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的革命者
西南重镇重庆是同盟会早期活动的中心城市。保路事起，同盟会重庆机关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趁机通知各州县革命党人到重庆集合，开会密谋起义。
杨庶堪（1881～1942），字品璋，后改沧白，四川巴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在重庆设同盟会支部并担任负责人。他的社会公开身份是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在一般人眼中，杨是一个有名望的公众知识分子。
清末重庆的官吏中，署川东道朱有基、巴县知县段荣嘉、巡警总署署长杨体仁诸人，多不任事，且对知识分子采取开明的对策，与杨庶堪等人关系友善。惟有重庆知府钮传善，兼任重庆警察监督和巡防军管带，集政、警、军大权于一身，是同盟会的心头之患。
杨庶堪所在的中学堂是重庆同盟会的机关总部，收到的书信函件较平时增加许多，这引起了钮传善的注意。有一天，钮传善来中学堂检查工作，见到杨庶堪，劈头问道：“听人说你们中学堂教职员中有不少革命党，是不是？”杨庶堪一愣，按下心头的惊悚，镇定地笑答道：“这些人都是书生，只不过平日喜欢议论国事而已，哪里扯得上革命党？如果一定要拿革命党来中伤的话，像我本人，似乎有点相似。”如此以攻代守的回答虽说拂了知府的面子，但是效果不错，钮传善后来有所收敛，毕竟他不想撕破脸皮，与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公开对抗。然而，对充满革命思想的这所学堂，监控无疑更加严密了，经常能见到有三五便衣模样的人在学堂周围转悠。
凭借同盟会所掌控的武装力量，要在大都市重庆举行武装起义，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经过多次开会研究，遂决定先在重庆附近的州县举行武装起义，以分散和孤立重庆的清军兵力。
重庆地区最先发动武装起义的是长寿县，组织者是同盟会员廖树勋。廖是四川三台县人，字子亚，保路风潮初起，廖树勋打听到长寿林庄高等学校有毛瑟枪100多支，平时用作学生军事训练，得知情报后，他想方设法找关系潜入林庄学校，当了一名体育教员。1911年11月18日拂晓，廖树勋带领一群进行军事操练的学生，冲入长寿县知县沈兆翔的卧室，双手举着自制炸弹，高喊“缴枪不杀”，事情太过忽然，沈知县来不及反应就被活捉，缴印投降，长寿成为四川省最早独立的县之一。此后廖树勋被推选为总司令，收民团练丁千余人，率兵东征万县，行军途中被内部奸细出卖，至梁山一带时遭地方武装埋伏身亡。廖树勋死后，其妻廖杨氏将炸弹放置于竹篮中，欲至清军营中爆炸，不料被人察觉，廖杨氏引爆炸弹当场身亡。
继而举行武装起义的是涪陵，组织者高亚衡（1879～1949），四川涪陵人，清末秀才，早年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保路事起，他与重庆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等多次密商，率兵先援助廖树勋在长寿县起义成功后，又紧急返回涪陵，举兵起义，令知州戴赓唐交出官印，是日，民军到会者约两万余人。涪陵设立军政府后，高亚衡担任司令官，发兵下丰都、忠州。彭水、酉阳、秀山、黔江、南川等地起义军积极响应，川东随即变成了革命军的天下。
新与旧的较量
然而真正推动重庆独立最得力的因素，还是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
夏之时（1887～1950），字亮工，四川合江人，兄弟四人，之时排行第二。1904年赴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这所学堂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夏于次年加入同盟会，几年后返川参加新军，初被派往云南边防，保卫片马，继而担任四川陆军十七镇步兵排长，隶属卫戍司令部，驻守成都。在新军部队中，夏之时秘密发展同盟会员，联络武装起义的力量。
1911年9月，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夏之时所在的卫戍部队被调往成都东郊龙泉驿镇。夏之时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更是抓紧了秘密串联活动。这天傍晚，士兵排长贾雄、骑兵排长隋士杰、辎重兵排长丁扬武等几个中下级军官踏着暮色，来到夏之时驻防的营地，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神秘。一灯如豆，火光映照在几位年青军官的脸庞上，神情中充满了期冀、激动、紧张和向往。精干清朗的夏之时分析当前的形势：如今保路同志军已遍布四川全省，他们的处境很难堪，无非是与同志军拼军火，成为清政府的牺牲品。接下来夏之时转述了他最新得到的消息，赵尔丰已怀疑新军内部有革命党，计划解散新军，如果现在不及时起义，将来恐怕要惨遭毒手。夏之时的发言激起了几位青年军官的义愤，贾雄带头站起来道：“反了吧，夏排长领头，我们跟进！”这次秘密会议后不多久，长江下游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夏之时等决定响应。
