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幽默超越“伤痕”
张贤亮在复出后创作的“伤痕”小说里，就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1980）实际上是人的故事。狗不过是对于那个陕北女人的纪念。邢老汉和她之间的幸福是虚幻的、短暂的，注定化为乌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中的幻想者～样，与对方幸福的方向截然相反。邢老汉穷得打了大半辈子光棍。陕北女人来他这里，只是因为家乡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粮，她带出一张嘴来，省下点口粮给家里人吃。贫协组长魏老汉在慨叹中幽默地说：“唉——
可怜见的，妇道人家出来要饭……老是说啥复辟了，咱们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我看哪，现时就复辟了，咱庄户人就正吃着二遍苦、受着二茬罪哩。”邢老汉依乡亲的主意，要女人把户口迁来，可女人说她家是富农。如魏队长所说：“这比她家有个男人还难办！”
——别说迁户口，地主富农连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邢老汉不解地说：“穷得都要饭了，咋还是富农？”女人带着她和邢老汉大半年挣的钱稂的一半不辞而别，于是黄狗成了邢老汉和陕北女人唯一的联系。而随着“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运动”的开展，老汉忍痛把狗放出去，任它被“消灭掉”，因为通知说养狗就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小说中西部人的幽默直指荒谬年代的所谓重大“理论”这一庞然大物，使之变形，显出它的怪诞和可笑。邢老汉想道：“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在《土牢情话》（1981）里，张贤亮道出了描写“伤痕”的动机：“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
《灵与肉》：最初的直觉信息而《灵与肉》（1980）就带着“伤痕”反思了。
主人公许灵均解放前夕被资本家父亲遗弃。1957年要完成抓****的指标，社会又遗弃了他，将他推到资产阶级中去，戴上顶“****”帽子，流放到偏僻的农场，使其与马为伍。
张贤亮在他的小说系列里塑造了一个以许灵均为代表的“****”系列，疏导“****隋结”——“****就是57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
将郭啸子下午里对许灵均说的一一“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和傍晚对李秀芝说的——“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连接起来，连同由他“包办”的这份“八分钱的婚姻”，既是荒谬的情节，又勾画了情节的天幕；既是“伤痕”，又道出了“伤痕”的时代背景。这“伤痕”并不仅仅是“****”的，而是全民的。“天府之国”女人外流，是极“左”政策下全民范围的饥饿和贫困境况的缩影。
《灵与肉》信息密集，张贤亮小说的主要特征在这篇成名作里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灵与肉》体现了作者的多重思维。许灵均意识到他和秀芝的婚姻方式是“反常的”，并且深知其背景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然而，灾难之中他没有忘记在“50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他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对未来怀有一个美丽的梦。中学毕业后，梦曾一度成为现实。“浩劫”过后，他感到“重续了二十二年前的那个美丽的梦”。他没有怀疑心中的“神圣的东西”。西部广袤的荒原给他以有力的支持，他将“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许灵均也善于感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郭匾子为代表的“西部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他打人另册，他们理解他，保护他，给他的“八分钱的婚姻”办了一个充满人间温暖的婚礼。这是一个奇特的婚姻，纯靠偶然性的排列组合。而许灵均和李秀芝不是只在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还体会到其中显示的奇特的命运，它把幸福出人意料地突然赏赐给人。
以郭啸子为代表的“西部人”，还有李秀芝，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内部环境。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西部世界”。他们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魏老汉、魏队长、邢老汉等人一样，以幽默抗衡荒谬的外部世界，以理性消解疯狂，使许灵均感到：“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许灵均为“西部世界”的乐观精神所感染，在“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中，在“平凡的质朴”中，获得了“西部人”那样的“愉快的满足”。许灵均已经融人“西部世界”，属于“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这个长期困扰着现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这里呈现出和谐状态。在这里，许灵均遭受双重遗弃的“过去”淡化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和李秀芝的结合，“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是留在“土地”上，还是随父亲去美国，许灵均未经灵与肉的搏斗，便选择了前者。“灵与肉”是他两相比较的结果。这是“自由选择”，“直觉”选择。
《灵与肉》透露了张贤亮直觉艺术最初的信息。
李秀芝进屋之后，对许灵均“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她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许灵均的切身感受就是：“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而他对于“土地”的情感，正是通过二十多年“人生的体验”才获得的。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这种多重的幸福观有点像沙枣——“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1960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
“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许灵均见到父亲后，不由地想：
“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许灵均与父亲、父亲的女秘书谈论婚姻时，他感到他和秀芝的婚姻又像正在呷着的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
