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搁下边缘化作品，就中国二十********主潮来说，从世纪初叶潮水般涌来的“新文化运动”到世纪末叶的现代史诗《白鹿原》，贯穿其间的是东、西文化大论争。充满中国二十世纪的剧烈斗争和动荡，其深层是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
对“文化革命”的解构
本世纪初叶拉开帷幕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大论争。这场论争是由“新文化运动”引发的。
辛亥革命后，接踵而来的是社会的一片混乱，民族濒危。面对此种困境，陈独秀《新青年》一班人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于缺少思想革命的环节和深度，中国的文化根基未动，而文化乃是政治的根本，于是掀起一场文化革命运动，在文化的深层面彻底地学习西方，将自明末清初开始的首先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到文化革命的高度。
这场“新文化运动”，主张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以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伦理本位变成个人本位。1915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提出东方民族“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在《易卜生主义》（1918）里通过介绍易卜生的个性自由发展思想，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里通过介绍尼采的“超人”哲学，都强烈地表达了引进西方“个人主义”的主张。正如郁达夫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总结的：“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新文化运动”还大力引进西方哲学，以图用其替换东方哲学。
陈独秀在论文中写道：“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恶斗死，宁忍辱。”
李大钊采纳伧父（杜亚泉）之说，认为“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但他得出相反的结论，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鲁迅批评“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主张接受摩罗诗派，赞赏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新文化运动”把主“抗争”、主“破坏”的欧洲十九世纪末叶思潮引进中国，主张像尼采那样“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
对于中华文明，“新文化运动”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家族制度，要首先摧毁中国的家族文化。陈独秀提出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清楚地表达了“新文化运动”首要的目标。
他批评中国的家庭伦理使“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鲁迅也认为中国的家庭伦理是“长者本位”的，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胡适则径直地批判“孝子”概念，坚决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
“新文化运动”进而将批判的锋芒对准由家庭伦理发展成的社会伦理、儒家文化的核心“仁”。李大钊以经济和社会分析方法，找出了从家族制度到“孔门伦理”的一体关系，一并加以否定。鲁迅否定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否定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认为“太平盛世”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而自然否定儒学。《狂人日记》将几千年历史上的“仁义道德”的实质看成“吃人”；《灯下漫笔》将公元前六世纪就已存在的伦理看成“吃人”。鲁迅还自述道，是“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来的。随着社会斗争的发展，他要打倒孔子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批评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呼吁要使国家有“更始之机”，必“摈儒者于门外”。
此可谓“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1921年胡适称颂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大声疾呼：“正因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一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新文化运动”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和“无礼乐文化之夷狄”侵袭所构成的“挑战”、孔子以“克己复礼”回应之后，儒家文化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挑战——“二二十世纪”的挑战。
《白鹿原》重构了中国历史社会，重构了民族的灵魂——儒家文化。它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站在“革命”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做出革命性结论，而是用“历史—文化”的方法，重筑中国历史社会的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稳稳运行的原因，正面描写儒家文化。
《白鹿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家庭伦理，寓“孝”
以神圣意义，寓家庭以神圣意义。这无形中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解构。
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它将父子、兄弟、夫妻亦即家庭伦理关系写作“吃人”，写作“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批判家族制度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深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巴金的《家》不啻对家庭伦理“吃人”的控诉状。正如作家自述的那样：“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依鲁迅、巴金这样从事文化“革命”的作家来写《白鹿原》中的大家长白嘉轩，会写成“吃人”的赵贵翁（《狂人日记》），或“古老社会的僵尸”吴老太爷（《子夜》），腐朽、顽固的高老太爷（《家》），甚而会写成这些“封建家长”中最为****、残酷、腐败、罪大恶极的一个。他办儒式学校，送子女去读“四书”，然后强行让他们及时回家务农。他总用那个有进口没出口的木匣子和自修身老爷爷订下的族规纲纪教育子女，而他自己却先后娶过七房女人……
《白鹿原》将白嘉轩写成儒家人格的化身。他严格地依照伦理道德修身齐家。他恪守“耕读传家”治家传统。他要求子女尽孝，而他又是尽孝的楷模。以直接血缘关系的“孝”为核心，自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伦理秩序。
