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一味从理论与实践上以学院、书斋教义名义空谈什么还是传统好、重复临帖十年等等，这些观点既是顽固的，同样是错误的。在此，笔者不是否弃临摹的功能，而是如何学、如何化的问题。中国古来临帖者数以亿计，然成家者有几？翻翻历代书迹，真正具有自家面目的书家绝对上不了百数；这不是危言耸听，如若不信，读者可数数看。我们也可以利用现代高科技，把书史上所有书家之作剪辑成书迹（单字）档案，在同一书体、同一风格（忽略书法作品材质及作者姓名）的前提下，以两种思路试验：一是把所有单字（及佚名碑帖）选择相近的混排成作品；二是把各人单字打乱再混排成作品（忽略姓名）。在这两种结果中，前者以单字寻找作者更难，见广识多者也许还能识别数十家。再具体一点，我们大可以把吴历、王文治、吴湖帆作品混排到一起，也可以把有清一代的篆隶与两汉以前篆隶混杂一起，更吊诡的是把历史上所有的《兰亭序》搁置一起（依然忽略姓名及媒材），比较一下，哪位书家的作品更有原创性，可以想象，可能没有一人敢下此挑战书。在这种试验之下，必然有两种结果让我们当代的所谓理论家、书法家们接受不了（至少是当代的）：（一）历来每个原创者、开拓者身后，总有一大批从学者（还是知名的“家”）在营营苟苟地偷生，在他们主体图式、话语观念及言行流布上一直往复享用着嗟来之食。
（二）通过排比甄别，金、甲、篆、隶、馆阁、章草诸体的艺术性是很差的，其在生发演变之时就注定了它们将来的实用价值超过艺术价值。而（现代文字系列的）北碑、墓志、砖文、刻石等等带有民间放达一类及自“二王”传承而下派生的行草、狂草艺术原创性是很强的；特别是狂草一路对速度（无此不为狂）、字法（简约，略此不为“草”）、章法、文字内容、笔致（主体情态）等等高难度的要求，6问道者既少，拔萃者仅三四人而已；难者如斯，盗版者绝无。
关注当下，笔者并非让人人都去学狂草，这有个人好恶之别，更存在创作者才情、修养诸问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及艺术学中注重的写意性、音乐性（时间性）来说，还是创作艺术涵养多的书体为好；大概写隶、楷乃至画工笔画者都要诘问笔者，他们同样在抒情。7笔者的否定是没有的（百花齐放嘛），批判绝然是有的：史实证明，古代的所有读书人都用毛笔抄过书；为何张旭不用狂草抒情一部《庄子》或《离骚》呢？怀素不用狂草写一大本佛经呢？更为何，古今中外的作曲家不谱一曲长达几小时的歌曲让一个优秀的才人去唱、去抒发情怀呢？
无论是人类或者艺术的发展都有个限度问题，越雷池半步都是危险的。当下书坛的情景是，传统书法守卫者保守如守“家”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无视这个属于现代区间（时速化、信息化、民众化、抒情化）的这个审美时代，哪位大师不是破坏传统“孵”出来的？反之，“现代书法”对书法内在规定性的破坏是十分荒唐的。8你敢肯定自己能接受这百年之内审美目光的急遽变革吗？何况，中国书史自魏晋始已越千余年了。
不可否认，自第三届中青展开始，这12年间通过中国书协及各省、市书协举办的种种展览活动，不仅激活了各区域、各层面书法热潮，而且造就了全国一大批书法、篆刻家。在书法上，天津孙伯翔径取北碑浑厚，四川刘云泉引以灵动而饮誉书坛；王镛汲取北碑、砖文（似乎印章篆隶意味更多）而化之，独成一体；张旭光、陈振濂同样写帖，前者以轻松自由而生机趣，后者以儒雅飘逸而迈古人。在篆刻上，石开诡异而近于天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镛治印如作书，黄唐在独，一一老成。徐正濂温润而藏拙，自然不与众同；陈国赋继齐璜又开大写意一路，但上品数量尚显不足。以上诸家的成就都是在这十多年中锤炼的，就以目前的成就论，他们都是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家。
说实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他们的作品都很幼稚。事实上，自90年代大兴的观念书风不但塑造了以上几位大家，而且受这些人影响而带动各区域、团体（群体）所形成的地域书风从各个向度使观念书风流行起来，成为当代书坛的主导力量。可以设想，如当代书史没有这几位大家的话（当然还有几位笔者没有提到的卓越的书法社会活动家），不知当代书坛的成就和壮观场面要逊色几分？
不无惋惜的是，当代中国书画实践者的观念、探索一直在前，而理论永远是马后炮。理论者保守的思想和当下保守的报刊媒体非要以等待、观望之态，待艺术实践流行开以后才尾随其后，大肆渲染。所谓当代书法理论十之八九完全是誊文公式的，更把大多没有价值的考据供上案头，展示学问之渊博。考据，不啻为中国学人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一种态度。我们倘把近年来刊行的《书法研究》《中国书法》《书法》《书法导报》《书法报》等报刊的篇目作一浏览，发现考据实证类文章占60%左右，介绍人物类及其他文章占20%～25%左右，那么，剩下的15%～20%就是关注当代书法发展的版面，其实这些与当下书法态势、批评息息相关的思辨类文章才是读者最喜欢阅读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面对这种媒体市场的成交量，我不禁要问，理论究竟是为了说明历史还是为了发展历史？在笔者的印象中，考据学应是对影响较大的学术问题所缺略、遗留作的补充，并非对无关轻重的所有问题的穷根究底，否则就成钻牛角了。“实证主义方法的长处体现在语言学和文本批评中，其细致性和认真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对细节考证的狂热却妨碍了文学史著作对历史的联系作出简明扼要的归纳”。10即便要考据历史也不能做教条式的研究。在笔者的理解中，对古文字的考释、考证是与真正的书法研究没有干系的，那只能说是前书法或者文献学研究领域的；古今一些在书法界“混”得不是太熟的学者、诗人字也不应属书法学范畴，后人对他们游历事迹的考证和对他们历史地位的有意助拔也许于历史有关，而于书法本体一点关系也没有。作为书法史而言，真正的书法家是不多的，我们完全可以去吸收历史上三流诗人、画家作品的精华，而又有哪个笨蛋去学冒襄、孙星衍、林则徐、弘一、鲁迅等人的写字品及一些画家貌似书法的“书法”呢？这亦如当代一些人自认水平很高，倾其私囊出书，而其书没有人去买、去读一样；——这属“人”的悲剧还是艺术的悲剧？设若连书法理论研究的界限都不分，对写字与书法都混了账的人，简直就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知。
