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狂草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张旭首开狂草之先河，把起自王献之别开生面的“一笔书”拓展开来，乃辟狂草一途。怀素以狂继颠，推波助澜，继承和发展了张旭开辟的新天地，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到最自由、最写意的峰巅。
怀素（737—？），俗姓钱，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唐代狂草艺术大师。传世墨迹有《论书帖》《自叙帖》《小草千字文》等。尤以狂草《自叙帖》最为著名。笔者认为，《自叙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从狂草形质的成熟性和神采的理识化上来说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出神出入化的狂美境界是至今无人超越的。
“以狂继颠”之说，早在怀素生时就已流传。五代僧人贯休诗云：“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这里提及的张旭之后怀素“继颠”“真颠”之语，并非泛辞，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一，暗示师承。怀素乃张旭再传弟子，其笔法得邬彤和颜真卿等大家的口诀手授，获其精髓；他学不纯师，博采众长，沿流讨源，见过于师，亦获大令意趣，其功力较之张旭，伯仲自分。其二，从学痴狂。怀素专攻草书，用功至勤；幼而家贫，无纸可书，种万株芭蕉，取其叶以供挥洒；作漆盘、漆板练字，盘板磨穿，秃笔成冢。“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嗜书以至疾狂矣。其三，叛逆精神。素性疏狂，不拘小节，身处佛门，饮酒吃肉为常，但“心本自觉”的禅理却谙知个中三昧，能把“即心即我”“顿悟见性”等佛陀精粹融入书理，对其书以极大潜导，故观夏云多奇峰而悟笔意，遇坼壁路而取法物象，自言深得“草书三昧”；假颠狂之态，借翰墨展现真我，视师祖张旭之狂草为樊篱，只作笔法和豪迈气概的继承，用无法无天的胆量创作无羁束作品，正如钱起诗云：“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旭无羁束而“颠”，素尊释而“狂”，此岂止“颠张狂素”哉！其四，情态之狂。怀素作书，醉来把笔，不择材料，纵横涂抹，“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他灵感骤来，手足舞蹈，精神却又毫不懈怠，盖由精勤养就之神力所主。后之学者，当有启于此。
朱长文《续书断》：“颜真卿云：‘昔张长史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仆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孰为不可耶？’”颜真卿乃张旭门徒，曾授笔法于怀素，怀素极高的悟性常使他很惊叹，并称怀素“能学善变”。上言明显流露出怀素书已高迈张旭之上，因囿于师尊之情及自己和怀素长幼之别，不便直言，以婉语发己感慨，绝非后人所理解“以狂继颠”的无关痛痒之语；况贯休以草书名之一家，对书作鉴赏能力非同一般，谓张旭“非颠”，怀素“真颠”，亦非指怀素醉后佯狂不知所至之俚语，从侧面道出怀素艺术成就已逾张旭，并于狂草书作中所包含“真颠”之丰富意蕴。不论任何人，包括颜真卿、贯休在内，对艺术创作优劣之评价，本是正常之事，然颜真卿、贯休“以狂继颠”“真颠”云云，皆因张旭名声显赫，不宜直论而以含蓄之语评之，足见张旭在唐五代书界威望之高。故怀素书作较之师祖张旭，在很早以前，就露高下之端倪，以“出蓝”誉扬之，并非夸张。而以怀素狂草作品成就论之，非《自叙帖》莫属。
二
《叙》帖融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张旭草法于一炉，参篆籀书意，瘦、肥、方、圆兼纳，用笔迅速，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毋庸置疑，怀素拥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对用笔和结字能做到绝对驾驭，意在笔先，轻灵驰聚，或放或收，或顿或提，或逆或顺，或方或圆，如诗人所赞“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书之用笔，慢则和平简静，快则翰逸神飞。自古及今，论草者多有快则易涉笔浮滑，点画失形之言。草书用笔速迟，取决于书家功力之深浅，狂草用笔贵在疾速，疾而谨于法度则至难。“善书者虽速而法备，不善书者虽迟而法遗”（刘熙载语），“能速而速，谓之入神”（《书法离钩》）。怀素作草能心手会归，笔为我使，意到法随。可以说，《叙》帖“骇人”之用笔是对传统书论“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王羲之语）、“太急而无骨”（虞世南语）等偏颇语义的实践性否定，这是怀素尊释而又不守成法、酩酊墨舞的叛逆性精神体现，为后世问道狂草者从用笔速迟上作了历史意义的启蒙，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叙》帖之线条、结字，历代论者多有贬语，或谓“纤弱狂怪”，或谓“结字多误”，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陈管见：
