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法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中国人大多都能写一手毛笔字，而且都喜欢评头品足；复杂的是对一件作品或一种书法风格的评判很难达到公允，其间必以创作者的声名、地位、及其他成就垫底。在学术上，我们尽管尊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良好学统，但诸种间接因素的引入必然使艺术作品的评判大打折扣。1999年年末，《中国书法》和《书法导报》联合搞了一次20世纪十大书法家评选活动，这次活动不是由广大读者来评选，而是由中国书协的三十多位专家投票评出了十大书法家：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理应说这些评委的水平是很高的，然而评选结果刚一公布，评论界首先对评出的十大书法家******发难。作为对20世纪十大书法家的评选，依笔者之见，这次评选从人物的上下限断代、价值角度乃至对书史的推动作用及评选标准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20世纪这个时间范围的上下限断代问题，譬如康有为问题。康氏最大的成就是《广艺舟双楫》而不是他的书法作品，书作虽风格独特而从单字到整篇章法都失之于“散”，元气就是敛不起来。《广艺舟双楫》成书于1889年（光绪15年），光绪19年（1893年）录入康氏万木草堂集。康有为是光绪进士，任工部主事，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在笔者的印象里，康氏首先是政治人物，其次是学者，再次才是艺术家。
他虽然卒于1927年，但他的历史事迹和主要艺术事件都发生在19世纪，把南海先生放在20世纪是错误的。亦如按朝代为界，王铎卒于清代纪年（1644年）之后八年，但史学界仍把他列在明代，道理是非常正确的。吴昌硕与康有为同年卒，这里暂不说代表吴昌硕最高书法水平所临写的《石鼓文》在书法艺术上有多大的艺术创造性和艺术弹性，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和事迹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叶，列入评选合情合理。
在下限上，从推荐名单上可以看出，在世活人都没有那个份，这似乎借鉴了中国传统志书和传记方面的一些方法，活人不立传，盖棺论定才可映照汗青，这又是一错。
有“20世纪”这个评选的时间范围和前题，那么，在在世的理论家、书法家中，有年龄几与世纪比肩的，有三四十年代出生而其成就已影响了半个世纪，并在下一世纪继续发挥作用的，如陈振濂、王镛、刘云泉、张海等等。既然是20世纪，那么就要体现百年的全面性，所谓评出的十大书家（或者全部推荐名单），其成绩和影响都发生在80年代以前，世纪末的20年谁在影响，这不是成了空档，这20年期待下世纪的人来评吗？
恰恰相反，世纪末的20年是本世纪书法发展最快的20年，毫不夸张地说，这20年书法的发展无论从艺术水准、书法队伍、艺术的多元取向上，更重要的是在构建书法学科的探索和书法研究的深度上，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唯一的，其最大的价值是把传统的士人书艺彻底转变为大众化的书法艺术。这20年书法发展中推动人物的贡献，依笔者之见，已超越了评选出的十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再过20年笔者的话可能将成为现实。
二是评选角度问题。在百年很短暂的时期内评出十大书家，应当把理论家和对书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必须在实践上也要有所建树）及杰出的篆刻家也包括进去，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很难把实践和理论分开，在当下更难把篆刻从书法的学府开除。我们总不能在百年之内再评出十大理论家、十大篆刻家等等，含金量不高的评选就变成了时下让人心惊肉跳的评选“先进人物”什么的。在实践中，很大一部分书法家同时又搞理论，有些甚至还是学者。在权衡这些因素时看哪部分占主导位置。比如，于右任当之无愧于大家的称号，在论及他的成就时，有人说属标准草书，其实不然，他所鼓吹的标准草书，对于实用性的写字来说，是一杰作，而于书法艺术来说，是一种颠覆。草书是书法体格里创造性最强的一种书体，因而草书从写到辨识是最难的，于右任为了给世人开一应急良方，遂创立了标准草书，用条条框框搞了一些约定，就如隶书的概念特征是蚕头雁尾一样，无此表征必流入野道。于氏当世之时，受其影响者甚多，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学他，除于右任外，其他人都没有走出来，于氏的实际创作无可挑剔，他毕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好得很，于氏标准草书的创立，因简便易学，好多人都在于氏标准草书里讨饭吃。这究竟是福是祸，不得而知。
回过头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首先看他对历史的贡献，这是大的方面，其次看他本人有什么创造性（艺术个性），这是小方面的。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完全属于天才式的流露，行笔神出鬼没，无刀凿斧痕之迹，一生书写对联很多，没有一件差的，大多很精彩，如《井冈山巡礼》之类的毕竟是应世之作，这且不说，郭沫若在历史学、古文字学、金石学、文学方面的开拓之功，百年内无人匹敌。他的古文字学及金石学方面的著作，如《卜辞通篡》《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等，毕竟是划时代的，缺点和失误允许存在，学界所推祟的王国维的宏篇《殷周制度论》，闻一多的《神话与诗》，近年还不是有地下挖掘实物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修正。又如现在读钱穆的《国史大纲》依然精彩，但此作在五六十年代阅读时的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已经找不回来了，这都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1965年，由郭沫若先生引出的《兰亭》论辩，余波持续至世纪末而不衰，这场学术论争，可以说填补了六七十年代书法学术思想的空白，同时激活了20世纪中叶后的古文字学、金石学研究，造就了一大批学者。