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占鳌、戴凤莲的美学特征在于：与冷支队之间体现着美丑对照，而他们自身则属于“化丑为美”。莫言赞美他们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悦、狂欢的生存状态。作品将此化为火焰般的“红高粱”意象，属于“爷爷”、“奶奶”的意象。
“红高粱”布满作品，照耀作品。它体现着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凝聚着伟大民族的血脉、魂魄。“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还他们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给他们以爱情的狂欢，“父亲”官儿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高粱地也是抗敌的青纱帐。他们在这里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他们和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粱”和“非高粱”的对立：
河上只有一座小木桥，日本人要在河上架起一座大石桥。公路两侧，好宽大的两片高梁都被踩平，地上像铺了一层绿毡。河北的高梁地里，在刚用黑土弄出个模样的路两边，有几十匹骡马拉着碌碡，从海一样的高梁地里，压出两大片平坦的空地，破坏着与工地紧密相连的青纱帐。骡马都有人牵着，在高粱地来来回回地走。鲜嫩的高梁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滚子反复镇压……
父亲告诉过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余司令一树起抗日旗，王文义就被妻子送去……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了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粱。
“爷爷”、“奶奶”们奋起保卫的是“红高梁”。“红高梁”使他们战无不胜，“红高梁”令他们演出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红高粱”
就是他们的生命形式。“奶奶”把林饼送到伏击地点，被日军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这样的人生不尽地赞美，留恋，心满意足。她感念道：“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梁般充实的生活。”
叙述者同“爷爷”、“奶奶”隔两代。作品在讴歌幻想中的遥远的过去时，不断地流露“我”的自责，与“、洮成血海”的红高梁相对照，把“今人”悲哀地化作“杂种高梁”：
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击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
杂种高粱好像永远都不会成熟，它永远半闭着那些灰绿色的眼睛……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它们用它们晦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
作家的悲哀所在是“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都市文明带来的人性的异化。《红高梁》回忆“爷爷”、“奶奶”的血气方刚、似锦年华，以“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缅怀先人在于激励后人，重新发扬“红高粱精神”，实现生命的复壮。《红高梁》的激情在于为民族“招魂”。
与英雄的红高粱家族相比照，莫言在《红蝗》（1987）里推出一个吃草的家族，作品描写这个家族纵欲、乱交等丑恶不堪的行为。红高粱家族生命的狂欢表现为民族气节，集“个性解放的先驱”和“抗日英雄”于一身。《红蝗》表现为极度地纵欲，一味地破坏——以“极度的纵欲”破坏“极度的禁欲”，以故乡农村自然的生存状态给现代都市文明注入生命的活力。
还有不少作家和莫言一样，在自己熟悉的地域寻求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以鲜明的地域性增强“寻根文学”的斑斓色彩。
汪曾祺（1920—1997）以散文化小说形式描写建国前苏北城镇的市井生活。一幅幅苏北社会生活图画中，蕴藏着仁爱、同情、扶危济困、重义轻利的民族性中的优质。《受戒》（1980）中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爱情，宣示了合乎天性的人性的胜利；《大淖记事》（1981）中挑担的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不畏强暴的殉情精神，赋予爱情以生命之上的意义。
刘绍棠（1936～1997）的《蒲柳人家》（1980）、《瓜棚柳巷》（1981）描写了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舍己为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高尚品格，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郑万隆（1944一）的《异乡异闻》（1985）植根于他出生的黑龙江畔的赫赫山林，描写杂居在这里的汉族淘金者和鄂伦春族猎人在荒蛮与文明交接的地带，采掘“狗头金”，创造“酒馆”、“野店”，开拓疆土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郑万隆将先辈所开拓的一片“生土”当作自己的文学“生土”，将“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给予开凿，在蛮荒古人的观念和习俗中透视它对现代人的投影。郑万隆认为“‘过去’就在‘现时’里”，“远古和现在是同构并存的”。他在那苍茫、荒凉、神秘而又富有来自自然的生命力的世界里，寻找“生命的图腾”，以建立根系东方的现代理想、价值、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他说：“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
与此同时，乌热尔图（1952～）在兴安岭上发出一个鄂温克猎人的心声，表现人与自然的感应、生命与宇宙的和谐；贾平凹（1953～）
在古朴清幽的商州古地挖掘秦汉遗风；韩少功（1953～）在湘西山区寻找绚丽奇诡的楚文化源流，中篇小说《爸爸爸》（1985）描写了一次历史的循环，表现了对生活本质的认同以及对历史前进的希望和惆怅，长篇小说《马桥词典》（1996）构筑了马桥这一语言王国，寻到了人的家园——语言这个“根”，通过“词”挖掘马桥社会的生存秘密，表现对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以至未来的思考；李杭育（1959～）在葛川江上打捞吴越文化“最后一个”碎片；李锐（1950一）的《厚土》（1986）则描写了深厚的黄土地上雄浑的生命景观、自足自在的存在方式……
寻根文学左脚踏在传统的根基上，右脚迈向“未来”。这与当初儒学创立的路径相似。儒学的创立有孔子“寻根”过程。孑L子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的基本取向是“克己复礼”，即主张依据古老的周礼建立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伦理秩序。寻根文学寻找民族文化源流，开掘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核，将其引入现代。它意识到的历史使命是跨越文化断裂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老井》的打井找水精神连结着“千年螺旋”的两端，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未来。儿子的出生，使孙旺泉的奋斗有了“更为深沉的涵义”，“不单单是承继先人的事业，更是在为儿孙后代开拓”。《小鲍庄》先写庄子里的人们把敬重老人看作“天理常伦”，在结尾部分幽默地写到“老人问题”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以记者为写捞渣的报告文学纷纷前来，表现出“寻根”作家强烈的现代意识，亦如王安忆所说：“乐土在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