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长期以来商务几个创办人都是尊重张元济的意见（包括后来王云五的意见）。
1926年5月18日，张元济辞去商务监事时，指出：“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后来，他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来，有意到商务服务，他明确拒绝：“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的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商务，必然会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二是对他自己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他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会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企业。他最后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张树年从来没有在商务工作过。
1935年6月，张元济在写给王云五、李拔可等人信中说，当10年前他退居二线之时，本想安度余年，不料大局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竭尽全力，“一二八”以后，目睹王云五他们为复兴商务而辛劳操心，他更不忍心旁观。“区区之愿，倘能假我数年，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此报身殉公司之故人，亦即以报始终信我之股东也。”
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面临又一次重大考验，他已垂垂老矣，退而不休也有10多年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终于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商务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有私交，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1937年他的日记中还提及与汪的交往，但一旦汪与日本人合作，他就坚决不再与汪有任何来往，汪托人送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图章上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的，立马断然拒绝，退回支票。
如果说在张元济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出版业，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则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商务与北大在他们手里还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曾亲手签定过一份《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时在1919年2月26日，他们俩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签字，北大为著作人，商务为发行人。合同第五条规定，“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第八条规定，“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第九条规定，“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于年终后，由发行人寄交著作人。”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要坚守“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这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正是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初衷。这份出版合同，由他们两人签字，代表了一南一北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携手。根据当时的预算，月刊销路二千册大约可以保本，合同明确规定如果发行不到二千册，就由商务承担亏损，而一旦赢利，却由双方共享，而且由北大拿大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合同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支持新思潮的出版家，一个有远见的出版社，是不会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的文化理想超过了商业追求。北大有很多学术著作也都是商务出版的，这是出版家与教育家最佳的结合。晚清之际，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兴旺发达，赫然已是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多年后，蔡元培入主北大，才确立北大的学统。
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年，同为浙江人，同科举人，又是同科进士，曾在南洋公学同事，一同创办了《外交报》，自1889年在杭州参加乡试结识以来，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情。他们俩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蔡元培曾在商务服务，虽为时很短，但一直称商务为“本馆”。1912年初，民国新生，百废待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手无分文，几次请求张元济帮助筹措经费，他都尽力而为了。先是当年3月2日，蒋维乔为教育部经费的事登门拜访张元济，代表蔡元培向商务借支。张多方代筹，由商务南京分馆先贷500元，后又函拨200元，未取。从6月27日蔡元培给蒋维乔的信可知，6月26日蔡元培又一次写信向张元济求助，恳请他代筹1000元。原来，蔡元培主持堂堂的教育部，开支不足，入不敷出，辞职时必须偿还所欠下的债务，才能清理自己经手的事项，了无“葛藤”地离开。
“五四”时代，当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时，张元济在商务信奉的也是相似的原则。曾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过商务的北大学生罗家伦留学时遇到经济困难，以及回国之初陷于困境时，商务几次伸出热忱的援手，令罗感动。胡适当时有意编一套“常识丛书”，将拟目送到张的手中，张建议加上一题《过激主义》，虽然他本人从来都不赞同“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但在他看来，世人应该了解这一主义的来龙去脉。1932年，陈独秀被判刑入狱后，《东方杂志》照样发表他的文章，把稿酬寄到监狱中。
在提及商务和张元济时，我们常常会说到商务当年拒绝出版《孙文学说》一事。先是“五四”前夕，1919年4月初，孙中山托卢信恭来探询商务的意思，能不能出版《孙文学说》，并交来部分原稿（或由商务出版，或由他们出钱交商务印）。张元济和高梦旦等反复商量，为这事颇费踌躇，这在他4月14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梦意恐有不便。余云不如婉却。当往访信公，并交还原稿。告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只可从缓。
”同年9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当天接到卢的来信，批评商务4月间不肯出版《孙文学说》事，“今安福部及大学校均印，何以商务竟不肯印，阻碍伊之学说？”信中还说孙中山大怒，将登告白，遍告全国，并出示了告白文稿。张元济回答：“此告白系孙君自有之权。且本馆出书系有关教育，亦极愿闻过。至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9月26日，他写信给孙中山，解释退回《孙文学说》书稿的原因。孙中山没有发表谴责商务的告白，但他在1920年1月29日致国民党海外同志信中，严厉抨击商务不仅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而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所出书籍带有“保皇党气味”，“陈腐不堪读”，而且压制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
可见张元济的解释，未能让孙中山释怀。对张元济和商务来说，作出这一选择是无奈的，“在商言商”，要将商务的事业长期持续下去，他们在许多时候也有许多的不得已。何况商务始终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与现实政治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30年代初，胡适组织千家驹等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商务都已排版，出了清样，第二卷也已交稿，也没能出版。鲁迅去世后，因为胡适的推荐，商务曾打算出版《鲁迅全集》，而且得到了国民党中宣部的准印许可，最终也没有出版。今天回过头来，如果我们体谅环境之艰难，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遗憾。纪念商务创立80周年之时，年迈的茅盾填了一阕《桂枝香》：
“维新大业，数出版前驱，堪称巨擘。世事白云苍狗，风涛激荡。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辽宁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
4．张树年主编，柳和城等编著，《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长久以来，我总是很喜欢商务印书馆元老高凤池的这番话，银行、报纸、出版，再加上新式工厂、大学，都是最具有近代特征的新生事物。
自1897年第一家银行在上海出现以来，到1927年，历经30年的风雨沧桑，国人自办银行幸存下来的不过18家，包括1907年诞生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以后总部迁到上海）、1915年开创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浙江银行出现于1909年），合称为“南三行”。北方有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年），与这些银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银行家蒋抑卮、陈光甫、叶揆初、张公权、吴鼎昌、徐新六……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的命运、道路有所不同，但都曾做着相同的“金融报国”梦。陈光甫以区区7万元微薄资本起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他们的创业故事、职业伦理、人格胸怀，包括他们性格上的缺点、人性中的弱点，这一切或大或小都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进程。
自晚清以来，经过第一代银行家筚路蓝缕的努力，和第二代银行家的专业提升，近代金融业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票号、钱庄，静悄悄地改变了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场无声的金融革命。银行的出现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革新，那是难以估量的。对于银行的重要性，实业家们的体会可能会更深，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
“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余因之而有组织银行之计划。”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创办多家纺织厂之后，1921年集资在上海开办了中华劝工银行。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实业方面，自1914年留美归国以来，他一步步把实业报国的理想付诸现实。
晚清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办电报局的经元善、在上海白手起家的虞洽卿这些人，已经和盛宣怀等官商不同，到了穆藕初、卢作孚、范旭东、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这一代实业家即使从政，也脱不了实业家的思维和习惯。穆藕初的纺织企业、范旭东的“永久黄”化工团队、荣氏的面粉与纺织企业、刘鸿生的火柴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步，在民族浪潮不断高涨的呼声中赢得市场。他们的成败悲欢，他们灼热的爱国情怀，他们身上的人格底气，都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实业家在一个大时代的角色。他们不苟且，不虚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品格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实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
从根本上说，这些实业家都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与蝇营狗苟、脑满肠肥的暴发户、大款不可同日而言，那是两种不同的人，不在同一精神层面上。在动荡的乱世，外有外国资本的压力，内有暴力纷争、工潮和国民党的压制。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民族工商业仍得到长足的发展，攀到了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