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14日，四川省咨议局选举结束以后，川督赵尔巽上台致训词。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祖籍奉天铁岭。他头顶珊瑚顶戴，身着九蟒五爪狮子蟒服，胸前的锦鸡补服，透露出一种华丽与威严，从他口中徐缓吐出的字正腔圆的东北话，在咨议局大厅里回荡，也在议员们的心中震颤。
赵尔巽提出了“融轸域、明权限、图公益、谋远大、务实际、循次序”六条，对议员们加以申诫，结尾时说道：“今幸国是大定，人心咸趋于宪政一途，凡自治、巡警、教育、实业诸大政，皆于九年预备之中，定有先后实施之顺序。凡我官绅皆可遵循途辙，次第图成。”接着话锋一转，“咨议局之成立，皆出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念时事艰难，开千古未有之举，今日开局而先后先帝已不及见，实为臣民憾事。”话说至此，赵尔巽声音哽咽，眼眶潮湿，在场的许多议员，亦引袖拭泪，为慈禧、光绪不及亲眼看见如今的盛况而暗暗伤心。
训话完毕后，赵尔巽将咨议局关防亲手交到议长蒲殿俊手中，由蒲殿俊致答谢词。
“融轸域、明权限”是赵尔巽训词中的重点，大意是消除官与商之间的隔阂，双方明确各自的权限。针对于此，蒲殿俊代表咨议局发出了独立的声音，蒲说：“殿俊私下认为，设立咨议局，其根本是为了振兴国事，因此上下都应该以国事为前提。绅士与官员同为本国人，所办的事也为本国事，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界限可分。若平日里口口声声要消除隔阂，明确权限，一旦临事，忽然意气发动，不但隔阂不消，甚至蹂躏权限而不惜，心中只有我之意见、我之利害、我之名誉、我之所谓是非得失，而全然忘记了其他人。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国家？谈得上事业？殿俊愿意与全体议员共同勉励，时时把国家事业放在心中，把化轸域、明权限付诸实践，使将来所决议之事，议无不协，行无不利，这正是朝廷建立议院基础的厚望之所在，也是我们四川行政当局的行动之所在，更是我辈不负全川父老子弟的期望之所在。”
蒲殿俊在答谢词中，对赵尔巽的训词内容作了微妙的修正。他不认为咨议局是花瓶式的摆设，也不是绅士与官员联络感情的联谊俱乐部，而是为国家大事所设立的政治机构，所谓隔阂与权限，应该放到国家大事的框架内去考虑，与国家大事相比，他们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了。
虽说1909年的各省咨议局权限十分有限（按照清廷“宪政编查馆”的解释：“咨议局监督一章，授权督抚可以停会解散；督抚对于咨议局议案，有核夺施行之权；咨议局与财政审核仅限于地方办事用费，国家政费不在其内；在国家税、地方税未分以前，咨议局不得议减现行税率，只有议决改良增加之事；对自治纠纷的处理，只限州、县自治之互相冲突的问题，若自治会与地方官之冲突，则仍属督抚主持。”又说：“若有一二议员间或近于桀骜，而苟违法律，小则除名，大则解散停会。”这样一来，咨议局的权限大为削弱，而议员的处境亦是诚惶诚恐的了。）但从性质上说，咨议局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立法机构，分割了原属于地方督抚的部分权力——在中国的历史上，督抚的权力从来只受制于中央王权，而不会被地方的民间力量制约，咨议局成立之前，民众对官权的限制几乎等于零，任何一个知县都可以在他的公堂上为所欲为，从来没听说过有被绳之以法的危险。清末各省咨议局的成立，是中国地方政治运行机制的重大改变，各省绅士们代表地方百姓，开始通过正常的渠道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这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咨议局成立后，绅权与官权的矛盾始终不曾中断，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多次地表现出来。类似这样的争斗，即便从一些小事中也能够看出端倪——
一天，有个姓肖的轿夫手持银元数角，到东门外叶氏商号里去兑换，店小二捏起一枚枚银元对着亮光细瞅，心里边没有把握，叫来了掌柜叶宜生。叶掌柜也捏起银元对着亮光细瞅，又吹了口气，放到耳边听了一会，摇头说：“银元成色太低，恐系伪造，本商号不敢收。”肖姓轿夫一听大为光火，与掌柜叶宜生发生口角，竟致动武，肖轿夫赌气掀翻了柜台。此事惊动了值班巡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肖姓轿夫拘回警察署，严刑讯问。
