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与保路运动有关的历史读物中，林绍泉一直被定义为“反动军官”，脸上被涂满了小丑似的油彩。这位由赵尔丰用重金从湖北聘请来的教练官，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龙泉驿武装起义的首领夏之时对林绍泉是十分尊敬的，当士兵向林教官开枪时，他不仅及时出面保住了林绍泉的生命，而且处处维护林绍泉的威信，蜀军政府成立后，立即组织军队进军成都，讨伐赵尔丰，由夏之时提名，林绍泉担任讨伐军总司令。在夏之时看来，论资格和威望，林绍泉是比他更合适的起义领导者。然而其他起义参与者并不这么认为，至于那些热血燃烧的革命党，更是欲置林绍泉于死地而后快。
在一次各方参与的会议上经过商讨决定：仍由夏之时担任讨伐军总指挥，分兵三路进军成都，林绍泉任北路支队长。林绍泉拿到委任状后怒气冲天，“总司令”被削职为“北路支队长”，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当即将委任状撕碎，并将手枪往桌案上一拍，大声吼道：“这不是欺负人么？老子不干了！”当时在场的同盟会员朱之洪最初是轻声劝告，林绍泉不听，继续闹腾，朱之洪针锋相对，脱掉外衣，拍胸怒吼。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林绍泉不依不饶，提着手枪要去找夏之时拼命，经众人劝说才暂时平息下来。
林绍泉对暴力革命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不仅是自取其辱，也是自取灭亡。他回到司令部后，手下几个团长乘隙进言，意欲推翻新成立的蜀军政府，另组建新的革命政府，自任都督。
军营中的乱相已有迹可寻，正当士兵到处骚扰掳掠，闹得全城人心惶惶之时，新成立的蜀军政府力邀同盟会领导人吴玉章来重庆处理此事。这一天，起义军临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开场之初，大会主席吴玉章宣布纪律：无论何人，都要听会议主席号令，依次序先后发言，同时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入场。
会议由夏之时率先发言，解释支队长名义乃参考中外军制，是分道出师之领队长官，其名义并不卑微，其领兵范围也不小，且委任状也并未取消林教官的司令一职。夏之时发言之后，林绍泉起身抱拳向四周作拱，脸色严肃地说道：“今天这阵势，莫不是要让我下了不台？”林绍泉的公然叫板，使得台下几位拥林的军官大声起哄吆喝起来。吴玉章见状上台讲话，除了阐述革命的大道理外，着重强调执行革命纪律，提议将此事交由临时成立的军事法庭裁决。
在革命的名义下，对林绍泉的行径进行了审判，与会者认为林涉嫌分裂，罪行恶劣，为杀一儆百，应该判处死刑。夏之时为林绍泉百般辩护，请求诸位对林宽大处理，经军事法庭再次议决，念及林绍泉自龙泉驿起义以来赞襄军务有功，按都督特赦令，押解回湖北原籍。宣布罪状时，林绍泉吓得面色惨白，他已从肃穆的气氛中闻出了凶险的味道，也不敢再进行申辩，像是一头打了败仗的野兽，低头沉默不语。当天傍晚，同盟会派革命党曾昭鲁雇一小船，押解林绍泉顺江而下，行至巴县乡野之间的罗子溪时，林绍泉到船尾小解，曾昭鲁乘其不备，将林推入长江中淹毙。在这次“肃反”活动中先后被执行死刑的，还有林绍泉手下的旧部属团长舒伯渊、周维新、周少鸿、汤维烈等人。
蜀军政府正副都督轶事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之初，同盟会在酝酿政府人选时，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认为杨庶堪功高望众，要他出任都督。但杨庶堪高风亮节，辞让再三，只肯担当顾问一职，以备咨询，并推荐下属张培爵为都督。有辛亥老人回忆此事时，无限感慨地说：“试看古往今来，有权必争，有利必图者比比皆是，而庶堪先生却能够独具一格，功成身退，实不愧为革命党人之表率。”
经过各方政治力量共同协商，重庆蜀军政府的正副都督分别是张培爵和夏之时，关于他们的轶事和结局，在此一叙。
张培爵（1876～1915），四川荣昌人，字列五，早年参加同盟会，热衷于制造炸弹，聚众起义。蜀军政府成立时，风云际会，被推举为都督。张培爵善于辞令，说话条理清晰，与厚黑教主李宗吾是生死至交的朋友，曾在一起创办了叙属中学。任蜀军政府都督后，张邀请李出来做官，位置是重庆海关监督，李宗吾力辞不就，一心钻研他的厚黑学，遂成一代厚黑宗师。而在民国初年官场沉浮的张培爵，却走了另一条不同的路。
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后，张培爵任副都督，但这仅是个空衔头，以尹昌衡那种不可一世的派头，在尹手下任副职能有多大权力？及至后来，尹昌衡入藏西征，都督一职本应该由张培爵顶上，可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委派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张培爵充任民政长。置身在旧官僚、立宪派以及同盟会的政治漩涡中，处处受到牵制，形同一只被人牵线的木偶，鲜活的生命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情何以堪！
