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反思”小说都立足于改革开放的现实上，认同改革开放政策，依据“今天”思考建国三十年的历史、社会和人生。《芙蓉镇》最后一章是“今春民情”，时间为1979年。文中写道：“党的‘三中全会’扭转乾坤，力排万难，打破坚冰。生活的河流活跃了，欢腾了。”《人生》的时间跨度里，“家庭承包”的春风已经吹进了高家村，叫高明楼书记无力阻挡。《蝴蝶》里的张思远归程中在飞机上感到比任何一只蝴蝶飞得都高，并且能够安然地熟睡，是因为他心里有了底气。他看到中国已在实行最好的政策、选择了“对人民最有利的作法”。《相见时难》里翁式含身上的民族自信力主要来自玉带河农民。故国让蓝佩玉最感温暖的是翁式含的家，而蓝佩玉来访时，凑巧遇到了一位玉带河老农，老农按捺不住地说：“现在农村里也好了……哪儿都好了。”“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密不可分。两种文学几乎同时问世，“改革”既是“反思”的依据，又是“反思”的结果。
“反思文学”是在对于历史的回顾、领悟中面对“今天”，展望“明天”；“改革文学”则是描写如何变革、建设“今天”，实现“明天”。
社会心理和观念上的改革
“改革文学”描写的改革事业所面对的烂摊子，是长期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恶果，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社会心理、观念上的改革：摆脱极端的政治思维模式的禁锢，依据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把经济思维理直气壮地提升到社会心理之中。
蒋子龙（1941～）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中的电机厂，虽然“******”倒台两年多了，但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还是没完成生产任务，整个机电局都快被它拖垮了。现任厂长冀申“在政治上太精通、太敏感了”。他每天翻着报：刊、文件提口号，搞中心，开展运动，领导生产。他决定在乔光朴上任前搞个“大会战”，为自己捞取资本。乔光朴从“管理的角度”看出了此中问题。他认为：“完不成任务，靠月月搞会战突击，从来就不是搞工业的办法。”他进而分析道：
……在工业界，我知道是出现了一批政治导演。哪一个单位都有这样的导演，一有运动，工作一碰到难题，就召集群众大会，做报告，来一阵动员，然后游行，呼口号，搞声讨，搞突击，一会儿这，一会儿那，把工厂当舞台，把工人当演员，任意调度。这些同志充其量不过是个吃党饭的平庸的政工干部……’
乔厂长上任后，面对的仍然是政治运动后遗症：老的埋怨他袒护新的，新的又把他当老的来攻击，如副厂长郗望北所指出的：“……工厂、车间、班组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精力都用在整人上……”乔厂长所推行的改革，就是让阶级斗争的机器停止运转，把电机厂由政治斗争的舞台变为社会主义现代企业。他不记私仇，坦荡地表明心声：“当时批判我的时候，全广人都举过拳头，呼过口号，要记仇我还回厂干什么？”与：郗望北和谐地共事，是乔厂长也是作家的熄灭政治斗争的决心和魄力的表现。他心里装的是：“技术上不出尖子不行，产品不搞出名牌不行！”他对全厂干部和工人进行业务考核，使企业的车轮彻底摆脱政治斗争的干扰而坚决地驶向经济的轨道。
张锲（1933～）的报告文学《热流》（1980）以宏大的气势真实地展现了河南大地正在滚动的改革热流，推出了一批立志改革的人物。
王润滋（1946～）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1983）中的主人公黄志亮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前座坐着自己的独生小女儿，后座坐着被乞食的妈妈所遗弃、由他抱养的小儿子，前后都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庄的惨相，是极“左”政策横行的年代里农民生活的写照，善良农民辛酸史的缩影。而这位怀着靠手艺、凭良心吃饭的祖传信念的老木匠苦苦经营了二十年的大队木匠铺的倒闭，则象征着旧的经济体制的完结，“大锅饭”的“寿终正寝”。作品详尽地描写了以老木匠为代表的农民对倒闭的木匠铺的无尽依恋，以及对于改革的怀疑、恐惧。这是极“左”政策对人们思想长期禁锢的结果，旧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大锅饭”社会心理写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木匠虽然嘴里总挂着班门的“良心”却总是受穷，一味地空谈和叹息拯救不了木匠铺。老木匠螳臂当车的梦魇，则显示了旧经济体制崩溃的必然趋势。
极度贫穷状态下的农村拜年风俗，也不过是只剩下了它的空空洞洞的外壳。作品有力地表明：穷就一无是处，穷就是最不讲良心的了。义无返顾地告别贫穷，是社会心理、社会观念上的重要改革。倒是富裕了的小木匠黄秀川才不光知恩还能报恩。他的一整套新技术，他的实干精神，造就了一个兴隆的木匠铺，给班门注入了新的生机。
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1983），将苏州关于“吃”的风俗当作一种特有的文化来描写，反映了社会生活、心理的变迁，人们笑着与“过去”告别。
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1984）精心地描写了钟鼓楼前一个四合院里的北京市民群落的社会生态景观，描写了这里各色人等的相互关系、矛盾纠葛和复杂的心态，反映了他们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他们的苦闷、烦恼，向往、追求。这里有平静的时间进程下面的生活变化，有像是《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中的一代青年，正从他们所经历的坎坷生活中受到启迪，获得了日渐加深的历史感，并且藉此得以在时间的长河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作品透露出较为浓郁的“京味儿”，写活了钟鼓楼一＿＿这片“小市民胜地”。
《钟鼓楼》没有了《班主任》所提出的那样敏锐、重大的“问题”，缺少《乔厂长上任记》、《鲁班的子孙》所体现的对全局的关注和把握，因而流露出了一定的“边缘化”倾向。
李延国（1943～）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1985），热情洋溢地描绘了胶东农村在改革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作品不仅写出了农村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革，而且写出了农民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方位”的变革，写出了“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土地的灵魂”。从而勾勒出了中国农村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社会过渡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发生着隆隆时代巨响的大趋势。
“改革文学”以一幅幅真实的社会生活图画有力地表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改革”是中国的活命水。
改革的渐进特征
“改革文学”描写的改革进程以及它所表现的改革思想，带有明显的“渐进”特征，表明中国的这场改革是“渐进”而不是“激进”的。它不对所有制、社会制度加以完全否定，不对其进行彻底“破坏”，而是改革其中不合理的东西，解放社会生产力，给社会主义注入活力，将其由凋零引向繁荣。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它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稳健主义。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龙种》（1981）充分地体现了“国情”思想。
