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必再走杨万牛和叶叶蹚出来的不是路的路了，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没了叶叶本已心灰意冷的杨万牛，感受到了生活中有一种像春天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召唤，他苦挣苦熬也要拉扯着叶叶给他留下的孩子顽强地活下去。《远村》表现的是：“正是依托这种生命力，我们民族才得以经历万般劫难，仍繁衍生息不止。”
《老井》的主人公孙旺泉有着《远村》主人公般的命运。他也是由于双重的贫瘠给一个寡妇做了“倒插门”女婿，成为“生育机器”，与巧英则只能“打伙计”。但是，孙旺泉不只承受着沉重的历史负担，还有着摆脱负担的毅力，开拓未来的信念。他集新、旧两代农民于一身，是旧生活与新生活的中坚环节。《老井》是《远村》的发展、深化。
老井村的开山老祖宗的传说，描绘了千年以前这里水源充足，草木繁茂。由于人们砍林伐木、开荒种地，致使河枯井干，环境变得“老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水如油”，陷于极端贫困落后之中。纵然万般缺水，老井人绝不背井离乡。打出永不干枯的井，找到用之不竭的水，是他们世世代代未曾泯灭的理想。万水老汉是老井人传统精神的化身。他有绑龙祈雨、鞭挞龙王的壮举，在村邻械斗、庙会求雨、捐款打井等找水活动中总是挺身而出。他的父亲死于恶祈求雨，兄弟为挖井而疯，儿子活埋在井底。孙氏家族几十代人坎坷的命运，体现着老井村千年的艰难历程。孙旺泉继承了家族一脉相传的打井找水精神。他把自己的一生同苦难的乡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肩负着无法摆脱的重负，以执著的责任感和坚忍的献身精神，把青春、血汗灌注在繁荣乡土的事业上。他不再重复过去的打井方法，不再依靠“看水先生”，破天荒地“用科学看井”，终于在干裂的土地上找到了水，打出了永不干枯的深井——结束了老井村不幸的历史，使“千年过去，看不到任何富发起来的希望”的农民有了盼头，他们可以在这里“站稳脚跟”，种田致富，美化自然，繁衍后代。至此，如作家所说：“历史才走完千年螺旋，人与自然才在更高层次上趋于新的和谐。”经历了打井找水苦难的孙旺泉看着先人的坟茔，看着村庄，看着千年前传下的锅片，意识到自己的根太深了。他觉得巧英像纯净的河水，翻卷着波浪，永远向山外奔流，而自己则是一座沉重的大山，承受着，屹立着，目送着河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孙旺泉身上所体现的文化血脉正是我们民族自古至今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的根与源。关于孙旺泉形象创作的感受，作家写道：“提笔之先，我自然偏爱赵巧英的。不料写来写去，对孙旺泉竟生出许多连自己亦感意外的敬意。诚然他有许多局限，但现实的大厦毕竟靠孙旺泉们支撑。若无一代接一代找水的英雄，历史之河便遗失了平缓的河道，无从流动，更无从积累起落差，在时代的断裂处令人惊异地飞跃直下。”
霍达（女，1945～）的长篇小说《******的葬礼》（1987）通过对一个******家族几十年曲折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回顾了中国******漫长而艰难的生活和命运。作品满怀深情地讴歌了回族人民勤劳、善良、宽厚、仁爱的品德，也深刻地批判了种种陈规陋习。在奇异而深厚的民族风情基础之上，展现了充满矛盾的现实，并且对未来发出了憧憬。
莫言以一系列的作品构筑他的艺术世界——高密东北乡。这是他的精神故乡：“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得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莫言描绘这里的原始生命形态，对其中的原始生命力、自然人性给予赞美，以此观照城市文明对生命和人性的压抑，寻找现代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透明的红萝卜》（1985）里，莫言以黑孩的感觉系统为视角来叙述故事，描绘了一个儿童感觉化的世界，表现了黑孩身上蕴藏着的顽强的生命力＿＿它被压抑到了极限，一旦得以释放，便分外执著、强烈。这是贫困、匮乏处境下的坚忍不拔的农民性格。黑孩珍视在荒凉无爱的世界里感受到的一点温热，在黑暗的生活里窥见了透明的红萝卜。玲珑剔透的红萝卜成了野性圣洁的意象。小说弥散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被视为高密东北乡世界的第一块基石。
由《红高梁》、《高梁酒》、《高粱殡》、《狗道》、《奇死》构成的《红高粱家族》（1987），以亲缘叙述者“我”的角度，用多过程方法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
戴凤莲花容月貌。但十六岁那年出落得丰满秀丽时不幸便降临头上：父亲将她嫁给酒坊老板生麻风病的儿子，换回一头骡子，一褡裢银钱。绝望中的戴凤莲遭强盗抢劫也不感到恐惧，反而粲然一笑——这唤起了轿夫余占鳌的男子汉气概。他以野蛮、强悍的方式为陷于绝境中的新婚女子先后除掉了吃抹饼的恶人和酒坊老板父子，以天赐般的情缘和戴凤莲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结合。戴凤莲成了酒坊的女东家。余占鳌开始在高粱丛中杀人越货，成了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土匪司令，在土匪队伍间相互火并，野心十足，杀人如麻，而又讲究江湖义气。高粱酒作坊中的爱情生活也十分风流，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热情升华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在高梁丛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表现出凛然正气，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是抗日先锋，民族英雄。
《红高粱》创造了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是“草莽英雄”，是高密东北乡型的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莫言把常识中相反的价值作为他的英雄身上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展现一种“反常”的英雄美学：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到确认。《红高粱》呈现的是立体美学。余占鳌与冷支队长严重的不同之处在于“打”与“不打”：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呼呼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长说：“打。”
《红高梁》描写的正面情节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战斗前，他对部下说：
“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
余司令的队伍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而冷支队到底“没打”：打时他躲在山上，打完了他下山摘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