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同盟会早期活动情况
清末政局有三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分别是清政府、立宪派和同盟会。作为清政府的对立面，立宪派和同盟会共同的目标都是推翻满清政权，但是具体的施行方法却大不一样。同盟会认为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必须通过暴力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建立军政府，继而走向共和。而在立宪派看来，为了减轻因社会巨变而带来的剧烈阵痛，应该采纳渐进的方式，走宪政之路，担忧暴力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暴民政治，社会形态从旧专制走向新专制。立宪派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后来的历史轨迹恰恰如此。
早期同盟会带有浓烈的会党印记，新会员入会时，孙中山要求他们采用类似洪门会党的联络暗号。早期参加同盟会的四川会员杨兆蓉在《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中讲述了1905年前后的情形：孙中山居住在日本东京，为避开清使馆侦查，住址屡迁，或廖仲凯寓所，或宫崎寅藏家，无一定地点。党人回国活动，即以中山之名为秘密暗号联络，问时左手举起大拇指，右手擦右眉毛。对方答话时，如举起右手大拇指，以左手擦左眉毛，则是成功对上了暗号，无疑同为一党，可与之商量彼此活动的情况。
四川同盟会早期会员中，有个重要首领人物名叫佘俊英，字竟成，后改名佘英，四川泸州人。佘英童年读过私塾，少年时当学徒，跟着铜匠师傅在江湖上四处闯荡，后考取武秀才，常携《警世钟》等进步书刊讲演于茶馆，听者如云。清吏派差役禁止，差役皆是哥老会的兄弟，密请大哥让步，遂转赴乡场讲演。
1906年，佘英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同盟会创始人孙中山，被孙中山委以“西南大都督”的头衔，负责联络川、滇、黔三省哥老会众，组织武装起义。归国之际，孙中山及其日本好友宫崎寅藏等人设酒宴相送，一起合影留念，宫崎并赠倭刀一柄，以作护身之用。回国后佘英与谢奉琦、熊克武等设立秘密机关于泸州小市绫子街邓西林宅。邓系清末秀才，其父曾任山西知县，故借其门弟掩人耳目。
在佘英领导下，同盟会以泸州为策源地，先后有杨庶堪、朱之洪、谢持、曹叔实、易倩予、张培爵等上百人加入其中，这些会员渗入哥老会组织，先后密谋策划了多次武装起义，四川之革命从此发轫。据《佘英自述》讲述其经历：“初失败于泸州江安，再失败于广安，三失败于嘉定宋家村，今又失败于叙府，走在云南豆沙关断蛇坡，犯了我的忌讳，应该死在此地，没有前进。被巡防右军郑、程二哨官，将我送到府城，没有别的话说，要杀开刀。问我的同党很多，凡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是我的同党，就是你们官场中亦不少……”
佘英的慷慨陈词并非虚妄之辞，而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象。在满清政府已经腐朽霉烂，却又拒绝动工改造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出现了对抗的声音。在立宪派和革命党这两种对抗的声音中，温和的立宪派话语吸引了少数官员和绅商，具有天然道德优势的革命话语，则更容易在中国社会中找到知音，尤其是对激进的年轻人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以当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例，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约8千人，以前大多是梁启超的信徒，随着时代潮流的引领，学生们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盟会成立后，倾向革命的学生更是越来越多，他们激昂高亢的调子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民国时期著名人物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秋瑾、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均在此时加入了同盟会。
四川人佘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在发轫阶段即宣布进入“暗杀年代”，极力提倡暗杀和武装起义，以极端的激烈情绪反抗清廷，甚至对持不同观点的立宪派也决不原谅。在组织形式上，革命党借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山堂林立的会党——这种民间秘密组织的终极目标是“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
据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云：佘英自日本归来后，哥老会会众有称他佘大王者，在长江沿途成千上万的船夫中传播尤广，人人都说：“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
1909年，佘英在又一次起义——叙府起义失败后被捕，囚于木制笼中，沿途游街示众。在囚车上，佘英向群众高声宣讲反清大义，临行刑前口占七律一首：“牡丹将放身先残，未捣黄龙死不甘。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
保路运动的幕后操盘手
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之初，就有重庆公强会会员童宪章、陈崇功等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是年底，童宪章、陈崇功等，携带同盟会章程、公约、誓词等回到重庆，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公强会推举杨庶堪、朱之洪为会长，后改组公强会为同盟会重庆支部。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之后，重庆立即响应，1911年6月28日成立了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此时重庆各重要学校会众愈多，均已在同盟会掌控之下。重庆同盟会多次开会密谋起义，恰逢保路运动风潮叠起，朱之洪被川汉铁路重庆股东会推举为代表，赴成都铁路公司开会。