这就是郭沫若先生对书法学术思想史上的巨大历史性贡献，无论在书法本体上还是在对书法史的贡献上，郭沫若堪为一代大师。相比之下弘一法师就平庸多了，他和郭沫若很相似，同样是一个大杂家，什么都懂，音乐、历史、绘画、诗词、书法、宗教、文学等等，可以说他无所不通，依笔者浅见，他在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是一流的，恐怕连二流也算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弘一的作品给20世纪的中国学界究竟释放了多大的学术能量？弘一法师的扬名，多半来自于他传奇式的经历，中国人很好奇，原因就在这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弘一的传奇故事，更没有他很有出息的几名学生，剔除他在其他艺术方面的影响，单就他的书法而论，假若弘一的那一幅幅畏畏缩缩的书迹出自一名山野农民之手，有谁还感叹它的艺术品位，有谁还惊悸于它没有烟火气？中国书画行当里的烟火气、禅味、逸品之类的说辞究竟是何物？笔者才疏学浅，确实弄不懂。
三是对书史推动方面的问题。作为对书法研究史的推动，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从书法艺术本体上的，诸如于右任、高二适、陆维钊、林散之、费新我等人的书作。从书法艺术风格上来讲，有人宏大得美丽，有人飘逸得美丽，有人苦涩得美丽，品味一件艺术作品，要求十全十美，首先从观念上就错了（美术字十全十美，无毛病可言），你要看它对历史提供了多少出人意料的实践发展依据，我们不需要它铺排了什么，由实践所提供的经验依据，反向地又会作用于理论，由理论又会推动实践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的经典之作，这是作为书法本体而言的。以笔者拙见，在20世纪的书法文本语言上，真正具有开拓和启示意义的书法人物是于右任、王蘧常、张邦彦、费新我、孙伯翔、陈振濂、王镛、刘云泉、沃兴华。于右任、孙伯翔、刘云泉的贡献在北碑上，于氏是继赵之谦之后的一代宗师；孙氏和刘氏有所同有所不同，两人都直接径入北朝碑版，前者取其雄厚，后者取其空灵，两人各擅其长，独行书史。王蘧常的章草打破了千年单调、刻板的僵局，给章草注入了生命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氏章草时代的来临，才使章草真正具有了艺术情态。几年之间，王派章草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不是吗，当代全国书法大展作品中凡引入章草的，百分之九十法象于王派。张邦彦是近代史上写简牍书的第一人，堪称简牍之父（参阅拙作《简牍之父——试论张邦彦简牍书风的先行意义》），可以说当代简牍书风的兴起是张邦彦先生开其****。费新我独出心机的行草，充盈着一种苦涩的美感，不失大师风范；陈振濂高迈二王书体，飘逸儒雅，置董香光于身后；沃兴华龙爪式的鬼拳怪腿，与石开印风极为相似，是为大鬼才；王镛篆刻不仅是古典主义集大成者，其书法吸收印文、砖文，体态宽博，别构一种神奇。这些书家，不只为20世纪的书坛增添了一柱柱光芒，对整个的书法史来说都有补白之功。
另一方面，在对书法发展的推动上，沙孟海、沈尹默、郭沫若、陈振濂、刘正成、张海、丛文俊、朱关田、曹宝麟、韩天衡、陈国赋、石开等，这又是20世纪中国书坛的砥柱人物。沙孟海、沈尹默、张海的书法着实算不上一流（这也许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望前学饶恕），但由他们掀起的地域书风和直接引导的地域群体在20世纪不同的时间层面上不断发展并修正着中国书法史，功莫大焉。沙孟海又是整理书法史的一方重镇，他的理论著作自成体系，在本世纪的80年代以前无人可匹。由陈振濂先生倡导的书法学科的建立，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开天辟地的史话。中国书法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几乎是陪伴每一个士人养性必需的文化精神象征，虽然人人都爱它爱得贫困潦倒，爱得安逸，爱得凄楚，爱得狂狷，但书法始终是无家可归的艺术幽灵，陈振濂为了给书法艺术一个应有的地位和归宿，他不辞辛苦，奔走南北，为了使书法在中国艺术学科中得到定位，他不遗余力地做了相当深入的工作，其成绩不言自明。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不但以百卷的浩漫工程而让世人惊叹，而且以学术性极强的考证订误而倍受书界好评。他对中国书法史的梳理，无论在史料的占有上，还是在编辑的体例上，都已远远地超过了宋代内府所编的《淳化阁》帖和80年代由上海书店出版的十几册《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它的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丛文俊对上古书法的研究、朱关田对唐代书法的研究、曹宝麟对宋代书法的研究，在20世纪的书法史上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又都是比较出色的书法家。韩天衡不但编著了极有分量的篆刻学理论著作，而且在篆刻本体上他是一位创造性极强的艺术家；陈国赋的印风不但影响了整个的中国印坛，而且推动并提高了广西篆刻的整体水平，他的篆刻创造性和深度内涵，堪称继齐璜以来的又一治印大师；石开治印诡奇多姿，意象纷披，独步印坛，可以说他是中国印坛玄学式的代表人物。
因而，由《中国书法》和《书法导报》举办的20世纪十大书法家评选活动，从学术范围的界定上来说是不严格的，从评选角度上来讲不够细密，从着眼点上来说顾了小的方面，忽视了大的方面。这无疑是发生在20世纪书法史最后一页上的败笔。作为在本世纪于历史纪年有关的人物事件，最好还是让下个世纪的人去说去写罢，当代人一般来说做不好当代史（除非你是太史公转世），一是鉴赏水平原因，二是亲情方面的诸如师哥师弟亲朋好友如此等等。在历史性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自作聪明，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所谓很****很黑暗的封建社会，杰出的正史都是由异代的史学家撰写的，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比我们聪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