肖姓轿夫的口供称：此数角银元并非伪造，是用一大元银元从邬氏米行掉换而来的，原是想买绸缎，给乡下的未婚妻送聘礼，谁知前几天老家捎信来说，未婚妻的事吹了，绸缎不用买了，便想兑换回银元，不料在叶氏商号发生了纠纷。
巡警传讯邬氏米行老板邬元和，邬元和大呼冤枉，口供称：银元是从商号掉换而来的，系造币厂发出，何以谓为不真？况且他只是一个做米生意的，岂敢假造银元？如此这般被警察传唤，岂不是平白污人名声吗？一连几个排比问句，反问得当值巡警很不耐烦了，大怒道：“都是立宪闹的，当众咆哮警局，就凭这个嚣张的态度就该坐几天班房。”遂将邬元和送之总署，转送警务公所拘捕。
这事如果发生在以前，也就活该邬元和冤枉坐几天班房结案，可是清廷宣布进入立宪准备期之后，老百姓说话比先前有了底气，遂有邬氏米行上告到省咨议局商务分会，分会派员到警务公所交涉，称邬元和系正当商人，断不会做犯法之事，造币厂发出的二角银元成色稍低，前年因成色问题曾闹过纠纷，通过造币厂化验，确非外界伪造，始释民众疑惑，一律行用，至今无异。以此而论，邬元和掉出之二角银元，绝非假币，商务分会愿意为邬担保，请予放人。
警务公所并没有当场放人，直到三天后，数枚二角银元送造币厂化验并非伪造的结果出来，邬元和才被放出。这桩冤案使邬元和无端受了三天苦，在班房里饥寒交迫，百般痛苦，这倒在其次，更糟糕的是省城各商号，从此一律拒收二角银元，币制前途大有阻碍之象，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
咨议局据此案向川督部堂提出了弹劾，在一份名为《纠举巡警道周肇祥违法案》的文件中指出：“咨议局章程第二十八条：本省官绅，如有纳贿及违法等事，咨议局得指明确据，呈候督抚查办。”又云：“官绅有纳贿违法之情事，人民必遭其冤抑，自应立予纠举。”
在这份文件中，咨议局还举报了警察局扰民的另一桩案例：
成都300余家药铺数度受警察局干扰，警察局发布告示称，药铺深夜必须随时留人值班，随时喊门随时开门云云。有上全堂、存义堂、同善堂、益春堂等多家药铺，均因深夜没有人开门，被罚交纳青石板100条至400条不等。事后调查证明，青石板系新修某街道所用，列出这样的罚款条约纯属不公。
咨议局的这份文件矛头直指周肇祥：“四川巡警道周肇祥自到任以来，寻隙苛罚，滥使权力。以修街道为名，偶有触犯，辄罚石板数十百块不等。轻骑四出，夜无故入人家，声称拿赌，茫无所得，而人家已受其蹂躏者不一一而足。是以省垣商民，岌岌不安。”
除了巡警道周肇祥外，四川省咨议局还弹劾了“任刑残酷，狱多冤滥”的崇庆州牧张溥，“指良民为窃贼，私刑拷打，横施威势”的道员饶凤璪，以及“违法殃民”的江津、西昌、通江、城口等各县知县，这些官员中，有的是川督眼皮子底下的红人，有的还是川督十分依赖的左右膀，在咨议局众多议员的屡次责问下，川督不得不将部分官员撤职。
绅权向官权发起了挑战，官权的退让有些迫不得已。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候四川省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像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不晓得他们的。”咨议局已经成为四川省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官权只好暂时顺应民意。
实际上，绅权与官权的关系不仅仅只有斗争，同时也有合作，这种既冲突又互相妥协的传统源远流长，进入近代更是变得扑朔迷离。进入晚清以后，由绅士自办或者官绅合办的“地方自治”，得到了清廷的首肯和开明地方官的支持，绅权在与官权的较量中逐渐占了上风，甚至膨胀到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步。由于皇权与官权矛盾的加深，绅权成了上述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清廷宣布立宪，实行地方自治，既有迎合、拉拢绅权的动机，又有借助绅权牵制、削弱督抚权力的含意。而官权为了与皇权巧妙对抗，往往也会千方百计地利用绅权。
皇权、官权与绅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加之同盟会与哥老会的介入搅局，使得清末四川社会局势变得一团混沌。其中的焦点事件是因川汉铁路而起的保路运动，在这一事件中，川汉铁路像是一面多棱镜，将各种各样的社会形状和色彩折射出来，恍若一个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整个过程始终让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