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祺依计行事，先是对拒绝闭店的刘子钧表示慰问，刘子钧被罚讲演十日，满腹委屈，见县令为自己撑腰，眼眶早已红了，也不愿多说什么，只怪自己不会为人。孙锡祺又召见四门各路团保，责备团保未采取措施制止骚乱。继而分头找同志分会负责人谈话，拿出川督赵尔丰发来的电报，厉声道：“组织同志会是图谋不轨，形同造反！”正如团保头目刘尊三所说，富顺同志分会几位负责人都没有什么胆量，一见县令召见，人似乎立即矮了三分，答应马上去做工作，撤销罢市罢课活动，解散同志分会。孙锡祺十分满意，端茶送客，笑容满面。随即振作精神，归座吸烟，并传各房师爷进内衙，熬夜通宵打牌消遣。师爷们纷纷向孙县官报喜，说道：“同志会的那些绅商们实在憨！”
曾经亲身参与过其事的陈紫建老人，病榻中口述有《富顺县保路同志分会简史》一文，其中写道：“同志分会各部负责人出衙门，返回龙神祠会址，即忙于撤销分会，焚毁各种文件，又把分会的吊牌取下，匆忙中藏入劝业所的厕所内，然后会同团保队员到各街口劝说每家商店开门营业。”次日早饭后，有群众百余人聚集于神龙祠，意欲阻止解散同志分会，结果因各部负责人执意坚持必须解散，“群众大感失望而去”。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各地纷纷打出同志军的旗号，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起初富顺县并没有受到太大波及，盖因孙锡祺及时募集壮丁，补充城乡团保，以武装力量与同志军抗衡。
是时富顺县城四周已被多路同志军包围，他们将大炮安放于城对面的山上，天天用大喇叭向城内喊话。孙锡祺在四座城门处增派查岗，护城河里的船只，一概禁止起舵通航，城内的守军不时朝对面山上鸣枪，以壮声威。
围攻富顺城的同志军有四路：一是大足县张桂山带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二是荣县范燮，队伍也是两千余人；三是隆昌县同盟会员郭仲旎带领的同志军约千余人；四是富顺县同盟会员涂哲，不久前刚奉荣县王天杰之命，回乡新组建的一支同志军，聚集有煤矿工人和哥老会员上千人。
被围困中的孙县令处于四面楚歌，谣言纷飞，人心动摇。一日数惊之际，孙锡祺为安抚民心，在禹王宫大观前的场坝上搭台讲演，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台下也有不少人被其感动。忽然有个黑影蹿上台来，从身后亮出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孙县令的辫子。剪辫子的人叫邹道庸，是富顺的一名讼师，当场被衙役拘捕。尽管如此，孙锡祺仍为那根被剪掉的辫子心痛不已，为之掉了眼泪。
此时富顺县城风声鹤唳，清军士兵早已无心恋战，10月18日夜，清巡防军用大石撞破城墙入城抢劫，更是使得民众的仇恨情绪加剧，次日拂晓，有数名船工开船渡江，引领同志军进城，分头追击清巡防军。在一片混乱中，知县孙锡祺乘隙随乱军逃跑去了江南金陵，后来在民国年间曾出任过江苏吴县知事。
进驻富顺县城的四路同志军中，以大足张桂山名头最响、势力最强大，富顺成立军政府后，推举张桂山为富顺都督，荣县同盟会员范燮协助。张桂山（1886～1912），四川大足人，原为四川哥老会首领余栋臣部下，义和团运动中曾参与捣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主教，余栋臣被逮捕后，张桂山率余旧部200余人劫狱，试图救出龙头老大。劫狱失败后，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抓获法国司铎华芳济，击溃前来进剿的清军，声名大振。
据辛亥老人刘成禄1961年撰写的《富顺县自辛亥革命迄今五十年见闻录》记载：富顺知县孙锡祺携印逃走后，同志军被民众迎接入城，首先下令撤掉光绪皇帝的牌位，各家各户悬挂书写着“汉”字的方形旗帜，以志汉族光复之义。大街小巷遍地是形形色色的同志军，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服装各异，颇似演戏的穿戴装扮，背上的大刀与腰刀，皆结红球长绳，迎风飘舞，矜矜自得。刀剑叉矛，抬炮鸟枪，大铜号领队，摆队巡街，几乎每条街都有同志军的队伍。
刘成禄老人在《见闻录》中写道：“当同志军初入县城，即将原有囚徒全部释出，监狱为之一空。不多时，又已关满。且在城内校场坝山上的两侧和山前地坪处斩决者，每日皆有，为数亦多。”这一类血腥的大屠杀，每逢改朝换代时必然会大规模地发生，个体生命在强悍的政治面前显得太无足轻重了。据刘成禄老人回忆：“记得有一次杀人，持刀者连杀数人后，刀缺不利，派人回部另取，未杀者则绑离稍远。时郭（仲旎）部住附近，从窗内递刀出来，刽子手接刀后，竟将一不必杀、正派兵来将其召回重审之某犯，推去斩首，刀卷口，遂使刀乱砍致死，而应杀者反被推到后面，得以幸免。事闻远近，传为笑柄。”革命时期的草菅人命，经常被误读为历史的笑柄，不知有多少人会为之感到寒心？
寒心的事情还不仅仅限于此，同志军首领以及他们那些部属的命运，在革命时期也只能随波逐流，在波峰浪谷之间上下颠簸起伏。
