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罢市活动后，成都消失了往日的繁华，变得冷清荒疏，偶尔掠起的喧闹声，是不知哪条街巷又在搭台子集会演讲。同志军四处兴起，哥老会率众从附近各州县向成都包围而来，成都更是成了一座死城，米炭不得进城，便溺不得出城，城里几十万老百性陪着赵尔丰受罪，难熬至极。那些日子赵尔丰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不断有各种消息传来：西有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南有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发动了武装暴动，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队伍，民匪混杂，每股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威远、荣县、峨边等地同志军也日夜兼程赶来增援，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团团包围，形成了一个铁桶阵。
赵尔丰更为关心的是朝廷里的动静。朝廷对四川局势已显得很不耐烦了，摄政王载沣三番五次用宣统帝的名义发圣旨，要赵尔丰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成都尽快恢复开市，不得滋生事端。每次收到这种电报，赵尔丰便如坐针毡，情绪越发焦躁。各地同志军起义，四川省局势更乱，朝廷对赵尔丰的信任度下降至零点，这天，他坐在总督府签押房里，又收到了一封京城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清帝派岑春煊赴川，会同赵尔丰剿匪抚民。圣旨中云：“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著即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看完电文，赵尔丰一声长叹，仰面瘫坐于太师椅上。朝廷派岑春煊来接手的消息，尽管赵尔丰早已知道，但看到圣旨的那一刻，他的心情还是十分复杂：可叹自己一生对清廷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这种下场。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玉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都三恶少”，父亲去世后立志奋发，从此步入仕途，庚子年两宫西逃，岑春煊率部勤王护驾，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先后任四川总督及两广总督等职。因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不和，政坛斗争中失利导致下台，在沪上赋闲养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病，被朝廷委以重任，期盼岑春煊能够走马四川，将行将成为死局的一盘棋盘活。
关于岑春煊此次出山，牵涉到清末从中央到地方政局复杂的背景。
清末的中央政府，庆亲王奕劻与摄政王载沣不和是公开的秘密，奕劻旗下有徐世昌、那桐、端方等，载沣手中有载泽、盛宣怀、瑞澂等，两大政治联盟犹如两个对峙的山头，成为清末政坛一道特殊的风景。两大政治联盟在地方上各有呼应，但是这些呼应往往并不是那么明显，有的时候不予呼应甚至提出相反的声音，其错综复杂的情况，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譬如派岑春煊去四川，最先的动因是端方迟迟不肯赴川所致。端方怨愤清廷将四川这个乱局派给他，电告内阁政府，提出与盛宣怀同行，解除川人之疑虑。然而自从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出台后，盛宣怀已被全体四川人视为公敌，几至川人皆曰可杀的地步，邀盛宣怀入川，等于是置盛于死地，内阁政府毫不迟疑地驳回了端方的奏电。于是端方再次提出：请派袁世凯出山督川。
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赋闲。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对袁世凯痛恨至极，几次欲置袁世凯于死地，在性命攸关的紧急关头，袁世凯主动提出“回籍养疴”，到河南安阳洹上村疗养政治病，总算躲过了一场大劫难。与载沣角逐，袁世凯斗不过皇室手中的权杖，这次政治避祸对袁来说是韬光养晦，在洹上村隐居当渔翁的三年，袁世凯实际上在积蓄力量，如猛虎在山，伺机而动。
端方电奏请派袁世凯出山督川，这对于载沣来说等于是放虎归山，在清廷的政治舞台上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敌，自然是载沣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找来载泽和盛宣怀谋划，商议的结果是让岑春煊复出。岑春煊是袁世凯的宿敌，下台后一直闲居上海，走出这么一步棋子可谓一箭双雕：既有可能解决四川乱局的问题，又使得袁世凯无机可乘。
方案定下来了，具体执行还需要有谋略。为了避开嫌疑，载泽致电他的妹夫——湖北总督瑞澂，请瑞澂给内阁政府发电报，举荐岑春煊复出赴川。但是瑞澂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愿意为这件事得罪人。事情是明摆着的，如果由他举荐岑春煊复出，得罪的人将会有一大串，既有袁世凯，也有袁的儿女亲家端方，还有袁、端背后的政治靠山奕劻，以及徐世昌、那桐等权贵人物。
既然瑞澂不愿致电，只好另外物色人选。这次是由赵尔丰的同胞兄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给内阁政府发电报，直接举荐请派锡良、岑春煊前往查办。锡、岑二人均曾在四川担任过总督，在四川有比较深厚的基础和人脉，载沣在两个人中选定了岑春煊，在载沣看来，岑是目前赴川最为合适的人选。
事实上外臣的入奏只是形式，在内廷，起用岑春煊的决定已经拟定。盛宣怀在给岑春煊的一封私人电报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并且说：“公若闻命，万不可辞。公英锐，行必速。”
被载沣、盛宣怀等人寄予厚望的岑春煊，从上海启程后，一路上的言行却使清廷出乎意料。据当时上海方面的报纸报导，岑春煊将行之际，川籍旅沪人士络绎不绝请见岑帅，陈说川情，请求迅速释放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首领。岑春煊当众表态：抓人是个错误，他将电奏朝廷，请予释放诸位代表，并修改路款合同，让四川人民满意。岑春煊的表态，显然是将清廷更进一步推到了四川民众的对立面，这是清廷高层载沣、盛宣怀等人极不满意的。
向四川的行进途中，岑春煊连续发出几封重要文电，命令川省军队不得妄捕民众，已经被捕的，如情节较轻者可以保释，情节较重者，必须等岑到川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自杀戮。在广为张贴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中，岑春煊大打亲民牌，试图以情动人，布告云：“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求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固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于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父老子弟试一思之，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耳！……”接下来的电文中，岑春煊称自己拖着病体，奔赴四川，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朝廷爱民如子，春煊决不会为自己增添罪戾。又说，“春煊生性拙直，言必由衷，苟有欺饰，神明殛之”。
岑春煊的布告对四川乱局的好转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当事人回忆，岑春煊通电全省各州县的布告张贴后，成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米炭也能进城了，便溺也能出城了，各州县纷纷传来消息，同志军一律罢兵，停止围城，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说：“岑宫保是主张公道的，我们相信他，安心等他到来，一定有个公平解决的办法。”
但是岑春煊这种公然取悦于四川民众和立宪派的言行，对于载沣、盛宣怀等人来说，似乎在他们的心口上扎了一刀，疼痛难以忍受，他们开始变得愤怒了。他们决定约束岑春煊的权力，在内阁政府发出的电文中，明确指示岑春煊赴川只负责剿抚的任务，将铁路事宜交由铁路大臣端方办理。这是一封明显有利于端方，而不利于岑春煊以及赵尔丰的电文，背后有着奕劻、徐世昌、那桐等人的影子，清末政局中朋党之争的乱象，在这件事情上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