（一）《叙》帖视张旭以隶入草而独辟蹊径，“草参篆籀”，中锋用笔，潜毫内转，钩环盘迂，自如飘逸，宛若“龙蛇出没”；读后给人一种骨力丰健、狂放怒张的感觉，阳刚之气充溢期间。正如卫夫人所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刘熙载亦云：“瘦处，力量要足以当肥。”何况，《叙》帖乃怀素用劲健之兔毫蘸天灶墨所写，使转灵活，不露棱角，显示了他精深的功力。“书贵瘦劲方通神”——此帖之主流。帖于瘦硬之外，收揽、卷气之屈郁之笔亦相辅期间，使阴阳二气蕴涵字里行间，有抑扬起伏之节奏美。如55行“颜刑”二字，侧锋以肥笔，行笔较缓，含阴柔之卷气，取“擒”势而导下“纵”之放逸，有“滚龙惊蛇，翻卷而下”之韵致也，101行亦复有现。故谓帖“纤弱”之杨守敬者流，乃障目之论矣。
（二）汉字之点画、结体有固定不变的一面，此汉字起符号作用的特点；又有变化不定的一面，此汉字可成为艺术作品的又一特点，两者成为矛盾的统一体。草字自古及今未有窠臼，一字草法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然草字不得混同于任何一字，此草字之大法，历代书家皆顾到这一点，《叙》帖亦不例外：或简省、或变形、或离合、或示意……皆动合规矩。帖字依行气乃至整幅作品表现之神采的整个形象而变化，故能重神以形为辅，同中有异，“运笔迅速，而法度具备”，文征明亦称此帖“盖无毫发遗恨矣”，评价甚为公正。按现行文字刊本和草字图式，帖字似有误笔，“巨制”殊誉并不为降，其理由有四：
1.唐朝文字不如今天文字之规范化，特殊草体更难尺度，属正属误，不宜妄下结论。
2.帖之释文为后人所识，是否字书一意？何况古今艺文类出人意料之事屡见不鲜。
3.依今之“书家”所言，“复很”“昂”“居”等字为误，那么古之演变而来的“甚”作“”、“叔”作“”、“谨”作“”，又将如何解释？
4"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挑结字误者，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陋——这个问题权且作为取象于“异类”的感悟吧。
三
《叙》帖共126行，凡702字。其中每行六字者最多，几乎占了全部字数的一半。每行五字与七字合在一起，占了一小半。字数最多的为八字，但只出现两次。最大的“戴”字出现在105行，以三个整行的位置只写下“戴公”二字，而“戴”字又占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其书自由，奔放和波澜起伏之势，由是可见一斑。书作前半段舒缓飘逸，从容不迫，写到别人对他的赞词时就狂态毕现了。《叙》帖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达到意向的营求而无着意经营之端倪，种种诡形怪状的章法布局在前人基础上作了三个突破：帖字由小到大，由缓至急，由“纵有行、横无列”到“纵无行，横无列”，冲破了草书在横直格式上的束缚，生情定势，发挥出幅面上更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此其一也。怀素之前，凡涉及章法，多有“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壮如龙蛇，相虽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王羲之语），“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李世民语），“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孙过庭语），然书家于作品具体表面上未尽其妙，《叙》帖则补苴罅漏并有广益。如帖之8行至12行、23行至28行、112行至122行。此其二也。帖以两三字，甚至五六字，整行为一组，连接成串而气韵不断，字的单体被打破了，继之以数字、整行为单位，表现连属、整体关系，正如《书法约言》所言：“乍断复连，承上生下，恋子顾母，各尽意态。”对汉字分割而不伤神采的高度艺术处理，丰富了艺术的夸张力，如21行“故”、69行“澹”等。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