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浙江兴业银行当年的营业大楼，中西合璧、别具风格，曾经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历经八、九十年的风雨考验，仍安如磐石地屹立在十字街头。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在整个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掌舵人蒋抑卮的名声虽然不如陈光甫、张公权、周作民那样显赫，但同属近代的银行家群体。他们在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蒋抑卮的口头禅“拨伊铜钱”，也许我们已经久违了。
一 “拨伊铜钱”
1909年2月，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蒋抑卮的支持，先垫出印刷费，否则，鲁迅当时不可能有钱印书。初集印了1000册，二集只印500册，可惜回音空荡，初集在东京群益书店只卖出21本，二集卖出20本，在上海蒋家开的广昌隆绸庄寄售，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差不多，据说也卖出20册上下。因为收不回本钱再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剩下的一部分书就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堂藏书楼。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就叫《蒋抑卮》，对此有详细追忆，大约1908年初冬，蒋抑卮到日本医病，长住一段时间，夫妇俩一时没租到房子，最初就是鲁迅兄弟把自己租的房子让给他们住。蒋抑卮，名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在日本期间，白天无事，他经常跑到鲁迅的住处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周作人“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画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蒋的上代也是绍兴人，似乎他父亲这一代还是的，少年时代因为家贫，经常背着布匹包裹，串门走巷做生意，由此起家，开了绸缎庄，到了蒋抑卮长大时，还开起了银行，已经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大股东。蒋抑卮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是遇到什么稍有窒碍的事，常说“拨伊铜钱”（绍兴话就是“给他钱”的意思）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了个绰号叫“拨伊铜钱”，其中毫无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这里他只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知堂回忆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68页）
蒋抑卮早年赞助的事业还有《浙江潮》，那是1902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他捐款100元作为开办费，当时他在日本留学，结识了鲁迅、许寿裳等人。1904年，他因病回国以后，和鲁迅书信往还不断，1904年8月9日，鲁迅在仙台写信给他，表达他们真挚的友谊，其中有“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等语。
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15年7月15日，“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鲁迅当时热衷于收集嵇康的资料，蒋提供了许多帮助，鲁迅在日记中多有提及。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36年鲁迅去世后，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悼念千古一人的老朋友，并资助出版《鲁迅全集》。
蒋抑卮的“拨伊铜钱”之名不虚，对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多有扶助，他的“凡将草堂”藏书楼，收集了大量江南名门望族的族谱，有一些还是明代的抄本或刻本。1939年，张元济、陈叔通、叶揆初等在上海发起合众图书馆。1940年，已在生命最后时光的蒋抑卮还念及此事，捐了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的创办费，以及97593卷、共34463册图书。他对主持此事的顾廷龙说：“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互相通假的，所以图书馆是藏书的归宿。”他明白捐书要及身完成，否则后人将视为财产，不好实践。顾廷龙的回忆证实，蒋抑卮“实为赞助本馆最出力的第一人”。（在他身后，剩下的全部藏书200箱都捐出来了，前后共计捐出古籍5.5万多册，已归入上海图书馆。）
蒋抑卮对教育事业也有赞助，曾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一直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这一愿望他生前未能完成。“拨伊铜钱”，对于他而言决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二 蒋抑卮其人
蒋抑卮（1875—1940）生在杭州，关于他的家世，其子蒋世承的回忆与周作人有所出入。他们家自高祖时就已从绍兴迁居杭州积善坊巷，从事酒肆业，到他父亲蒋海筹（1845—1934）手里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丝绸生意，1858年开办蒋广昌绸庄，1862年后又有了织造作坊，声誉渐起，到1876年后，分号遍及上海、汉口、天津、哈尔滨等地，1908年，已将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一带，积资300万以上，成为杭州丝绸业巨子。蒋抑卮是次子，小时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但他对科举八股这一套没有兴趣，对衙门的应酬往来更是厌恶，因此潜心学业，曾研究过古文字学，读过章太炎的《文始》一文，对汉文字的源头、发展、读音变迁等都有心得。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的签定对青年蒋抑卮刺激很大，他于1902年10月东渡日本，进入武备学堂，因为体弱，才改学经济，初通金融之道。1904年，他因患耳疾，辍学回国。1908年冬天，他就是因耳疾发作到日本求医的。
