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意向截然相反，其悲剧是注定了的。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灰溜溜地回到农村，巧珍高兴得几乎发了疯。她的梦想露出了光芒。她谋算，加林成了农民，大概就得找个农村媳妇。加林的教师职务被下了，又一次当了农民，巧珍便忍无可忍，大胆地表达了爱情，两人开始了一段爱情生活。此间，巧珍幸福得飘飘欲仙，而加林则感到人生落入低谷。他焦灼地等待命运的转机。两人的爱情建立在一方幸福至极与另一方痛苦不堪的交会点上。
大马河桥是一个象征。它那清清的河水在这里与县河交汇。加林第一次卖馍返回，巧珍就是站在这里等他的。巧珍向往与加林在大马河岸的土地上一起过日子，而加林却心系流向远方的县河。因此，他接受了巧珍的爱情之后感到非常懊悔。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接受了巧珍的爱情“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
巧珍的爱情对于加林充其量是暂时的慰藉，作品意味深长地写道：“他的幸福正是在他不幸的时候到来的！”
刘巧珍是陕北大地养育的儿女，深得大自然和传统道德的精华。
民歌既是她吮吸的精神乳汁，又是她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在高家村，是她最为完美地继承了德顺爷爷身上所体现的生活哲学。他们善于发现平平常常生活中的深奥意义，热爱生活本身。他们的人生是最为“自由”的。他们的爱情观念也最为“自由”。巧珍刚懂得爱情的时候，就爱上了高加林。是他身上的文化素质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强烈地吸引了她。这鲜明地表现了她虽然未读书识字却全身心地倾向文化，向往文化。她为了爱情，“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她集中了陕北女子的天性：火一样的热烈，水一样的温柔。她虽然希望和加林一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但她知道加林的苦闷，又诚心诚意地盼望加林出去工作；加林到县里当了通讯干事，她忍受离别的痛苦，心甘情愿地在家里承担起应尽的义务；被加林抛弃，她曾痛不欲生，从爱情的梦境回到现实，养育她二十多年的大地以宽阔的胸怀抚慰了她，她要继续在土地上寻找人生的价值；她断然地与马拴结了婚，两人一起重建人生和幸福，而对高加林还以德报怨。
巧珍和后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塑造的田润叶是同族姐妹。
她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关于她们的感情生活，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分析道：“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巧珍缺少的只是知性文化，有的是德性文化。她代表着既是属于传统又是朝向未来的道德原则。她即是“良心”，她象征着“土地”。德顺爷爷说：“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
高加林有的是知性文化，缺少的是德性文化，缺少与“根”的联系。在社会的急剧变化面前，离开了“根本”，成了“豆芽菜”，成了所谓“现代青年”——其行为哲学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他可以不顾及与他人的关系，可以不择手段。他利用土地养育他的文化千方百计地离开土地；利用自己曾经鄙夷的权势来达到个人目的；为了远走高飞，他残酷地割舍了与巧珍的爱情，割断了同土地联系的“脐带”。他自嘲道：“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
高加林的可贵之处是善于反思。他从进去的“后门”被退回来，“脑子一下子变成了空白”，同时也就从腾达的梦境回到了现实。他及时地进行反思。回到大马河桥上，他便将这场悲剧的责任主动地由自身承担起来，接受生活对自己的“惩罚”，接受民歌——“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所含道德力量的深沉谴责。而巧珍的嫁人，是生活给予高加林既是全部意义上的又是永远意义上的惩罚。
他痛悔道：“我本来已经得到了金子，但像土圪塔一样扔了。”高加林在“人生”的这一回合虽然失败了，但“人生”并未在失败处结束。
《人生》最后一章题为“并非结局”。这里写道：严峻的现实生活最能教育人，它使高加林此刻减少了一些狂热，而增加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
接受德顺爷爷关于“土地”哲学的启示，重新建立与乡亲、与“土地”的联系，依据生活的“原则”重新“活人”，这是高加林形象的人生反思意义。而铲除高明楼之类的“乡霸”，消灭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廓清社会生活的浊流，让年轻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则是高加林悲剧所提供的社会反思意义。
史铁生（1951～）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像一首浓烈的陕北“信天游”一样，倾诉了知识青年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农民的眷恋之情。清平湾既贫瘠又富足。它赋予作家以文学生命和主题：热爱“土地”，热爱生活，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这里是他哲学之路的起点，由此开始去领悟人世的沧桑，命运的神秘。
梁晓声（1949～）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和《今夜有暴风雪》（1983），以北大荒般雄浑苍茫的笔调描写知识青年在苦难中激情、理想不泯，在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人生的意义。
谌容（女，1935～）的《人到中年）（1980）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大夫繁重、窘迫的人生状态，以及在此种状态下保持着的高尚的心灵。她肩负生活和事业两副重担，心力交瘁，几近死去，却毫无怨言，仍为没能更好地尽职而深感内疚，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克己待人的美好情操。作品旨在提出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反映了正常的社会心理和要求。
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1978）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以及爱情在人生中占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冲破了多少年来形成的文学禁区，重新开拓了爱情主题。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
用“我”的自叙和“妈妈”的日记的第一人称方法，直接抒写了阶级革命年代造成并遗留下的爱情与婚姻分离悲剧的痛苦，警示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追求爱情与婚姻的结合，避免二者分离的痛苦，表现了爱情领域里的社会解放观念。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将爱情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描写造成小宝和存妮爱情悲剧的根源是十年“浩劫”期间农村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指出要创造应有的社会条件，才能真正普遍实现爱情与婚姻的美满结合。小说让读者在为荒妹萌芽的爱情而欣慰时，也真切地感受到农村面貌的改观。
张抗抗（女，1950～）的《隐形伴侣》（1986）通过对荒谬环境中人性二重性的剖析，提供了一份被社会扭曲、戕害的人性记录，表现了对合理的人性的追求。
中国人拥有自己稳定的“土地”——精神家园。“大灾难”过后，他们不会成为“迷惘的一代”，不会无家可归，不会走向虚无。他们凭着与“土地”的牢固联系，重新植根于土地，治愈“伤痕”，思考历史、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重大问题，以重建家园。“反思”作家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思考“人和土地”的问题。天云山，马缨花，刘巧珍，清平湾……就是“精神家园”，就是“土地”。“土地”是反思文学的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