主人公龙种被派到这个重点国营农场任第一把手后，满眼看到的是这片原本富饶的土地在逐渐贫瘠，而最令他惊异的是农业工人面对亲手创造出来的美丽的田园逐渐衰败却无动于衷，劳动者对他所从事的生产漠不关心。这与列夫·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列文1861年以后在自己的庄园里所见到的景象相似。关于出路，龙种也取得了与托尔斯泰相似的主张。龙种认为劳动者与劳动感情上的分离，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结果”，在吃“大锅饭”的条件下，把再好的机器交给磨洋工的农机工人也无济于事。他拒绝盲目地模仿外国，不将一味地引进先进设备当成根除穷病的唯一药方。他不要美国农机而要“自主权”。他要在农场里实行“改革”，而不是“改良”。他分析道：现在，按马力来说，我们的农机已经不少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年年赔钱，这问题显然不在机械化不足，而在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龙种探索的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上直接挂钩的形式，以调动在国民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他主张“走我们自己的路”，把农场的经济权力交给农业工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业工人，而其所有权还保留在国家手中。这种土地思想，与托尔斯泰和梁漱溟相似。托尔斯泰主张“取消土地私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梁漱溟也主张取消土地私有权而“奖励自耕农”。《龙种》探索的是对现存生产关系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对社会所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没有硝烟的“革命”，托尔斯泰式的“不流血的革命”。
张贤亮在《龙种》中表现的是探索富裕社会主义的热情，而在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1983）中，则又将这种热情发展为自豪感。
以国富民强为己任的市委第一书记陈抱帖的男子汉风格，主要体现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和自豪。他在长篇“城市白皮书”中宣称，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本世纪末实现我们制订的宏伟目标，我们一定能恢复社会主义的伟大声誉。他还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加以比较：
“自由竞争，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一个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呢？我看是有的。我认为，这个规律就是“个人发展，社会选择”……
只要同志们、朋友们在各自现有的条件下努力发展自己，显示出自己的才能，社会必定会把你们选拔出来，给予你们更进一步的发展条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弱者不会被人吃掉，并且，每个人的发展，不必要以牺牲别人为条件，相反，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有利于全民的发展……
蒋子龙中篇小说《开拓者》（1980）的主人公车篷宽作为********，不等上边的具体指示，没有现成的方法供借鉴，率先在本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竞争、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命令，探索出一条具有全局意义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车篷宽的开拓精神基于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他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是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从外国买一个现代化进来，而是通过竞争机制，创造名优产品，打退外国“经济的进攻”。
几乎所有的“改革文学”作品，都否定“贫穷的社会主义”，探索建设富裕社会主义之路，从而为社会主义正名。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1）描写******某部围绕着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其焦点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改革家郑子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部长级干部，萦绕于脑际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这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而在此两者之间，他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他主张：“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郑子云怀着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的坚定信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鼓起沉重的翅膀，飞翔在改革的天地里。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1983）以临江市“花园街五号”这座俄式别墅为中心，记载了这座城市五十年的历史，引发读书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回答究竟谁是花园街五号真正主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作品描写刘钊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活动：改变亏损的拖拉机厂面貌，推进拖沓的沿江新村建设工程，筹划吸引外资生产出口矿泉水，主动要求抓临江大厦工程……凸现这位八十年代改革者产生的历史根由。透过刘钊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际遇，可以看到中国经历曲折、失误，逐渐走上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后思想上的发展与变化、迷误与觉醒、锈蚀与更新的历史。
“改革文学”从国计民生出发，对社会制度、执政党、重大的历史决策，表现为实事求是精神。正是反映在文学中的这种多重思维，使中国的这场改革避免了极端，获得了稳健的发展。
生存——人的最基本权利
“改革文学”反映了中国这场改革从经济改革人手的特点，而社会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政治状况的改善。“改革文学”反映了通过经济改革，温饱问题获得解决的同时，人的自主意识和其他权利也得到相应的增强。它形象地表现了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这一社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