浙江兴业银行诞生于1907年，背景是当时的争路权运动。1898年，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秘密签定向英借款修建苏杭甬铁路的草约。1905年，美商又取得了浙赣铁路的申办权。消息传来，浙江士绅汤寿潜等人拍案而起，坚决反对，当年7月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汤寿潜被举为总理，招股筹款，要自建铁路，呈报商部。然朝廷以为“外交首重大信”，表示可以向外商借款，以路作押，准许江浙绅商附股。
丧权卖路的消息令群情激愤，保路拒款运动由此而起，“杭州的挑夫、上海的名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宸桥的妓女，莫不争相入股”，浙路股款迅速筹集到近2300万元，铁路工程也随即开工（到1909年8月，沪杭全线在嘉兴接轨通车）。如此一笔巨额的铁路股款，杭州的票号、钱庄都难以承受，保管运作成了问题。汤寿潜与蒋抑卮的哥哥蒋玉泉是儿女亲家，得知抑卮从日本回来，依为股肱，听取他的建议，考虑在铁路公司下设立铁路银行。1906年10月，浙路公司在杭州举行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独立于公司的银行，汤在会上提议取名“浙江兴业银行”，取“振兴实业”之意，共分1万股，每股股金100元银元，预计筹资100万银元，分四期收齐，每期每股交1/4的股金，即25元。草拟章程，呈请邮传部、农工商部、度支部核准，正式批准前试营业。
银行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第一家银行十年前（1897年）才在上海出现，即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其中官股为主），唯一的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银行）迟至1905年才在北京出现。上海有过一家民营性质的信成银行，没几年就倒闭了。在中国金融史上，浙江兴业银行属于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
兴业银行筹备之初，很多人对陌生的银行心存顾虑，认股并不踊跃，蒋抑卮说服父亲率先认了一千股，并交足第一期应付的2.5万元银圆，这才带动各界，商股得以认足。其中浙江铁路公司4453股、商股5547股，商股中认购1股的有207户，50股以下的553股，100股以下、50股以上的17户，100股的15户，112股的1户，200股的1户。这是一家典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商业银行，持股多为私人，股权分散。（从1907、1908到1915、1917年，前后10年，浙江兴业银行分四次将股款收齐。）1907年5月27日，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保佑坊惠民巷口挂牌试营业，10月获得全部批文、执照，并获得钞票发行权。最初发行的面额有1元和5元的。
在当月举行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蒋海筹以大股东身份当选为三董事之一，第一任总司理为胡藻青。从筹办兴业银行到1908年在汉口、上海开设分行，蒋抑卮无不躬身参与，成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之一。从1909年起（也有说1908年），他接替父亲为兴业银行董事。蒋家是最大的股东，一般职员都称他为“蒋老板”，他也将兴业看作自家的帐房。但他与胡藻青、叶揆初、项兰生等同事合作得很好，他们处事严谨，以道德学问相砥砺，银行里形成了一种勤俭作风，纪律俨然。他本人算盘极为精明，对业务抓得很紧。这是第一代银行家在筚路蓝缕创建中国近代金融业时作出的表率。
兴业银行从创办之时就确立了稳健的作风，存、放款都很注重自身信誉，要求准备充分，恪守宁可不放、不可滥放的原则，除了为铁路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放款对象为浙江的丝绸纺织业，对民族工业的支持从来不遗余力。
三 挤兑风潮
1911年10月11日上午，蒋抑卮在上海得到电报总局的消息：“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汉口分行已处于革命旋涡的中心，他马上电询杭州总行，汉口分行资产负债的准确情况，邀请在上海的董事讨论救济之策。当时杭州、上海、汉口三行的资产负债相抵之后，还须准备135万银圆的现款才能应急。救汉口分行就是救整个兴业银行。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先运10万现银去汉口。不料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次日汉口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浙兴分行也暂时休业。消息传到杭州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
本来汉口告急，杭州就惊慌，谣言更是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杭州的储户顿时起了恐慌，兑钞提存，纷至沓来。其时，杭州总行发行钞票约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票据30万元，而库存的现银仅30多万，上海银行就近调去10万现银救急，并急电将存放在同业中的存款全数取回，不计损失。蒋抑卮让他父亲将家中存银，用担子挑到银行去，有意招摇过市，以求达到安定人心的效果。然而收效几无，仅10月14、15日这两天中，杭州总行兑出现银达70多万，库银为之一空，多方求援，得陈叔通、项兰生等帮助，从大清银行杭州分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巨款35元。到10月18日，几乎已将发行的钞票、活期存款全数兑尽，剩下的只是浙江铁路公司的票据。好在营业一天没有停过，兴业创业以来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挤兑风潮终于过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汉口商民东下上海，手持汉口分行的兴业钞票，要求上海分行兑现，为顾全信用，不能不兑，资产负债之数相低，缺额近85万元，虽经多方筹措，还是相距甚远。其时，一方面湖南已响应独立，一方面清廷大军南下，前途尚不明朗，上海人心惶惶，金融界尤其如此。信成银行以及另一家银行希望兴业上海分行和它们一同关门，“暂行休业”，蒋抑卮独持异议，表示“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事实上，这一天，他们的库存现银只剩下3万多元了。巡捕房主动来问是否开业，如仍开业，他们可以派巡捕来维持秩序，他毅然决定继续营业，先拿出私产应急，然后到处奔走筹款，结果竟借到巨款。
11月5日，杭州光复，汤寿潜被推为都督，蒋抑卮向汤求援，正好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要用银元发饷，汤下令全数交给兴业杭州总行运到上海，银子一到，挤兑人潮就散去大半，辛亥革命之际兴业面临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自武昌起事以来，他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到银行，直到深夜12点将当天情况、筹款计划和各方面军事消息报告给杭州总行总理沈新三，然后回家休息，连续二十几天，天天如此，至此他才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