11月5日夜晚，夏之时、贾雄、隋士杰、丁扬武等人集合新军士兵230余人，在龙泉驿土地庙前的广场前，杀猪宰鸡，歃血为盟，誓师起义。土地庙四周点燃了几垅篝火，士兵们手中举着火把，红光笼罩着整个起义的场面，庄重肃穆的时光中，似乎一切都凝固住了。在一片整齐的欢呼声中，夏之时登台宣布：四川陆军十七镇与清廷脱离关系，投奔革命！夏之时的话音还未落地，一阵阵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呼啸而来，“推翻满清政府！”“杀死赵尔丰！”“绞杀盛宣怀！”……
武装起义的当天夜晚，消息传到了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部，司令魏楚潘心急如焚，带着两个卫兵直奔龙泉驿。魏楚潘到达起义现场时，誓师大会已近尾声，看着火光映照下一张张铜像般的脸，魏楚潘略微迟疑了一下，他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没有将问题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依然踉跄着几步登上主席台，大声向士兵们训话，教导军人要服从军令，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反对政府，也不要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违者以军法论处。魏楚潘的训话还未结束，就被一个士兵开了一枪，魏司令应声而倒，他用惊异的眼神看着开枪的方向，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为何如此铁血无情。
当天夜晚，夏之时领导的这支革命军一路东下，至简州，有新军支队孙和浦部归附，增添士兵180余人。行至乐至县时，又有新军300余人参加起义军。起义未及十日，这支队伍由6个排迅速壮大至一个团的兵力，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齐全，说明其时清政府已到墙到众人推的地步，革命成为时代之潮流，呼啸而来。在乐至县，夏之时亲手刻制“中华革命军蜀军总司令印”，沿路张贴安民告示，鼓动人心。
此时，重庆同盟会在事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杨庶堪、张培爵等人得知新军龙泉驿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派朱之洪为代表前往接洽，并活动重庆商会筹集银洋30万元，大米100石，让朱之洪当作见面礼献上。按照夏之时原定的计划，准备赴自贡一带声援周鸿勋、方朝珍等部，建立川南革命政权。经过朱之洪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决定进军浮图关，扼住险要地势，架起大炮，进逼重庆。并发布声明云：如果重庆知府钮传善不投降，就开炮轰击重庆城。
其实这一切更主要的意义是一种震摄作用。夏之时的数万起义军坐镇城郊，引而不发，迫使城内的重庆知府钮传善不敢轻举妄动。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重庆支部与各方面联系均已妥当，邀集重庆绅商学界在朝天观召开大会，当天到会的各方代表达数千人。当开会时，重庆清廷官吏中，川东道台朱有基已闻风而逃，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等官吏怕被杀头，也不敢到会。
同盟会派人去请，并反复声明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钮传善、段荣嘉等官吏才到会了。谁知一到会场，他们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几个革命党手持炸弹，团团将他们包围起来，哥老会首领况春发、田得胜带领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会众，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目光中所透露出的敌意，使得一群清廷官吏不寒而栗。正在思量之间，忽见一个革命党将手枪对准钮传善，大声吼叫让他投降，钮传善双手抱头，连声道：“我投降，我投降……”说着说着便跪在地上，声称低头认罪，旁边的巴县知事段荣嘉等见势不妙，也一个个跪地求饶。在场的几个革命党迅速冲上去，剪掉了清官吏们的辫子，随后拖去游街示众。是日，千家万户居民门前，悬挂起了白布旗帜，上书一个“汉”字，庆祝重庆光复，一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革命，竟这般轻而易举地成功了。
不容杂质的革命
龙泉驿武装起义那个令人莫名激动的神秘夜晚，还有一个人与这场武装起义发生了联系，当天夜晚虽然没有送命，但是后来还是被革命送上了断头台。这个人是林绍泉，总督府中的教练官，奉赵尔丰之命前往资阳迎接清大臣端方，途经龙泉驿镇时留宿，忽闻兵变，悄悄潜入土地庙来窥探动静。他在黑暗的夜色中摸索前行，很快被放哨的士兵发现了，开枪击中大腿，林绍泉痛苦地倒地。枪声惊动了主席台上的夏之时等人，及时赶过来处置，在一片喊“杀”声中，夏之时极力维护，总算保住了林绍泉的性命。但是革命是暴动，任何个体生命在这里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符号，如果这个符号违背了革命的意志，必然遭致灭顶之灾，林绍泉最终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