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革命到底是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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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田小姐风波 (2)

据《辛亥四川路事纪略》所列《七月十五日被戕诸姓氏人表》,有职业可查的死者计26人,其中机匠、刻字匠、学徒、裁缝、放马的、卖小菜的、装水烟的即有18人,有的死者还是未成年的少年。如徐炳娃,15岁,家住陕西街相友巷18号,平日以随父卖小菜为生,被枪杀于辕门外军医学堂;张文生,12岁,家住南纱帽巷22号,戏班子行头铺学徒,被枪杀于按察司大院墙角,子弹穿过左乳从背心射出,当场血流满地;胡长生,17岁,家住染房街140号,白记牛骨铺学徒,被枪杀于辕门之内,子弹射中心口,当场死亡。

当时的报纸记载,田征葵下令开枪后,成都商民惊怒异常,乃以木版书光绪皇帝牌位,焚香膜拜,环跪于总督府衙门前痛哭,为蒲殿俊、罗纶等请命。此时田征葵仍然不解心头之气,吩咐士兵从城楼里拖出大炮,架在空旷的广场上,欲以大炮轰击之。成都知府于宗潼大哭,趋步上前,用身体挡住大炮口,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要开炮,先把我打死!”田征葵见此情状,方才作罢。

“成都血案”发生后,封锁消息、制造恐怖气氛恫吓民众,成为当局者的首要任务。成都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派重兵日夜防守,不准一人登临城墙。在这期间,赵尔丰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西顾报》、《启智画报》等与保路有关的报刊,对邮电通讯设施,实行极为严格的管制。

满江飘浮“水电报”

“成都血案”后的一个夜晚,有个人影沿着长满青苔的青砖老墙,悄悄溜出了南门。一出城,过了南门大桥,他便像是离笼之鸟,直朝远方飞去,月亮照耀头上,夜风吹拂身边,仿佛是一帧壮士月夜独行图。

此人叫龙鸣剑,字顾山,四川荣县人,早年东渡日本习政法,入同盟会,回国后留居四川,被选为咨议院议员。保路运动风潮涌动,龙鸣剑潜行出城,秘密联络川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等加入同盟会,将原袍哥组织“安吉团”扩编为同志军,挑选精壮,编伍训练,又调集铁匠数十人,在华阳码头设厂开炉,制造枪械,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听到赵尔丰逮捕立宪派首领的消息,龙鸣剑又连夜潜入成都,多方探听情报。他亲眼看见田征葵下令拖出大炮,被成都知府于知潼冒死阻拦的情形,心头怒火中烧,终于还是克制了激烈的情绪,决计出城报信,利用这一时机,组织同志军进行武装起义。

龙鸣剑来到九眼桥农事试验场时,是上午八九点钟,山坡上生长着数不清的植物,整个天地仿佛笼罩在一片绿色中,连空气都似乎是绿色的。两个工人拿着铁锹,站在一棵香樟树下,不知在说些什么。见龙鸣剑走来,那两个工人停止说话,热情地同龙鸣剑打招呼。场部座落在山脚下,屋前是几棵长势茂盛的芭蕉,遮蔽了一片喜人的绿荫。龙鸣剑走进去时,里头一群人纷纷站起来,有朱国琛、曹笃、刘长述等同盟会员。

九眼桥农事试验场是表面挂名,实际上是同盟会的活动基地,在这里开会议决大事,训练同志军等。龙鸣剑简单介绍了“成都血案”的情况,说道:“真没想到蒲殿俊、罗纶那帮立宪派在群众中深得人心,总督府门前围着成千上万民众,叫喊着要放人,一个个摆出拼命的架式……”龙鸣剑讲了田征葵如何下令开枪,如何拖出大炮,成都知府于知潼如何上前阻挡等等,他的话讲完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龙鸣剑说:“眼下的情况是消息闭塞,电报发不出去,无法通知各地同志军,将平时训练的同志军组织起来,去围攻成都。”

在安静沉默的气氛中,曹笃想到了一个办法:农事试验场平时制作了一些木牌,四寸多宽,两尺多长,专门用来写植物品种及名称,将这些木牌写上字,顺着锦江去漂流,当做求援信向各地告急,未必不是好办法!想到就干,到农场各处一搜罗,找到了73块白生生的木牌,又拿来笔墨,分头动手,在每块木牌上写道:“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涂上桐油,放入锦江,当时正值夏天,江河水猛涨,木牌随着水波四处漂荡。