作为关注当下的书法理论研究，必须注意实证与思辨的构成比重，同时，应权衡所考证事件是否对学术有价值，即补史阙如和对当下书法发展的推动作用，后者应该更重要一些；否则，偏重于实证就走上清代考据学的老路，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梁启超先生认为，治史的目的，不但要“求得真事实”，还要“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11他还精辟地表述道：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12笔者记得《书法研究》曾刊载的一篇文章，作者引经据典考证王羲之生辰，我不禁纳闷，王羲之生辰于王氏书法有何关系？于当代书法发展更有何关系？还有在影响重大的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中，一篇研究范成大的文章居然得了最高奖，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此类文章对于当代书法研究的价值有多大（于史学界应该是有益的）？这当然要看范成大是中国几流的书家，存在的问题是，范成大的书艺恐怕连三流也算不上。据笔者所知，这位作者曾以研究陆游书法而颇得媒体关注，其实，陆游根本算不上书法家，只能说属诗人字、学者字。笔者不知道钱钟书先生懂不懂书法，但他的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
瓯北（赵翼）又引其（陆游）自咏草书之作，以为“工力出神入化，惜今不传”云云。按放翁书法，实非至工，学东坡书，差免疲偃；亦犹范石湖书学襄阳，未至欹斜而已。南宋人书多取迳本朝，师法不高。瓯北未见放翁字迹，徒据诗中自夸语，遂有声闻过情之慕，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13钱氏说陆游、范成大字迹未至“欹斜”，真是一针见血。卷轴之余，不知读者对范成大、陆游的书法有何感想？对这位作者文章之于书法研究来说如何评价？更对当代书法理论研究中忽视当下情境的境况有何看法？
潮涨潮落，一切都已凝定为历史，时间会过去的，而人类的观念是常新的。无论在史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阐释价值观上，历史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不少的黑洞，当我们以殉道者的勇气打开这个尘封已久的洞口时，迎来必然是光明。这就是随艺术、生存环境之变引入的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的现代流向。当下的观念书风业已在场，它的成功与否，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到中国书史的大环境中去重估它的艺术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所犯的错误才会少一些。行文至此，我想讨教为观念书法而哀者：从王羲之老宅到于右任墓地究竟有多远？我们现在还操王羲之那口方言或者之乎者也腔调吗？
注释：
[1]阿多诺语·[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页17～18·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参看同上·页9
[3]同上·页13
[4]笔者已在《隶书的转渡及其价值重估》一文中进行了批判.
[5]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国书画全书·卷八·页583·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6]余姚人·论怀素《自叙帖》·书法研究.1997（3）
[7]余姚人·怀念大写意·荣宝斋（总9）.北京：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8]余姚人·从书法到墨式：对当代书法思潮中现代情境的审视
[9]说明：《书法研究》杂志自1979年5月创办以来，曾扶持、关怀了不少理论家、书法家，应该说，从那个时代（报刊极少）成长的书法人都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幸的是，《书法研究》自2002年开始自办发行，肯定是订户少的缘故.个中之因必然属关注当下批评文章太少，而刊发没有价值的考据文章太多之故.
[10]赫.绍伊尔语·[英]凯.贝尔塞·重解伟大的传统·页8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59～页161.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2]同上·页334
[13]钱钟书·谈艺录·页129·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