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将自己交给环境，属于“非环境决定论”，“非宿命”。章永磷明确表示：“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章永磷形象的意义就在于非环境决定，非宿命，他直觉地体验“饥饿”，体验“饥饿”这个庞然大物，然后又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超越它，而直觉地选择“责任”：
我目前的境遇是铁的现实！
那么，这是宿命吗？但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我耳边又响起了哲学讲师的声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章永磷的精神世界具有当代存在主义特征。萨特认为，人不能接受外界的命令，也不能接受外界的辩护。他主张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章永磷和许灵均同样认为环境是多重的，同样善于在“荒谬”的大背景下发现那个健全的“西部世界”。《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和魏队长、魏老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郭啸子、李秀芝（《灵与肉》）、魏天贵、郝三、韩玉梅（《河的子孙》）构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的精神特征就在于最早体现在李秀芝身上的“土地”的思想。他们的劳动、生活、心灵以及艺术，都紧密地依附于这块黄土高原上，“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
他们以“土地”的思想消解外部世界的“荒谬”，消解并非产生于“土地”之上的“空穴来风”。
马缨花是张贤亮小说中“西部世界”的灵魂。她平凡，复杂，自身就是一个“西部世界”。马缨花与《河的子孙》（1983）中的韩玉梅一样貌似放荡、满身风尘、遭人非议。她以其姿色为钓饵，诱使对她怀有非分之想的男人上钩，在“饥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人的年代，向她作慷慨的馈赠——瘸保管的白面、羊下水，会计的土豆，车把式的粮食。就连章永磷都一度慨叹她“真是个不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啊”。这是“荒谬”的时代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这一“伤痕”
凝聚为“美国饭店”意象。她虽早已把章永磷视作丈夫，却不与他正式结婚，以继续获取那些馈赠，而要等到“低标准”过去才去登记。马缨花与韩玉梅一样纯洁、忠贞。她对章永磷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荒谬”的外部世界就是要她们放弃爱情，要她们沦落，而她们——陕北女人、韩玉梅、陕北姑娘、马缨花……这些“西部姐妹”就是不沦落风尘，就是对爱情矢志不渝。作家将她们一一放进“污泥”、“火坑”里，让她们身上沾满污泥、灰烬，伤痕累累。她有着顽强的“意志”，伤痕有多深，情义也就有多真。她们出污泥而不染，烈火中炼真金。外表的不洁和内在的纯真成正比，表现出“西部姐妹”性格的美学特征。这种带有浓厚荒原气息的野性美，是荒渗的处境与自由意志造就的复合体。“啊，生活啊生活，艰辛的和美丽的都使我战栗！”而纯真是“西部姐妹”性格的内核。她们整个地属于“西部”。
马缨花对章永磷的倾心、爱恋以至献身，并非出于功利，而是基于千百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她这个撒马尔罕人的后裔，几乎目不识丁，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她身上体现着由代代相传而来的准确无误的趋文化意识，就像许多植物所具有的趋光性一样。马缨花的口头禅“没起色”就是她的价值标准，其内涵就是文化。她不“希待”海喜喜，就是看他“放着书不念，倒喜欢满世里乱跑”，认定他是个“没起色的货”。章永磷对她来说，是“唱诗歌的‘****…，是念书人。她看章永磷跟她儿时记忆中的爷爷一样，总是看书，并且也是那样捧着，也是“老厚老厚的一本”。她在这种气氛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而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
在“饥饿”迫使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的年代，马缨花不放弃自己的“憧憬”，不掩埋自己的“梦”。她鄙夷海喜喜“就懂得吃饱了不饿”。她超越“饥饿”，凭直觉选择“念书”，选择文化。在文化虚无的年代，表现出对于文化的“饥渴”。为整天念书的男人承担全部家务，她才感到满足，才“容光焕发”，而脑子里全然没有关于念书以及为念书的男人献身的功利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观念。这已成了马缨花的潜意识。因而她直觉地拒绝外部世界那个特定的巨大的“荒谬”。她不离开“根”。不用在这块土地上无根无据的荒谬理论看待章永磷。她一心盼望“低标准”快点过去，相信“低标准”会很快过去。困难时期，仍然葆有开朗、乐观的天性。不论何时何地，她都所需不多。“喜光，耐干旱瘠薄”是树的、也是人的马缨花的习性。
正当章永磷陷于“目的”的危机时，马缨花为他解答了“饱了之后做什么”的问题。马缨花以自己人生的原生状态，引导着章永磷“超越自己”，使他在“艰辛的生活”中认识到“生活的美丽”，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以迎接“险恶的命运”。这种“新的力量”是“自由选择”的力量，马缨花和章永磷都没把自己交给“命定”，而是实行“选择”。马缨花所吮吸的哲学营养——海喜喜将其表述为“特克底勒尔”和“依赫梯亚尔”——与章永磷的“自由”的直觉选择在《绿化树》中沟通了。《绿化树》的主题是关于“自由”的，它表现的是“自由”哲学。马缨花和章永磷“自由”地选择“行为”的同时也“自由”地选择了“责任”。这是一种“高水准”的选择，具有现代意义。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可以做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绿化树》是结出果实的“反思树”。
