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影没想到戴着八十年代黑框眼镜的穿着那种没有品牌衬衫的青年人端良居然在市政府大院里工作。她曾多次经过市政府大院门前，威严的武警背着冲锋枪站在哨位上，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含影看到端良所在的市政府清产核资小组并不是来给机电公司送钱的，他们在核实资产要将机电公司卖给一个广东的个体老板，职工们非常愤怒并且说出了一些被抛弃被出卖被侮辱的过激的话。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到了端良在一个主要首长讲话后开始发言，他说了许多经济学上理论和概念，许多是含影都无法听懂的关于资产重组清理不良资产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许多新鲜的名词。含影觉得将企业让外地人来兼并，实在算不得是什么被侮辱，真正的被侮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可耻。
端良是在机电公司第四天时见到含影的，当时他在财务科办公室的一幅贴有销售进度表的下面的一台微机前看到含影正在熟练地操作电脑上的表格，他愣了一下，问，“你怎么在机电公司上班？”含影看到端良从容而温和地跟她打招呼，她脸迅速地红了起来，端良说，“我还以为你是声讯台的话务员呢。”
含影鼓足勇气说了一句，“你怎么是市政府的？”
端良笑了笑，“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含影说，“我以为你是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
端良说，“你说对了，在考进市政府当公务员之前，我确实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含影说，“前年我毕业的时候，鸿雁声讯台曾到我们学校要过我，我没去。”这时机电公司新任王总走过来问，“你们认识？”
端良说，“只见过一面，没想到我们居然能推测出对方以前的身份。”
公司王总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端良和含影相互看着对方，都没有说话。含影在与端良诚恳温和的目光短相接的一刹那，她感到了某种不可抗拒的暗示与宿命的未来。
这一次，含影准确地记住了端良那双已经裂纹皱折密布的棕色皮鞋，以及那只印有理工大学校庆50周年字样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这种公文包很适合早年乡镇企业采购员使用。
后来，他们就认识了，交往了，相爱了。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顺理成章，就像是一千年前他们就已经约定了这年夏天注定要在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见面。
含影从第一次约会起，她就坚决地拒绝了卡迪特的任何应招。她时常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如同一个悬在半空中的汽球，只要碰到一根细小的针尖，就会立即化为乌有，她小心地呵护着玻璃一样易碎的爱情，对端良的任何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视若神的旨意，她要以逆来顺受的感情投入来为自己赎罪，而端良却并不是一个大男子崐主义者，他对自己能够与含影相爱视作自己这三十年来最大的成就，他说他要感谢那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真想请公交车的司机和那些不愿为老崐人让座的人来喝喜酒，含影说，“还有那位佝偻着腰的老大爷，老大爷才是真正的媒人。”在一些月色如水的晚上，他们坐在含影租来那套公寓的阳台上，眺望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们开始彼此熟悉对方的经历的呼吸。
含影知道了端良在理工大学时曾有一位爱得你死我活的女友，当他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友去美国留学，两年后，女友跟她美国导师从实验室的地毯上搂抱着滚进了结婚的教堂以及铺有彩色床单的美国床铺，他说他差一点为此吸毒和上吊自杀，坐在月色迷蒙的阳台上，端良声音伤感地说，“她不仅带走了我的初恋，还带走了我对这世界所抱有的最后一丝美好的想象。那时候，我觉得地狱并不在地下，而是在人间。至今我还保留着我们两人共同咬破手指写的血书。‘一生相守’的谎言愚弄了我一生的光阴。”含影看到城市苍白月光下的端良像一条受伤的小狗全身血迹斑斑。含影递给端良一杯水，轻轻地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改变的。”她安慰端良，也安慰着自己。端良说，“我必须离开那个让我精神被摧毁了的学校，校园内的每一条我们走过的路每天都在深刻地伤害着我。整整五年，我的学问也荒废了，最后只得考公务员进了市政府。”他抽了一口烟，“我以为我这辈子我会独身，因为在遇到你之前，每一个我接触的女孩都让我对他们的化妆产生坚决的怀疑，我的初恋女友就是从化妆开始她的背叛准备的。”含影说，“我没有化妆的习惯，因为我整天都坐在办公室，也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确实也不需要化妆。”端良说，“化妆使女人变得不真实，不真实的女人是不需要给予尊重的，化妆本来就是一种面具。”
端良坦率地承认爱上含影是因为她没有化妆，而且她的美丽确实不需要化妆，他感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最后一个淑女的话，那肯定就是含影，最起码是他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淑女。端良说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世界的女人比男人更贪婪和欲壑难填，她们疯狂地改变着服饰和头发的颜色，她们永远缺少一件衣服，也永远缺少一个男人，“你改变了我，”端良诚实地对含影说。那一刻，含影的泪水在眼眶中转了几转，她忍住了，她不愿自己愧疚的泪水被端良理解成感动的情绪。
晚上，端良在离开含影的阳台时，已经是深夜了，这个城市许多爱情和情欲都在深夜里开放，警察也都下班了，欲望在城市里正倾巢出动。含影在端良离开时，深情地望着端良，她看到了他被燃烧的欲望激励着，他扑过来，紧紧抱住含影，吻得双方满头大汗，她感到端良崩溃前的颤栗即将开始的失控，她想用她百倍的温柔来洗去他三十年的忧伤。这时，端良突然放开了含影，他嗫嚅着说，“还是等拿了结婚证吧，那不只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尊严。”说着转身就走了。
含影像一个正在手术的病人突然被抽走了麻药，她听到了刀片在切割着生肉的声音。
端良在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是市“十五”规划的起草人之一，是市长办公会议的智囊团骨干成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形象朴实而有些土气青年人是市长的红人，他的能量就是在不动声色中足以制造一起城市地震。有人喊他主任，有人喊他处长，还有人称他是专家，少数人叫他科长，端良似乎对形形色色的称呼毫不介意，一律应承，没有任何得意或不快的表情。含影非常迷恋他的从容镇静和宠辱不惊的公众形象。她也不知道端良在市政府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她不便问也不敢问。不过平时言谈中端良经常说“这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端良将一次开会的纪念品一块刻有澳门跨海大桥的回归纪念表送给了含影，含影将这块石英表放在她的枕头边，聆听着钟表的声音就像聆听着端良呼吸慢慢地进入梦乡。后来，她花了两千多块钱给端良买来了一双“鳄鱼”皮鞋和一个黑色的“鳄鱼”皮包送给端良，端良感动得连声道谢，他请含影去城隍庙吃风味小吃，吃完饭回来的路上，含影问，“你为什么要穿那么旧的皮鞋，还有那个人造革包？”端良说，“十二年前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我考上了大学，父亲用他看病的钱为我买了这双皮鞋送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穿上，父亲就去世了。”含影说了声“对不起”。端良说，“你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工资了，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含影说，“父亲去世前将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我，他说要让我买一套房子。”
此后，只要是他们约会，端良总是夹着“鳄鱼”皮包来与含影见面，他穿着含影买的“鳄鱼”皮鞋正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地走向他们的婚姻，已是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农村的庄稼和城市的爱情应该是同时收割，粮食的味道和婚礼的旋律飘满了秋日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