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将中华民族的存在方式、心理、文化、艺术以西方价值标准一律加以批判——阿城指出，这样的批判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将其看作现实，看作正常的存在，看到它的源远流长。李锐提出：“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是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素材，把它们变为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王安忆自觉地意识到以“一副新的眼光”看中国，“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就会在四千年的历史中发现“身受了这么多磨难而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
阿城的《棋王》（1984）就是写一个人吃饭、下棋的极为平常的人生状况。王一生家境贫寒，常感饥饿，所以饥不择食，吃相不雅，并且形成“半饥半饱日子长”的忍饥挨饿哲学。他无法改变客观世界，却能塑造主观的精神世界。“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这是他的一句名言。他受教于捡破烂老头恪守“为棋不为生”的行为哲学，保持内在的精神对外界事物的超越，在“楚河汉界”里领悟讲究“守柔日强”，讲究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东方文化精神。王一生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在访友悟道中悠然自得，在对已被时代推向极致的斗争哲学无形的否定中，完成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肯定，在“大灾难”年月里，保持着个性的超越与自由，体现出庄子独立的艺术人格。王一生看似阴柔孱弱、有所不为的外表下，积藏着不可剥夺的意志力量。
九局连环棋战，他孤身坐在棋场中，似无所见，似无所闻，平凡的生命已与茫茫的宇宙气息贯通，实现了人生的有所作为。作家在小说结尾写道：“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对于超越世俗功利的独立人格精神，对于自主的艺术人生给予了乐观的肯定。
阿城小说的主人公都内向、平和。除了“棋呆子”王一生，肖疙瘩（《树王》）也木讷得近于痴呆，经常处于“不说话”状态；《孩子王》中的“我”进亦不喜，退亦不忧，安常处顺，泰然从容；李二（《树桩》）多年默默地面对那条哑了歌的街子，成了无名无姓、无声无息的“无字残碑”。他们追求内心的平静、自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自然默契感合，保持天性的完整。他们身上体现着崇尚虚静、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神。“新文化运动”主张引进西方主破坏、重斗争的所谓“动的文明”，将这种主协调、重建设的“静的文明”当作国民“劣根性”加以批判。阿城自觉地寻找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东方文化精神中寻找审美理想。他笔下的“痴汉”们精神并非麻木，而是执著。王一生对棋道，肖疙瘩对自然，孩子王对教书，李二对山歌，都表现为痴呆般的执著。阿城将这些主人公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格理想写成动态，置于“荒谬”的处境中，经受磨难。他们遭遇的都像肖疙瘩一样：“不破不立”的板斧向“树王”砍来。而他们对棋、树、字、歌却表现出同归于尽的使命感。平和之中有悲壮，阴柔之中有阳刚。《树王》描写肖疙瘩只身护树，要为“老天爷干过的事”留个证明。随着烈火毁灭整座山林，肖疙瘩失去魂魄，一病不起，随即自觉地死去，表现得一派悲壮。就是没有死去的棋王、孩子王……也都回归于原本的平常位置，透露出同样的悲壮。《树王》结尾描写肖疙瘩坟上长出一片草，生白花，“能看到那片白花，有如肢体被砍伤，露出白白的骨”。意味人虽死，骨犹存。小说的最后一个字一一中国传统人格理论中的“骨”，是肖疙瘩的，也是阿城所有主人公人格的象征。
王安忆的《小鲍庄》（1985）是作家访问美国、经历了一次中西文化撞击，对自己的血缘、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常清醒的意识之后创作的本土文化小说。
它标志着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由雯雯视角向民族文化视角的转移，由写“我”的自我中心状态向写“我们”的群体中心状态的转移。《小鲍庄》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在传统文化支配下的生存状态。王安忆告诉我们：“《小鲍庄》里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在作家当年插队生活过的地方获得的。故事显得俯拾即是。小说装载着一堆现象，联系这些故事和现象的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在司空见惯的民族原生状态中重新发现人文价值，重新发现中国。