同盟会党人不服，打算使用武力反胡拥张，找到张培爵商议，张培爵答复党人：“天下大同，何必争一日之短长。”此时的张培爵，一心想的是天下为己任，想的是同盟会的大事业。可是世事并没有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袁世凯一纸文书，要调他进京“咨询边防民事”，1913年初，张培爵到达北京，被袁世凯召见，述说川民疾苦，慷慨陈词。
看着热血沸腾的张培爵，袁世凯没有多说什么，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冷处理——让张赋闲当寓公。这期间，又发生了许多大事：宋教仁被杀，中日签定21条，袁世凯欲称帝当洪宪皇帝……当时中国流行人肉炸弹，政治暗杀成风，有从日本归国的青年成立了“血光团”，准备刺杀袁世凯，张培爵与之来往密切。
这一情况，被袁家三公子袁克良侦探到了，秘密指使李捷三，佯称找人合伙经营织袜业，扩大规模，谋求销路。想必此时张培爵对官场已心生倦意，一口答应了李捷三，愿意当公司股东。那天下午，二人乘车前往四川饭店签约，中途李捷三临时有事要下，随手递给张培爵一迭稿纸，说是合资经营织袜业的合同，嘱张斟酌改定。张培爵放入怀中，与李捷三拱手道别。谁知车刚驶出租界，军警一拥而上，从张身上搜出了那迭稿纸，竟是反袁政府的“志诚团”章程。张培爵想要申辩，扭头四望，李捷三早已逃遁得不见踪影了。
张培爵被捕后，先囚于杨村监狱，后解往军政执法处。而曾在重庆任过知府的纽传善，正好是这个执法处的提调。行刑那天，天空阴云密布，似有暴雨将至，当号监喊到他的名字时，张培爵问：“天变风作，尚行刑乎？”语气中隐隐透露出一丝求生的欲望。传说张培爵是坐着受刑的，子弹射中额角，鲜血喷溅，身躯端坐多时才扑倒在地。
另一个人物夏之时，在成、渝两地政府合并后，被任命为重庆镇抚府总长，他坚持不肯到任，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辞职通告书，让政府另行委派人选，宣称如果新官到期不来，他将肯定撂挑子不干了。据其子夏大正分析，夏辞职的原因有几条，其中之一是不满蜀军政府的妥协，认为合并后的军政府太偏向旧军人。在这件事上，尹昌衡倒也显示了他的大度，先是百般挽留，见夏之时去意已决，便奉送三万银元，酬谢其革命功勋。
夏之时在给好友张培爵的一封信中，表白其心迹说：“之时虽陋，尚在壮年，倘借此一行，稍增阅历，效用民国，来日方长。”从这些文字看来，夏之时当时还是热情未泯，有满腔抱负的。辞职后的夏之时，重新去日本学习军事。1917年再度回国，时值护法战争起，被孙中山委任为靖国招讨军司令，实际上有名无实，手下无兵可带。这之后，他又在军政两界颠簸沉浮多年，仍是光标司令一条。1922年，夏之时辞去军职，创办私立锦江公学，自任校长，后因病去上海治疗，辞去校长职。
夏之时后来的故事增添了几分精彩，与一个著名女性不无关系。
女子叫董竹君，原来是上海长三幺二弄堂里的一个妓女，革命党借妓馆掩护，经常在此摆花酒、打麻雀，实际是开会联络，夏、董因而相识。当时追求董竹君的革命党人不少，有的甚至提着手枪威吓，逼她嫁自己，都让董小姐巧妙地躲过去了。董小姐心仪的白马王子是夏之时，她在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姓夏的那个人长得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穿件灰色长袍，黑缎马褂，有时穿洋装，英俊大方，堂子里的人都叫他夏爷。”
夏之时花了大笔银子，从妓馆里赎回董竹君，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文明婚礼。之后，董竹君跟随丈夫漂泊，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回了四川老家，见到了许多她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场面。在董竹君的回忆录中，关于日本的留学生活，关于那个封建大家庭，关于夏之时在军政界沉浮的故事，都有细致清晰的记述。也许正是这些大场面，才帮助她开阔了视野，拓展了胸襟，董竹君后来顽强奋斗，创办锦江饭店，成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女强人，皆与此大有关连。
而见惯了大场面的夏之时，却对喧嚣的红尘心生厌倦，以至于到后来，精神空虚无助，靠吸食鸦片刺激神经，昏庸度日。鸦片瘾戒掉后，他一直隐居在四川合江老家，念经拜佛，玩摩书画古董，香烛青灯为伴。此时他与董竹君已经离婚，和前妻董竹君的辉煌相比，夏之时后来的境况要萧瑟冷清多了。这个在大革命时期意气风发，立下奇功的年轻都督，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沉沦，这样的故事，欲说还休。人生的轮回，大概就是这样。
夏之时的结局很悲惨。1950年，合江解放，夏参加了地方人民政府，任虎头乡招抚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官越当越小，没想到这么小的官，仍然带来了致命的灾难：由于解放初期派别斗争异常复杂，夏之时遭人诬告，指为匪患主谋，共产党政府对其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