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理论认为：“阶级对立，正是集团间的产物，不发生于伦理社会。”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几次重要革命是“自外引发的”，“而不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爆发的阶级斗争”。小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描写，表明白鹿原是一个阶级界限不甚分明的社会，革命在这里缺乏依据。因此，“农协运动”风暴来临时，白嘉轩“处乱不乱”。他认为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请问“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
《白鹿原》将“农协运动”对白鹿仓总乡约及其下属的惩治，后者对前者的残酷报复，写成兄弟相煎，并且让这几出戏剧都在白鹿村的戏楼上演。朱先生针对无休无止的集团斗争，超然地说：“白鹿原成了鏊子了。”针对两党的分歧和斗争，朱先生指出：“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他认为两党之争不过是“公婆之争”。“鏊子”说象征性地揭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非程式化的权力更迭中，表现了儒家“非斗争”原则；“公婆”说超然地抒发了“士”阶层的“公天下”意识，表现了儒家的重协调精神。
《白鹿原》表现了人在历史激流中的无奈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白灵在低潮里选择了革命，义无返顾地踏上奔赴延安的前程，神奇般地躲过一路的搜捕，却躲不过“内戕”。
这位平生最痛恨叛徒的女革命家，竟然被以“革命”的名义当成“叛徒”活埋了。
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以“第一种真实”描写革命，写理想中的革命，启发人们投入革命；《白鹿原》是隔代人以“第三种真实”描写革命，描写人们投入革命之后的现实，中国发生革命之后的现实，启发人们反思革命，反思民族命运。
《白鹿原》描写中国现代历史上连年的暴动、内战、杀戮、流血、灾难，每个人的生死祸福、升降沉浮都充满了偶然，同时又服从一个更大的必然。他们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最后，由白孝文这个权力斗争中的枭雄、白鹿村青年中最为不仁不义的人当上滋水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给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的结局以一笔最大的偶然。它蕴含着对于“革命代价”问题的反思，对于革命之后复杂问题的警示。
藏族作家阿来（1959～）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描写土司社会瓦解的必然过程，体现为“第三种真实”，表现出非集团、非内战的超然精神。
世纪史诗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1944～1949），以小说参与自本世纪初开始的东、西文化大论争。
《四世同堂》在描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时，着力开掘民族文化心理，将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四世同堂》属于托尔斯泰创造的“心理历史小说”，是中国的“现代史诗”。它将当时北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的人们，在亡国当头时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亡国观，置于中国五千年文化面前加以检验，使中华民族史诗独具文化意蕴。
《四世同堂》不把现实的社会心理负面简单地归咎于国民“劣根性”，而将以冠晓荷、大赤包为代表的投降的亡国论者，写成“民族自卑的产儿”。老舍认为他们“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认为他们既不懂民族文化的精华，也不晓得外国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借鉴，而一味地模仿，成为“合璧人物”。《四世同堂》一扫本世纪最初几十年文坛上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虚无，揭示了中国大地上滋生的殖民地心理，奏响了民族的最强音。
以钱诗人、祁瑞宣为代表的一大群“亡国”里的抵抗派，是《四世同堂》的重要构成。他们经历了“惶惑”的痛苦，“偷生”的耻辱，以不同的方式奋起抵抗。其间，支持他们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给抵抗派以精神支柱。抵抗派为一部中华文化史提供了“正面的论据”。中华民族的灵魂在《四世同堂》这里得到了塑造。
整部《四世同堂》就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史的“正面的论据”。民族文化成为正面主题，民族命运、民族前途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华民族万岁”响彻《四世同堂》上空。《四世同堂》是民族主义文学的高峰。它超越个人本位文学、阶级本位文学，以高度的民族本位给中国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总结。
以《四世同堂》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经历建国初短暂的相对稳定之后，又长期地被阶级本位文学所淹没——尤其是“**********”，“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
“伤痕文学”所揭露的十年“内乱”，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化，“继续革命”理论的恶果；所反映的正义力量同邪恶势力的斗争，是主“调节”、重“建设”同主“斗争”、重“破坏”的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斗争。“伤痕文学”及其歌颂的正义力量，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
“反思文学”痛定思痛。它思考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重大问题以治愈“伤痕”，重建家园。它对于“乱世”的反思，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历史及其理论的完结；对于“治世”的歌颂、向往，则是对于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无言的肯定。
“寻根文学”在“反思文学”基础上进行“文化反思”。“劫波度尽是顿悟。”“反思文学”是历史的顿悟，“寻根文学”是文化的顿悟。
“寻根”作家在纷乱的世界上，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中，看到了东方文化的优势及其在现代的有效价值。他们不再把“新文化运动”及后来长时间热衷的对所谓“国民性”、“劣根性”的描写当作创作主旨，而是将其作为素材，变为血液里的“有机成分”，还原为“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自己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中肯定自己”。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仁义道德”支持人们相互扶持，共度灾难，挖掘了“四千年的历史”中的“身受了这么多磨难而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寻根文学”填补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使中国文学跨越了“民族文化之断裂带”，以期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不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复兴”。
《白鹿原》是“新时期”文学“伤痕”、“反思”、“寻根”等思潮发展的结晶。
陈忠实将一个个“文化心理结构”置于重大的历史进程中去解析，便产生了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冲突。从而，使我们在《白鹿原》里看到了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历史小说”——即“现代史诗”相同的构造。《四世同堂》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史诗”，《白鹿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纪史诗”——它包容诸多文学思潮的要素：伤痕、反思、寻根……
《白鹿原》用“历史—文化”的方法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中完成民族灵魂的重塑，在充满矛盾冲突的动态图画中，表现儒家文化在世纪性的“挑战一回应”中实现自身的复兴。突破了以同一的文化观描写同一的历史事件的模式，给中国二十********完整地注入了一种文化观——儒家文化观。以儒家文化看，《白鹿原》的问世，完成了中国二十********的“正、反、合”过程。
周大新（1952～）的长篇小说《第二十幕》（1998）描写一座小城的百年世相，几个家庭的几代人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命运沉浮，不仅再现了民族的历史过程，而且展示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对于历史的制约。
李佩甫（1953～）的长篇小说《羊的门》（1999），在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当家人呼天成身上集聚了中国社会近四十年风云时，也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冷峻。
令人欣喜而又耐人寻味的是，1984年，巴金在日本听到井上靖讲述他的《孔子传》创作动机，特别是对孔子将家庭伦理推及社会，建立“仁”的学说发出赞誉后，表示：“先生刚才讲的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现在应该冷静地、客观地重新研究一下孔子，我期望从井上先生的小说中再认识孔子。”并说“现在想起从前背诵的孔子的话，有些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巨大而真诚的“反思”声音，是中国“新文学”的“世纪性”反思。《白鹿原》描写的黑娃对于儒学的皈依即具有深广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黑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