川人曾有打油诗云:“纷纷水电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巴蜀大地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水电报”顺水而下,将武装起义的信号迅速传遍了沿江的无数个州县,有的“水电报”甚至漂到了武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又有若干拾到“水电报”者,照样仿造后再丢入江水中,下游各州县同盟会接报后,立即策划揭竿而起事宜,他们下令各乡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备好武器和钱粮,集结待命。

仅仅两三天时间,各地哥老会首领闻风而动,先后有荣县王天杰、华阳县秦载赓、新津县侯宝斋、双流县向迪璋、郫县张达三、灌县张捷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未几,民众逾20余万人。他们手持大刀、长矛、梭镖、土枪、毛瑟枪等武器,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军,在同盟会的宣传鼓动下,群众的情绪像点火后的干草,迅速向四处蔓延,革命是老百姓的节日,乡亲们担来装满米汤的水桶,抬来盛满白米饭的箩筐,里面放着饭碗、小菜、筷子,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像待客似的,满脸带笑劝大家吃饱。一路上,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从山野田间投奔革命而来,扛着刀枪、棍棒、菜刀、锄头、扁担等劳动工具当武器,漫山遍野鼓角喧天,旌旗猎猎。

龙鸣剑的结局略述如下:参加同志军起义的东路民军总部,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与清军激战数日,因后方补给不足,又缺少训练,战况失利,只好撤退。荣县独立后,龙鸣剑率兵继续与清军残余作战,辛亥年11月初,听说好友秦载赓在井研被杀,龙鸣剑口吐鲜血,从此卧床不起,临终前写下绝命诗:“槛边极目望三荣,黑黯愁云四野生;不识同群还在否,可怜我哭不成声!”之后不久,龙鸣剑死于行军途中。

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成都的罢市罢课,像一片点燃的山火,迅速烧遍了四川省大地。成都、重庆、嘉定、叙州、资州、潼州等州府以及华阳、双流、金堂、、新繁、新都、崇宁、简州、崇庆、新津等县,均持续罢市。各地民众用正式公文递到京城都察院,声称不纳捐输,就地截扣地丁钱粮,以抵股息云云。

都察院将电文转呈内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此时无心打理朝政,正在养政治病。奕劻赌气搁挑子的原因,是因为与摄政王载沣闹矛盾,种种迹象表明,载沣在有意削弱他的权力。比如南方几个省的总督、巡抚调任,空出的肥缺需要有人填补,可载沣压根不让他过问。再如修铁路、向四国银行借款这种大事,均是有大油水可捞的项目,载沣始终与盛宣怀直接联系,不让由他领枢的内阁政府参与。现在闹出了一堆麻烦事,奕劻也懒得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成都、重庆等州县发往京城的电文,在都察院、内阁等部门转了一个圈子,又转给了川督赵尔丰,随同这些电文一起传来的,还有以宣统皇帝名义签发的上谕:“赵尔丰身任疆圻,保卫治安,是其专责,务当仰体朝廷爱民之隐,剀切开导,设法解散,俾各安心静候,照常营业。傥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

接到上谕和电报,赵尔丰紧锁的眉头更是难以舒展了。成都以及各州县的罢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岂是一句“剀切开导,设法解散”能够处置的?为早日结束民众的罢市活动,赵尔丰殚精竭虑,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先是向在东北任总督的哥哥赵尔巽求援,想凭借赵尔巽的资历威望来说动朝廷,赵尔巽向北京发电报,提议罢免李稷勋的总理职,平息川人的愤怒,防止罢市罢课愈演愈烈,演变成武装暴动。清廷对赵尔巽的电报未加理会,仍然坚持让李稷勋负责宜昌铁路事。此举失败后,赵尔丰急忙召集铁路公司负责人、川省地方绅商以及各街道同志会协会代表协商,到会人士以“大众愤恨如此,我等无能为力”表示爱莫能助。成都知府、成都、华阳两县的县令也到街上演讲,劝说民众开市,可是群众无动于衷,效果全无。