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人胜的香味。”他认定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而不会理解他和秀芝的“荒原婚姻”的神圣意义。
许灵均又回到了“土地”上。“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知道这里有他“生命的根”。《灵与肉》超越了“伤痕”，表现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体现了“反思文学”特征。许灵均与父亲的一段对话，颇具这种“反思”
特征：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许灵均的选择是高意识的。它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中国人精神的超越和伟岸。
《肖尔布拉克》：直觉体验的新天地
创作了几部以改革为主题的社会小说之后，张贤亮于1983年初又发表了一篇描写个人体验的小说《肖尔布拉克》，重新走上《灵与肉》开创的“感情的历程”。
《肖尔布拉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像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主人公——汽车司机，坐在长途火车里头向记者慢慢“叙述”他的“不幸的故事”一样，《肖尔布拉克》全篇都是主人公——司机，在自己的驾驶室里给坐在身边的“记者同志”讲述的自己走过的一段人生路。汽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司机舍不得把他的故事很快讲完。他的慢慢道来便形成了小说节奏的舒缓、自由，与人生节律相契合，犹如蒙古族的“长调”民歌。结束了长长的“引子”，遇到米脂姑娘，步人情节，宣布性爱、婚姻体验主题：我看你还年轻，结了婚没有？没有。好，那我跟你说说这夫妻之道。我结了两次婚，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经验。
《肖尔布拉克》表现的是主观的爱情哲学，表现婚姻是感情行为，诉诸直觉。“这里面没有学问，只能靠你的感觉。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直觉’吧。”主人公司机甚至率直地对他第二个妻子说：“客观地看，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比那陕北小伙子强。
可那姑娘偏偏不爱我，偏偏愿意跟那小伙子受苦。”他懂得了“这就是爱情”！他是痛痛快快成全陕北姑娘和她未婚夫的——“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表现了张贤亮小说的一个不断加强的主题：“男人的风格”。
《肖尔布拉克》拥有一个广阔的空间跨度：河南司机，陕北姑娘，上海姑娘……汇合到新疆。司机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
《肖尔布拉克》也拥有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从理想如繁星的1950年代，饥饿的1960年代初，经“造反派”横行的“****”十年，到改革开放初期。三个主人公都遭遇过不幸，都在“碱水泉”里浸泡过，良心都未被腐蚀，反而铸就了“一颗金子般的心”。作家通过司机的口述说道：“我的经验是：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于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的生活会好起来的。”自豪感几乎深入潜意识，与《灵与肉》同样一扫“大灾难”过后中国大地滋生的后殖民地意识。
《绿化树》：对“自由”的直觉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绿化树》（1984）在主题上是承接《灵与肉》的。
张贤亮个人体验小说的主要特征在《绿化树》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灵与肉》荒谬的背景天幕在《绿化树》里化作一种感觉——“饥饿”。主人公章永磷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不幸、他的个人体验——用《绿化树》的语言来说是“真******不易”——都融入“跃进”出来的“饥饿”意象里了：
九点钟才开饭，我靠在叠起来的棉花网套上，几乎要晕过去。如果这两个稗子面馍馍不丢，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觉着什么。而这巨大的损失加深了我的恐惧心理，竟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饿。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
这是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
的艺术表现。《绿化树》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直觉”支撑着的。
《绿化树》截取的是章永磷被两次劳动管制中间的一段所谓“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生活，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的生活。他可以和炊事员讨价还价，不要稗子面馍馍而去刮笼屉布上的馍馍渣；他可以利用谢队长的信任，砌完炉子，偷偷地把打糨子的稗子面用来煎饼子；他用尽狡黠的心机，贱买老农的土豆多换老农的黄萝卜。章永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他在内心里欢呼：“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这是“上帝死了，做什么都是允许的”的“自由”。
几乎在这样运用“自由”的同时，章永磷就开始了对于“自由”的思考。每经历一次这样满足食欲的同时，也就经历一次自己内心痛苦的过程：“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却使自己吃惊……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比心灵的痛苦好受。”
这是关于“目的”的痛苦，亦即食饥渴之上的对于“目的”的饥渴：“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饥饿”——这个荒谬的处境迫使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而章永磷的精神价值在于他具有与荒谬处境抗争的力量，具有“选择”的力量。他的内心就是一个战场，不断地经历“灵与肉”的搏斗。他痛苦地落入“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境地。努力使自己从馍馍渣、黄萝卜中“升华”出来，使自己“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他自省道：“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达到了“自由选择”、“直觉”的深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