马缨花引导章永磷超越“食的饥饿”，成为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作家。她没有怎么涉足另一种“饥饿”——这既是她的文化心理表现，又是作者“启示录”系列小说结构的需要。马缨花将另一“饥饿”交给了黄香久。
中国当代文学“新感觉”不言而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在“启示录”系列小说结构上是承继《绿化树》的，而在对性爱、婚姻体验上，是承继《肖尔布拉克》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荒谬”年代的劳改队，只是驱赶人们整天排队、出工、报数、点名，像工具一样地干活，上天赋予人们享受正当快乐的权利被剥夺净尽。这种“法西斯文化****”造成的“饥饿”——“性饥饿”无时不在。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手镯的替代装饰品——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出一个故事。劳改犯的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脑海中闪烁。这些“白日梦”和暗夜中的梦，是一种替代性满足，“一种愿望的达成”。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使用的同为来自《旧约》的“受难—蒙恩—救助—新生”环形结构。章永磷经受“食饥饿”时有马缨花出来解救；经受“性饥饿”时，黄香久走进了他的世界。“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这是时隔八年，章永磷与黄香久的第二次邂逅。“凡是出现过两次的事物，肯定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命运！”“蒙恩—救助”意蕴幽深。
黄香久是“西部”的又一个姐妹。她的出现，强化了“西部姐妹”的婚姻特征：她们都有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婚姻”，其中第一次或最后一次之前的“婚姻”都是不幸的。这是荒谬时代给“西部姐妹”留下的“伤痕”，是“荒谬”的真实写照，是“宿命”。黄香久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
章永磷听了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对“荒谬”已有清醒感：“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
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
作为天成姐妹篇中的两个女主人公，黄香久是马缨花的化身。在《绿化树》里展现的是“灵”的圣洁，周身“散发着一种迷人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光辉”；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展现的是“肉”的健康，她“沉甸甸的、周身都能颤动的肉体”令章永磷感到“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黄香久是马缨花的将来。
渴望结束“灵”的畸形，走进“肉”的健康王国的章永磷，因“心理上受到了损伤”，被剥夺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创造力”，成了“废人”，“半个人”。他无法获得黄香久的认同，不能在“家”这个“独立王国”中，“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于是他害怕回家，害怕夜晚。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自卑”。他再“无心读书”，写论文。他只能苟且偷生，像大青马那样任人驱使，任人宰割。在作者看来，这是荒谬时代给男人造成的最为严重的“伤痕”。
这是男子汉的危机：关于“行动”的危机，“献身”的危机。
张贤亮喜欢在小说里对全局发言，总是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绿化树》里，章永磷在哲学上追究全民饥饿的原因，认为属于“人的选择”问题，是“人犯了错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因而“绝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深信不疑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借大青马口吐人言：“唉！
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的知识界都被阉掉了，至少是被发达的语言败坏了。如果你们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真正的须眉男子，你们的国家也不会搞成这般模样。”把个人和国家的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人和全体人民都可悲地陷于屈辱之中。章永磷的转机是一次“献身”行动。大渠由于洪水泛滥面临决口的危险。熟悉水性的章永磷全身心地投入到抢险活动中，并且表现得自信而果断。“往常那套上下级关系全打乱了”，章永磷事实上成了指挥者，获得了周围环境的认同，也获得了自我认同。于是，他奇迹般地恢复了一个男人的创造力，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获取了黄香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