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久远的故事
四川位居于长江上游，古称“天府之国”，物产富庶，交通地位重要，虽然地处中国内陆，仍然深深地吸引住了西方人的目光。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斯蒂文生就拟定了一个有关中国铁路建设的计划，他建议从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修筑铁路，东达上海，南至广州，北到天津，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趋印度。这一设想，大致暗合今天的铁路干线格局。
甲午海战，清廷国力之孱弱暴露无遗，英、法等国加紧了对于四川省的觊觎。列强们知道，谁取得了借款给清廷修筑铁路的权利，也就等于取得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控制权。为了抢在其他国的前头，英、法相继派员进入云南、四川等地区执行勘测铁路线路的活动。1897年，法国外务部派铁路工程师圭立玛都率领多人，前赴云南勘察地质以及筹备兴修铁路；1899年5月，英国陆军上尉白定若率人进入四川、云南一带。英、法两国人员之行动，造成了当地绅商百姓的一片惊惶不安。
据英国上尉白定若回忆，他们的探险勘测队曾经多次遭受当地民众的袭击。在上海接受《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报社记者的采访时，白定若神采飞扬地讲述了如下故事——
到达重庆以前，测量人员在船上曾遭到袭击，损毁了一些工具，重庆道台为此赔偿我们一百两银洋，我还请他派五十人携带枪支随行保护，要他保证这支队伍一直安全，护送我们到下一站。当我们离船上岸进入山路时，我们收到一些恫吓信，信上警告我们不要离开大路，夜晚要在旅店歇宿，不要在他们的小村庄里用帐篷露营，否则写信人就要把我们这一队人全都杀死，等等。我们将这些信件交给官府，并通知官府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两个印地安测量员，亨特尔和我，我们总是带着五名护卫人员，可是有一个测量员却遭到一个持刀者的公然袭击。他并没有受伤，因为当这个测量员掏出手枪时，那个持刀者就跑掉了。护卫人员拒绝去逮捕那个人，因此我就提出五十两的赏额，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那个持刀者被捉来了。我让当地官员付还我那五十两，在我面前鞭笞那个人，然后送到最近的县衙门去。
于是消息传开了（我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说我们在自掘坟墓，还说暴徒甚至已在夜间为我们掘下了坟墓，地方官员责怪我们不该做这件事。每天，我们都看到一群群手持武器的人在不断射击，由于距离太远，我们的人并无损伤，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拦住了亨特尔和我的必经之路。他们约有一百人，一半人持土枪，其余的分持梭镖、刀剑和旗帜等等。当我们走进三百码以内时，他们放了一排枪，我们一直往前走去，亨特尔和我掏出手枪，压上子弹。土人还站着不动，直到我们在五十码距离以内向前跑去，他们才纷纷逃散。护卫人员最初拖在后面很远，可是在追击的时候做得很好。之后，每一个护卫增加到十两。
这类事情连续发生了一个月。当我想到他们并非要伤害我们只不过想唬嚇我们时，我便非常急于和平解决。因此我们这方面没有放一枪，只不过当他们阻拦我们的去路时，我们就把他们冲散。这一切都发生在四川境内，由于余蛮子造反的结果，全境法纪废驰，官府无权，无能为力。我们一共捉到六名俘虏，鞭挞之后便送交最近的县衙门……
英国上尉白定若带着这支探险勘测队在四川省茂密的山地里足足穿行了3个月，在途经一条河流的时候，渡船已被转移，约有1千人列队站在对岸高声叫喊，拒绝英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虽然有50名武装护卫人员，白定若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打电报向省府官员求援。他们在河岸边整整等了8天，直到官员坐着轿子来了，一群群村民才逐渐散去。白定若回忆说：“实际上，三个月中我们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的任务是和平的，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开枪，而且，我知道人民多少总是愚昧无知的，我亟愿意捉住他们的首领加以惩处，而不愿意超过必要多杀普通老百姓。”
当外国人势力渗透进入四川后，地方绅士和百姓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主要焦点集中在反对外国人传教、修铁路和投资开矿等方面，并由此凝聚出保护乡梓的神圣责任感以及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传统士大夫对地方的责任感，成为绅商涉入铁路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铁路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国家及地方的权力。
因此，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不招洋股、纯粹自办为号召，迅速获得了川籍京官、地方绅士、留学生及四川民众的全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锡良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不只寓有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四川的意味，同时也有转化川省绅民排外情绪，进而巩固清廷在四川省统治地位的目的。而地方绅士们之所以积极支持锡良办铁路，其动机也有抵御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地方和国家利益达成了一致。
总督的烦恼
外国财团想插手中国铁路，除了攫夺铁路沿线的经济控制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近代的铁路是个暴利行业。这注定了外国财团将会无孔不入。这也是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良感到十分伤神的。
铁路公司筹办以来，奏折上明确写着“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条文，表明不想让外国人插手，但还是有英国公使萨道义发来照会说，修筑川汉铁路所需的款额巨大，如不能筹集全股开办，希望能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并表示这件事他已经和庆亲王奕劻多次协商，希望四川总督能够履行合约，不要制造麻烦。奕劻时任清政府外务部总理，英国公使也懂得中国官场规矩，抬出朝廷大老来压人，让锡良感到郁闷。
英国公使的事儿还未摆平，又有法国驻重庆领事哈斯发来照会，意欲主动借款襄助四川修铁路。见中方不甚热心，又连续来函诘问锡良，“究竟铁路公司是贵总督主政？抑或是公司主政？请即明白赐复。”
收到这样的照会，锡良的心情可想而知。对洋人的傲慢无礼，他不能公开反击，只能隐忍不发。中国历来有个说法：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官怕洋人的实质还是怕朝廷，洋人有通天的本领，如果在皇帝面前告上一状，任何官都难保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在这种伤神的问题面前，往往只能绕道而行，遇到英、法商人要求放贷，或者包揽铁路工程，“制军无以推之，乃至辞以疾”，用装病的办法拖延时日。
细细一想，洋人的说项也不是全无道理。修铁路需要银子，按1904年所拟铁路章程，暂定资本为5千万两，其中1千万两由发起人分担，其余4千两向社会各界募集，预计5年竣工，开始营业后以纯利十分之四作为铁道税，交付国库收存，45年后全路归为国有。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想在短时间内募齐是不可能的，英、法公使领事主动提出借款，正是想钻一钻资金短缺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