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描写了“新文化运动”波及原上，白鹿村青年一代接受了“个性解放”——常常表现为“婚姻解放”——的影响，走出家庭，走进城市，投入“新文化运动”。此问，鹿兆鹏、白灵等都表现为对于家族，对于“白鹿文化”，对于儒学的反叛。鹿兆鹏首先将家庭文化定为“封建”，并且对其表现出坚决革命的态势。他以革命家的口吻说：“乡村里还很封闭，新思想的潮水还没卷过来。”
而“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生长在白鹿神话故乡的白灵，是白嘉轩家门和心灵上的唯一爱女，幻想中的白鹿精灵。她随着辛亥革命降生，是“革命”的产儿。她得风气之先，成为“新女性”。她性格中最为强烈的特质就是“反叛”，生活中没有她不敢说的，没有她不敢做的。她上学第一天起，就几番制造恶作剧，戏弄徐先生。她自行进城学“西学”，父亲寻到她，她拿大铁剪子支到自己脖子上，以死相逼。此刻，白嘉轩似乎面对的不是爱女，“而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白家的家庭秩序在这个爱女面前已被打乱，子辈同父辈呈现对立状态。
《白鹿原》不是像鲁迅、巴金那样正i面描写这些具有“革命”思想的“新青年”对于家庭的反叛。它不用“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去描写“新文化运动”，没有从“革命”的角度去描写“革命”。
《白鹿原》描写了白鹿原“新青年”所接受的“新文化”的外来性质。白鹿村的青年一代原来都是在儒式学校接受儒学教育。他们随着“新文化”潮流走进“洋学堂”，接受“西学”教育。他们在吸收西方“个人本位”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反叛的思想，对东方“伦理本位”文化实行“革命”。鹿兆鹏向黑娃宣传个性解放思想和国民革命理论时，土生土长的黑娃听得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问：“你从哪儿趸来这些吓人的说词？”
《白鹿原》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新文化”涌入白鹿原，同白鹿原固有文化的冲突，反映了发生在原上的这场东、西文化的剧烈冲突。
接受过儒学启蒙教育的大家长白嘉轩，天然地反感满口新名词的“新潮”人物“烧包儿的言谈举止”。他坚持让孝文、孝武继续接受儒学教育，恪守“耕读传家”治家传统。他拒不同意白灵到极为混乱的城里读书。他无法理解白灵抬埋死人的行为，而只闻出她身上散发出的怪味——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他“闻之就恶心”。他拒绝接受白灵嘴里说出来的由诸如“为国民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灵”、“正在挖着的万人坑将命名为‘革命公园”’等新名词、新观念构成的革命文化体系，而径直地还原为“抬死人埋死人”。他劈头问白灵“你现时还念书不念书”？对于革命热情高涨的白灵不啻一瓢冷水。
就是饱尝“农耕文明”的白鹿原村民也自然地同“新青年”存在着距离。固有的词语从他们嘴里脱口而出，构成对“新文化”的批评，形成内在的文化冲突。原上的人称鹿兆鹏为“洋种”。仙草两次把白灵和“疯子”连到一起而加以斥责。彻底地将“疯子”还原为本意，消解“新文学”的“疯人热”。
“新文学”表现自己价值观念的词语系列“新文化、革命、叛逆、英灵……”，白鹿原人将其还原为“西学、洋党、疯子、死人……”，两个词语系列体现着两种文化冲突。前者是对于西方近世反叛思潮的模仿，后者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人文精神。
“学衡派”不满于“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片面地理解和选取，以偏代全，将西方近世思潮视为西方文化的整体，焦虑于欧洲十九世纪末叶的反叛思潮在中国将要造成颠覆性的后果。吴宓指责“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撒旦式的反叛”，他认为：“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表明了“学衡派”中西结合的文化主张对精神现象继承性的重视。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体现出了精神现象的继承性，并且，在两种文化冲突面前，他们恪守“白鹿文化”根基，消解“白狼文化”。与白鹿的祥和成反比，《白鹿原》写尽了白狼的可怖，“家家惊恐，村村防范”。白嘉轩实施的实践《乡约》活动，“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就是以“伦理本位文化”建设回应“挑战”。
徐先生称此为“治本之道”。《白鹿原》描写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东、西文化冲突，表现出梁漱溟般的“中华本位文化”根基。
探索民族秘史
《白鹿原》描写“新青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将“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加入政治集团，过上与集团共同斗争的生活。白鹿村的几个“生力军”，即使是同胞弟兄也处于敌对营垒。
白孝文对白灵说：“现在亲老子也顾不上了，甭说一个村的乡党。两党争天下，你死我活地闹……”
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主要矛盾。在这一矛盾、斗争中，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途径，先后成为阶级论者，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阶级为本位，遵循“第一种真实”，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鲁迅用杂文宣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宣称“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鲁迅后期创作的杂文主要是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郭沫若公开宣布：“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爱的是“工人和农民”，仇视的是“那富有的阶级”，讴歌农民革命运动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第二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茅盾创作力最旺盛、收获最丰硕的时期。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实质是阶级分析，主要作品成为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里程碑，《子夜》雄辩地说明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通过吴荪甫的悲剧，揭示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导致民族工业破产，表现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的必然性。
《农村三部曲》描写“一二。八”上海战争过后，外货倾销，民族工业破产，农村灾难加深，从而揭示了农民暴动的自发性和必然性。
《白鹿原》以白嘉轩、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视角描写现代历史中这场激烈的斗争，创造了“第三种真实”。
张炜（1956～）的几部长篇小说构成了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评说。《家族》（1995）以对几个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命运的描写，表现对历史进程的绝望，对于“纯洁”而“神圣”的家族的自恋情绪。《家族》不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复杂性进行反思，不是像梁漱溟或朱先生那样超越于阶级，力促集团之间的融合，而是以一种相反的视角进行审判。体现为“第二种真实”。《柏慧》（1995）作为以《家族》为“躯干”的“家族系列长篇”中的一个分支，由《家族》的历史批判转入对当代现实社会的愤怒的批判，对以“葡萄园”
为象征的形而上的“精神家园”的坚守。而《古船》（1986）则将新时期的改革放到历史的进程和特定的文化背景来表现，既写出洼狸镇人民自土改以来四十年苦难的历程，又写出他们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现实命运，揭示中国几千年封建农业宗法社会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浓重阴影，挖掘中国农民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传统文化积淀。这样，现实、历史、文化中都没有“家园”，有的只是其对立面。于是，只有断然的拒绝、愤怒的批判。
《白鹿原》描写黑娃弟兄们用铁锤砸碎祠堂，砸碎“仁义白鹿村”石碑，也就砸碎了儒家文化的基石，割断了“农协运动”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联系。小说还描写了“农协运动”游斗白嘉轩等“财东”的行为。《白鹿原》对“风搅雪”的描写，表明的不仅仅是其行为“过火”，更重要的是其缺乏社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