白嘉轩的婚姻也都在伦理规范之内。
《白鹿原》把儒家文化的基点“孝”第一次大大地写到中国二十********的旗帜上。随后，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1993）试图通过“虚构”，通过小说创作重建被“纪实”消解了的家庭神话和神话家园。
白嘉轩进而将家庭伦理推及社会。他和鹿三的东家与伙计关系是社会伦理的典范，“仁义的典范”。而“仁义白鹿村”则是儒学治下的标本。白鹿原社会，阶级界限不甚分明。它的社会结构不是阶级对立，而是伦理秩序。历代县志所载的“水深土厚，民风淳朴”是对儒学治下的“太平盛世”的诠释。《白鹿原》一反“新文化运动”对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的否定，第一次展现广阔的中国历史社会生活图画，妙手回春，展现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白鹿原》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把现实社会的弊端归咎于传统，数典忘祖。《白鹿原》形象地表明中国历史上“太平盛世”不绝如缕，白嘉轩这样的先祖创造过我们的“农耕文明”，并在其中一直生活到本世纪初叶。《白鹿原》向我们先祖发出愉快的缅怀。
神话传说中给白鹿原带来“太平盛世”的白鹿就是儒学。白鹿书院是儒学的象征，矗立在白鹿原。朱先生在所有重要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他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属于某一政治势力，他不属于“政统”而属于“道统”。他亲自动手推倒白鹿书院内不知什么朝代什么人塑下的神像，维护儒学的自省精神，“内圣”原则，承继宋明理学的道德实践理性。这样的理学传人，《祝福》将其写成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白鹿原》将其写成白鹿原的精神领袖。
《白鹿原》力图解构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形成的“文化革命”理论。它一扫对传统文化的虚无，再现儒家文化精神，在社会、文化构成上找到了中国历史社会稳稳运行三=千年的原因。
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由先前对佛教出世思想的倾心，转变为对儒学的信仰，投身东、西文化大论争，对儒学所遭遇的“挑战”给以“回应”。
梁漱溟认为“风度泱泱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能舍儒者和儒术而求治”，“治道即是孔子之道”，“儒家为治道之本”。
他认定儒学的理性性质，认定中国历史社会是多由儒家所倡导形成的“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从而有别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的社会”。梁漱溟与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
主张相对垒，确立了“中华本位文化”理论，在中国风风雨雨的二十世纪各个严重时刻，都发出非凡的巨响，回应挑战，致力于儒学的复兴，成为“新儒家”的领袖。
在贯穿中国二十世纪的东、西文化大论争中，《白鹿原》是承继“新儒家”的。它以小说形式为梁漱溟理论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从大儒朱先生形象中，可以窥见到梁漱溟的投影。
重塑传统人文精神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个人主义”的引进，个人主义者形象在“新文学”中相继诞生。
《狂人日记》是“个人”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是中国“新文学”的“个人主义”第一人，他的由怀疑到觉醒就是“个人”的觉醒。
小说中的其他人——不论是吃人的还是被吃的，都属“庸众”。继“狂人”之后，《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异类”，都是同世俗社会、“庸众”对立的个人主义者。
郭沫若早期接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崇尚“自我”，宣扬自我肯定，自我扩张，自我崇拜。他说“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把“自我”提到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五四”狂飙突进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的表现。“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天狗》）郭沫若自述1924年以前“在本质上带有极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
巴金从《灭亡》（1927）、《新生》（1927），经“爱情三部曲”，到“激流三部曲”（1931～1940），都是描写个人主义者主人公突破家族伦理的束缚，走上社会，寻找各式的“革命”。对于这些主人公来说，“个人主义”是生命意识的内核。正如巴金自述的：“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
我当然也不是例外。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
“‘五四’新文学”把刚刚来到中国的个人主义者写成“先觉者”、“精神界之战士”、“叛逆”。他们的精神特征在于反叛传统。
鲁迅赞赏拜伦笔下的“恶魔”，尼采笔下的“超人”，在于他们对传统价值彻底颠倒。拜伦的《该隐》将人类第一个罪人写成真理的追求者，将传统观念中的恶魔罗锡福写成真理的化身，表现对于传统彻底的怀疑和反叛。尼采以狂人自况。他的哲学就是要重新估价人类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在他看来，传统价值中的善其实是恶，“超人”
所代表的价值——恶，才是真正的善。鲁迅笔下的“狂人”就是拜伦的“恶魔”、尼采的“超人”在中国的变体。他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对传统的善恶敢于大胆地颠倒，以疯人的口吻表现“觉醒”，讲说“真理”。
“‘五四’新文学”掀起了一股“疯人热”。除了《狂人日记》，鲁迅在《长明灯》里又塑造了一个彻底否定传统的“疯子”；冰心写下《疯人笔记》；周作人写下《真的疯人日记》，借疯人见闻录对一个“最古而且最好的国”抨击道：“他们是祖先崇拜的教徒，其理想在于消灭一己的个性……”
《家》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产物。1984年巴金对日本作家井上靖谈道：“小时候每天背孔子的书，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老师就用竹板打手心……渐渐长大了，家里人常常用孔子的话来教训我们。后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开始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号召打倒‘孔家店’，我很高兴，很兴奋。”《家》的主人公觉慧就是代表“新文化”思潮的“新青年”，是寄托着作家希望的“旧礼教的叛徒”。正如作家所述的那样：“当时我很年轻。对反对封建礼教，很赞成；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反感。在我的小说《家》中，年轻的主人公就有反孔的思想。小说中的主人公反对父亲的压迫，反对父与子之间的仅仅是上对下的关系。”从《灭亡》到“激流”都是表现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1928年巴金在《（灭亡）序》中写到自己不得不背弃哥哥和先生教给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
1984年说《家》是怀着对“封建家庭”的“怒火”，“为青年人报仇”的情绪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