谈及同志军首领们的命运，不得不说他们围攻富顺县城的初衷。简而言之，“革命”二字是他们夺取地方政权的时髦外衣，无论是张桂山率领的大足队伍还是其他几支同志军，初衷大多是为“抢地盘”而来，其中隆昌郭仲旎率领的同志军，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原因：郭家在富顺开有两家大当铺，此时率同志军前来主要是为保护其家庭财产。这样的军队鱼龙混杂，没有什么建设新政权的蓝图，他们用武力攻占一个地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取得这个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为其筹措军饷提供丰厚的基础，说得不客气点，就是搜括民脂民膏，有时候甚至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正是因为有这种利益关系，往往对一个地盘的争夺便极其激烈，经常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富顺一带盛产井盐，当时同志军的军饷筹募主要依赖沿河的官运盐包，出售给民众，每包值小钱一文。这种与民争利的行径，很难为当地拥有武装力量的盐帮势力所容忍，同志军与地方团练乡勇之间的武装冲突，因此也就成为家常便饭。有趣的是，有的地方势力为了获取一个正当的名分，也亮出革命的旗号成立了同志军，用枪杆子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成都、重庆两地先后成立军政府之后，四川省的乱局渐趋稳定。时值腊月，气候逐渐转冷，为确保这个冬天能平安无事，自流井盐商出钱请来了滇军，希望滇军能帮助维护地方秩序。此时新成立的成都大汉军政府方面强烈要求裁军，重庆蜀军政府也意识到了危机，派同盟会员、北伐军中路司令但懋辛率一个营的部队到富顺，改编这几支号称一万余人的同志军队伍。
驻扎在富顺一带的四路同志军中，隆昌同盟会员郭仲旎率领的千余人的队伍本身是为保护家产而来，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动荡和骚乱，成为一支维护稳的力量，屁股与重庆蜀军政府和地方盐商坐在一条板凳上，其余的三支同志军均在改编之列。1912年1月10日，张桂山、范燮、涂哲被但懋辛任命为北伐军统带，条件是遣散多余的队伍，先交出武器，等队伍改编后再返还。12日，驻自流井的滇军支队长黄毓成部悄然来到富顺，开炮轰击，强迫但懋辛将所缴获的30多条快枪送给他们。同志军面临改编，军心本来就不稳，忽然又遭到大炮轰击，许多士兵便纷纷逃散了。同志军怀疑滇军系由但懋辛勾结而来，但懋辛百般解释，请当地绅商向张桂山、范燮、涂哲等说明情况，请同志军首领不要误会，并宣布改编暂缓，等滇军撤退后再集合未逃的士兵点名，进行改编。
谁知次日风云忽变，这天傍晚，张桂山、范燮、涂哲等同志军首领正在观看川剧庆功演出，滇军忽然发动袭击，外围但懋辛部守军一营竟然没有阻拦，将滇军放进了司令部，在一片混乱中，张桂山、范燮、涂哲等人被抓获。当天夜晚，张桂山买通滇军看守士兵成功越狱，泅过沱江逃回大足。次日拂晓，范燮、涂哲等被杀于钟秀山下的一个寺庙里。
范燮（1880～1912），字华阶，荣县清流乡人，哥老会舵把子，1907年由佘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先后多次参加反清武装起义。在围攻成都的战役中，范燮被秦载赓任命为全川同志军起义前锋司令，后因装备、补给等因素久攻成都不下，范燮率部撤退，辗转仁寿、威远、井研等地，是东路同志军属下的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荣县独立后，范燮奉命率兵会攻富顺、自流井，不幸遇难。同一天遇难的还有范燮的弟弟范模。范氏兄弟爱好诗文，所遗诗词合集辑为《侠义吟》，其中范燮有一首《牛峰寨遐想》云：“古寨登临岂可哀，春风几度展壮怀。推翻帝制酝新世，同志弟兄把路开。”可叹凌云壮志未酬，却于英年撒手人寰。
涂哲，字炳斋，富顺安溪乡人，清末秀才，少时喜读兵书，家贫，以设塾教书为生。1907年，经曹笃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联络哥老会、举行武装起义的谋划中。保路事起，涂哲奉同盟会王天杰之命，以统带名义回富顺石灰溪组织同志军，三日后，聚集煤矿工人及哥老会员上千人，被知县孙锡祺闻讯后派兵围剿。涂部因队伍新组建，缺乏战斗力，一战大败，退至红岩乡。岂料不到半个月时间，来附者不计其数，军威大振，涂哲也被人呼为“徐大帅”。据说滇军杀害范燮、范模、涂哲等人后，但懋辛曾去信质问杀人是何理由，滇军方面的回答是，因张桂山逃跑，是以杀人泄愤。草菅人命至此，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1912年1月14日，也就是杀害范燮、涂哲、范模等人之后的第二天，但懋辛召集富顺绅商开会，公推郭集成为富顺司令，郭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清拔贡，又是同盟会员，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理想人选。此后改编同志军，整顿团保，清乡恢复地方秩序，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这样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