周善培在《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罢市之后,赵尔丰命令川省各司道,不惜一切代价结束罢市,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巡警道徐樾来与周善培商议,有什么解决办法?周善培说,只有先召集街正开会,商量如何维持秩序不乱,再慢慢去想开市的办法。徐樾听从周善培的建议,当晚九点钟在铁路公司召集街正会议,并请各司道官员参加。那天晚上,到会者有好几百街正,都是各街公推的代表,按常规先请最官官员讲话,在场的最高官员是藩司尹良,他坚辞不肯上台,理由是四川民众正在火头上,尹良怕出语不慎,不仅没起到灭火作用,反而成火上加油。又推巡警道徐樾讲话,徐樾也以“怕讲错话”的由头推辞了。在场的几位司道说,周善培一直在办新政,对铁路情形熟悉,在民众中口碑好,由周上台讲话最合适。周善培连连摇头:“我不是领袖官,提法司又无地面之责,这事不该我讲话。”推来推去,时间过去了半个钟头,等候的街正们不耐烦了,大声喊:“这会还开不开?”怕会场再出现骚乱,周善培只好硬着头皮上台讲话。

周善培讲了差不多有40分钟,大意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月,他由广东到四川,路过上海,遇见一次罢市,不过几个钟头,就把大马路上的商店砸碎了许多玻璃窗,秩序大乱,人人不敢出门,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恐怖。成都如今罢市,让人伤心,但我们四川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了此策,是想逼政府给个好结果。只要秩序不乱,也许能逼出好结果,但是秩序一乱,就是把有理变成无理了。罢市期间,人心浮动,一有口角吵架,立刻就会汇聚许多人,难免发生意外。警察出面干涉吧,又怕发生误会,引起更大的骚乱。总之,现在的罢市是特殊时期,各位一定要多做工作,让民众保持克制,秩序好了,再慢慢想开市的办法。周善培讲得很动情,结尾时他向四周拱手作揖,高声嚷嚷“拜托各位”,有不少街正当场被感动了,站起来说:“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不管罢市坚持多久,保证让地方秩序不乱。”也有好些街正趴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哭诉:“请求各位司道代话给赵大帅,请他替我们四川人争路,撤换李稷勋……”

次日,成都知府等一干官员接赵尔丰命令,上街挨家挨户劝说开市,好不容易说得这家商店打开了两扇铺板,等官员们一走,到别的商家去做工作,这家立即又关门了。说服了半天,没有一家肯开门营业的。

赵尔丰无计可施,经过与幕僚们一番谋划,决定成立“官绅联合会”,尽快平息事端,恢复秩序。每天上午,司道各官员和铁路公司负责人、咨议局正副议长在政府大厅里联署办公,共同商议如何早日开市。据彭兰村在《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回忆:“当六七月间,尹良设官绅联合会于藩署,不是西餐,就是精馔,席间大讲嫖经赌法,餐后赠送物品,于正事固不论也。”如此应付维持,自然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四川立宪派来说,也认为成都自罢市以来,潮流所至,险象环生,他们虽然怨恨政府,同样又恐惧社会的动荡,希望通过与官方的共同努力,安抚民众的激烈情绪,使保路运动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是此时的局势,官绅都已无法控制,如同点燃的山火,只能听任其在漫山遍野蔓延燃烧。

软的不行,也曾尝试硬碰硬。一次在总督府,赵尔丰召集重要官员开会,针对已无法控制的局势,官员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赵尔丰问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你的兵能不能打硬仗?关键时刻只怕要派上用场了。”

朱庆澜是浙江绍兴人,原是赵尔巽的部下,也历来为赵尔丰所看重,不过毕竟在宦海沉浮多年,遇事也有自己的判断,他犹豫一会,回复道:“要说打硬仗,这些兵是没什么问题的。在下担心的是,让这些兵掉转枪口去打老百姓,一来四川历史上没有先例,二来这些兵恐怕也不愿意。”这种话倘若放在平时,朱庆澜肯定不会说,到了如今的节骨眼上,不说真话不行了,开枪的责任他是承担不起的。见赵尔丰面露不悦之色,朱庆澜补充说:“今天的新军不比绿营。平时我听他们议论,一个个似都赞成争路。让他们去打土匪,他们一定服从;让他们去打同志会,我也指挥不动。”

面对此情此景,赵尔丰也无可奈何。曾经厮杀疆场,英姿勃勃的赵大帅,微微叹息一声,再也不想多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