朱之洪（1871～1951），字叔痴，重庆巴县人，父亲是一名手工艺者，朱之洪在家族中排行老三，社会公开身份是重庆川东师范学院学监，是时已年届四十，以其德高望重，人尊称他为“朱三爷”。一到成都，朱三爷即约革命党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成都同盟会员曹笃、方朝珍、肖参、张颐、刘裕光等人外，还有驻扎成都凤凰山新军内部的同盟会员。会上朱之洪发言说，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辩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将和平争路引向武装起义。
按照朱之洪的初衷，是要趁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成都、重庆两地革命党联合起来，在省城发动武装起义。其间有部分同盟会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四川省在经过多次武装暴动后，清军已形同惊弓之鸟，尤其保路风潮起，赵尔丰对成都地区更是严实防范，城内发动武装起义太难。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决定分头赴各州县秘密联络哥老会，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按照分工，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赴自流井，方潮珍赴井研，张颐赴青神、仁寿、荣县、自贡，刘裕光赴盛远、富顺，分头策划部署。
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股东代表群情激愤，朱之洪代表重庆股东上台演讲，从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借款入手，讲到国家丧失路权，进而丧失主权，国人将从此沦为亡国奴。说着说着，朱之洪语气更加激昂，痛哭流涕，一拳砸上桌案，声震屋瓦，再亮出手掌时已是鲜血淋漓。这一含有表演性质的演讲使得会场气氛愈加激烈。台湾学者周开庆在《记朱叔痴先生》一文中曾如是评价：“此后保路风潮激变而成全川罢市罢课，驯至形成七月十五日以后各地军民围攻成都的局势，都是革命党人此一策略运用的结果，而叔痴先生便是组织策划的中心人物。”
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结束后，朱之洪返回重庆，正值端方入川查办路事，朱被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推为代表，迎谒端方于夔州。朱之洪穿一袭蓝布长衫，气宇不凡，向铁路大臣端方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大人为川人申冤；二、请罢入川军队；三、请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大人如能允准而付诸实施，则川人之乱自息。”端方此时已是身处窘境，四周暗藏杀机，时刻担心有性命之忧，对朱之洪的请求一概应允。对于端方的随意表态，赵尔丰无比恼怒，这样一来，端方与赵尔丰之间的互相猜忌日趋激烈。后来端方率兵进驻资阳驻扎，迟迟不敢赴成都，实与忌惮赵尔丰的排斥报复有关。赵尔丰在消息不灵、朝廷的钦差大臣迟迟不到，而周围的幕客绅商一再逼宫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四川独立。此中种种复杂之情形，与朱之洪的幕后推手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朱之洪、杨庶堪等人的领导下，同盟会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在重庆及川东一带已渐趋成熟，适时有夏之时率新军二百余人，在成都附近之龙泉驿举行武装起义，绕道北路抵达重庆之江北黄葛树。朱之洪代表重庆总商会前往犒劳，送给军饷二十万元，大米百石，请义军暂勿攻打重庆城，以免扰民。夏之时也是同盟会员，与朱之洪共同商量义军缓入重庆城的步骤，其间朱之洪劳心费神，沿途说服龙隐镇、佛图关等处水警巡防军配合让路，使得义军入城得以无阻。
义军兵不血刃进入重庆城，随之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成立大会之前推举都督，朱之洪、杨庶堪都是当然人选，但是朱、杨都表态，他们是重庆本地人，应当回避，于是由同盟会员谢持推举其学生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朱之洪、杨庶堪这种“攘利不先、赴义恐后”的高风亮节，川人广为赞叹。
身份复杂的革命者
端方在给清廷的一封奏折中云：“闻自东内渡者，均纷纷回川，恐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路，实则别有隐情。”细加考察，此话不无道理。
东渡者指的是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他们受时代浪潮之感召，为革命理想所鼓舞，竞相加入同盟会，纷纷回川，其目地是寻找干革命的大舞台——由四川立宪派鼓噪而起，几乎囊括全体川人参加的保路运动风潮，此时已经将这个历史的大舞台搭建好了，似乎在等待即将登场的主角。
四川同盟会的方针十分明确：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在那场碧血横飞的革命战争中，四川哥老会乘势而起，成为推翻满清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一切与同盟会在其中的工作密不可分。这其中，新津会议和罗泉井“攒堂大会”，是同盟会将同志会改造为同志军的重要步骤。
简要回顾一下四川哥老会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脉络的深入理解。
哥老会的前身俗称啯噜，是清朝雍乾年间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啯噜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基本没有联系，这些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州县场镇聚集，或出没于偏僻的江湖之上，抢掠民间财物，或从事其他犯罪活动。啯噜并无严密的组织和章程，也无政治目标和组织信仰，是自发生长并活跃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一支民间神秘力量，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