”，1923年改名），1927年成立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等人发起，创立之初有130多社员，1933年发展到700多人，办有《学艺》杂志，宗旨为科学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
胡明复、胡刚复、胡敦复三兄弟，和任鸿隽、周仁、秉志、竺可桢等人，就是“科学救国”的典型，他们早年留学美国，热心于办大学、办科学期刊、办科学社、从事科学研究，一无私念，至死不悔。特别是胡明复，只活了37岁，他身上那种无形的气度却让接触过他的人长久怀抱敬意。今天在“后现代”游戏中长大的人已很难理解一个年轻科学家无私的“科学报国”之志。胡明复长眠在烟霞洞，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国科学社”的社旗，那是他毕生的事业，也是对他最大的奖赏。他的墓与师复墓相去不远，面对着被冷落、被弃置的相似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