小鲍庄是个鲍姓的家族村落。联系、支配庄子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伦理。儒家文化将此作为基点，推衍成“仁义”。“仁义”作为本土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庄上的人，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
“仁义”是教他们在困难中相互扶持、救助，消弭一个个灾难而让日子过下来的东西，是至今仍然屹立在人群中的人文价值。
小鲍庄不是超稳定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流动山庄”。作品带领我们看的是新社会里的小鲍庄，审视我们刚刚走过的一段路程，分析其中的文化原因。
鲍氏家族“仁”字辈的名字“社会子”、“建设子”、“文化子”，作为我们社会发展历程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物。社会主义文化在建国初期以建设为主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小鲍庄人把“社会主义”看成新社会，相信它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唯一的遗憾是：“可惜是太穷了。”鲍彦山家里的坐月子吃芋干面——后来不能吃纯的了，还要掺红芋秧子；建设子因家里盖不起房子说不上媳妇；小翠子要饭流落到小鲍庄，做了建设子的童养媳；小翠子和文化子相爱，因大哥建设子娶不上媳妇，两人婚姻无法实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问题，或者说每个人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经受磨难是小鲍庄人的生存常态，而敬重仁义也是他们的生存常态。鲍秉德家里的疯了，有人劝他离婚再娶，他一口回绝：“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一日夫妻百日恩，到这份儿上了，我不能不仁不义。”鲍彦山家招待要饭的母女几天，收留下小翠子做童养媳，小鲍庄的童养媳是最好做的了；鲍五爷的孙子死了，眼看成了“绝户”，队长劝慰他成不了绝户，说庄子上“仁”字辈的都是他的孙儿，众人也说：“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捞渣得小鲍庄文化之精华，自幼仁义，直至洪水中为救五爷献出生命，行出“大仁义”。
《小鲍庄》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第一篇以伦理、以仁义为正面
主题的作品。“新文化运动”首先主张以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取代中国的伦理本位文化，将伦理、仁义写成“吃人”，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文化。时隔七十年，《小鲍庄》以新的视角描写了“一堆”真实的关于普通百姓的生存现象，充分肯定了支配这些现象的儒家文化的人文价值，以本位文化论者的姿态参与了纵贯中国二十********的东西文化大论争。
这一论争也贯穿在《小鲍庄》里。人性未泯的老人鲍彦荣，被鲍仁文纠缠着，非要他把自己说成高大的革命英雄，因为后者要把他的生平著成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已定为《鲍山儿女英雄传》；鲍秉德出于仁义不遗弃“武疯子”女人，鲍仁文却将此写成“阶级感情深似海”之类的广播稿；尤其是对于捞渣的评价。鲍仁文和地区报记者、省报记者非要把捞渣对鲍五爷的照顾和救助，打扮成对于“五保户”的责任和义务，硬说成是接受了“老革命”鲍彦荣影响的“小英雄”事迹，把捞渣的行为纳入“阶级”、“革命”模式。于是讲究“仁义”的小鲍庄成了富有革命传统的村庄。
王安忆以“淡淡的哀愁”描写了“文疯子”式的“作家—记者”
思维模式的荒诞与可笑，描写了它与小鲍庄人的思维相去甚远。鲍彦荣回答提问，说的没有一点革命觉悟，而尽是真实的人性的故事；鲍秉德听了广播稿，总是有点恨着“文疯子”，好像“他给自己的事情做了包办”；捞渣父母听着《鲍山下的小英雄》的报道，脸上淡淡的，好像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似的。文章里的捞渣，离他们像是远了，生分了，显出了“阶级”、“革命”模式的“外来”性质。鲍彦山认为“文疯子”是“一肚子酸文假醋”。“文疯子”式的喜剧是阿城指出的“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的喜剧。
捞渣是“小鲍庄”本土文化的产儿。捞渣的行为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代代相传的结果。捞渣父母亲回答作家、记者提问，也就把被阶级文化扭曲了的捞渣还原为本土的了：“鲍仁平是从几岁开始照料并保护鲍五爷的？”
“打小就跟鲍五爷亲呢。会说话就会邀鲍五爷吃饭；会走路就会去给鲍五爷送煎饼。”
“他为什么会对鲍五爷这么好呢？”
“他俩有缘分。鲍五爷不理人，倔，就理捞渣，和捞渣亲。”
“鲍仁平生前最尊敬的是哪一位英雄人物？”
“捞渣对大人孩子都很尊敬的，见了老人总问好：‘吃过了吗？和小孩儿呢，从不打架磨牙。”
“他这样做，是受了谁的影响呢？”
“我和他娘打小就对他说：‘见了人要说话，要招呼。比你年长的人，万不可不理会。比你小的呢，要让着，这才是好孩子。’咱这庄上哩，自古是讲究仁义，一家有事大家帮，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这孩子，就是受了这个影响。”
《小鲍庄》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异。采访的记者踩着刚出头的麦苗走过来。不论是地区报还是省报记者，都是在捞渣父母说到最悲伤处——“这孩子命苦，没吃过一餐好茶饭。”
一时扫兴地离去。阶级本位文化违背了本土文化的“民以食为天”思想。《小鲍庄》以本土文化化解外来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学较早地对阶级本位文化的反思。使捞渣父母更为悲伤的是现在：“能吃饱了，他又不在了。”——这是对捞渣死后的“今天”的无言的肯定。他们还总满意地指着粮食囤子给外人看，展示出以“建设”为中心的体制思想与本土文化趋于和谐。小鲍庄人一句也不赞赏“贫穷的社会主义”，因为“富裕的社会主义”才符合民族文化精神。《小鲍庄》表现了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启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建国文学”处处呈现着不与儒家文化对立的“社会主义”；《小鲍庄》的主题则是兼容了社会主义的儒家文化。小鲍庄人劝慰鲍五爷时，不经意地道出了两者间极其重大的关系：“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
《小鲍庄》也展示了民族文化支配下的生存状况的封闭凝滞、陈陈相因，尤其是在以拾来为中心的情节里。大姑与货郎、拾来与二婶的爱情、婚姻都遭到严重的阻隔、压制。王安忆在她随后创作的一组****小说“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里，更加细致人微地描写了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生命的复杂形态，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热情的关怀和肯定。与此同时，张炜（1956～）、矫健（1954～）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挖掘。
《黑骏马》、《小鲍庄》、阿城的“三王”，以及其他作家的寻根小说，都透露出“礼失而求诸野”意向。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文化精神一直未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体制思想。民族文化的血脉不存在于“庙堂”而保存于民间。《黑骏马》到草原上普普通通的蒙古族妇女身上寻找人生真谛；《小鲍庄》到穷乡僻壤的家族村落生存状况中寻找人文价值；阿城的小说里，文化精髓、人格理想都藏于民间，他把一组小说命名为“遍地风流”，体现出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上述作品中所塑造的这些目不识丁的平民，靠耳濡目染、代代相传，继承着民族文化的精义，拥有着根基扎实的人生。
寻根文学作家自觉地以其理论和创作，“弥合一个深深的断层”。
传统与现代间的桥梁
寻根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在这里，现代意识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废墟上，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长成。寻根文学对于现代与传统两者关系所表现的文化观念，大体上相同于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从老根上发新芽”。他们都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建设民族本位的现代文化。
郑义的《远村》（1983）和《老井》（1985）都是描写太行山区贫瘠苦寒的土地上的人们艰难悲怆的生活历程。两部中篇情节都进入了“今天”而主题又都在“昨天”。“昨天”满是创伤、血污，不堪回首。“今天”让人雀跃，敲锣打鼓欢呼；而“昨天”支持人们坚忍不拔的东西又是“今天”不可或缺的——“昨天”通向“今天”。
《远村》的主人公杨万牛从朝鲜战场拖着寒腿、拿着奖状回来的时候，他心爱的女子叶叶已成了张四奎的人。在这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铸成的悲剧面前，万牛和叶叶爱情的种子以扭曲的形式在贫瘠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表现了顽强的生命热情和朴素的道德观念。
作者将这地老天荒的偏远山村的生活画幅抻长，写到农业责任制以后，春水急泻，冰瀑崩塌，山野苏醒，晚辈人的婚礼欢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