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局势已发展至难以掌控，零零星星已有人在关闭铺面，有人在宣传鼓动，散发传单，每到一家商铺，将传单给老板看了，二话不说，立刻搬铺关门，宣传鼓动的人员走到哪里，铺门就关到哪里。会场上的人员再也坐不住了，会众心急，高声催促散会，还没等到众人散尽，各街关闭的铺面已达大半了。不但大街上整齐划一，连僻静小巷也不例外，各学堂也一律停课。据当事人石体元在《忆成都保路运动》一文中回忆：成都本来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瞬时之间，变成了冷清清、静悄悄的一座死城，百业停歇，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家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整天不停的，现在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收拾起来，东大街的夜市也没有人去赶了，无论什么场合，人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都是保路运动的话题。
抬出光绪皇帝亡灵为川民说话，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杰作。立宪派用黄纸印制了无数光绪皇帝的牌位，正中写上“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字，左右各书一条光绪语录：“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各家各户，都把这些黄纸条贴在显赫位置，一早一晚焚香点灯，顶礼膜拜。此外，成都主要街道都在街心搭起“圣位牌”，台层不到一人高，两旁不留什么空地，乘弓杆轿的官员经过这里，都得下轿步行，过“圣位牌”时还须弯腰，街两旁的老百姓见此情景，拍手大笑：“整死他，叫他狗日的坐不成轿子！”被整的官员也无可奈何，只能将怒火压在心底，佯装笑脸，怏怏而去。
在今天看来显得滑稽，但在当时，却是在庄重的气氛中上演的一出悲剧。供奉“圣位牌”，使四川保路运动染上了政治与宗教混杂的色彩。对于想造反又害怕坐牢杀头的老百姓来说，有了光绪那块牌子，有皇帝的亡灵保驾护航，他们的所有放肆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向皇帝尽忠，民间利用其政治智慧，巧妙地避开了去触碰政府当权者的心理底线。
立宪派的彻底失败
一份来历不明的传单
成都罢市活动伊始，为防范武力骚乱，打乱保路运动步骤，四川立宪派拟定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广为张贴散发。
1. 勿在街头聚群；
2. 勿暴动；
3. 勿打教堂；
4. 不得侮辱官府；
5. 油盐柴米，照常发卖。
公启结尾还特别告示民众：“能守纪律，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
但是这五条“公启”只是纸上谈兵，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时，其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设计者们当初的想象。浪潮来得如此之猛烈，大大出乎四川立宪派的意料，特别是各州县开始罢市后，各地不断传来捣毁巡警署、税务局等衙门的消息，使立宪派人感到，仿佛有一双无处不在的隐形之手在幕后推波助澜，四川立宪派感到局势难以控制了。
罢市后第七天——8月31日，赵尔丰与蒲殿俊、罗纶等四川立宪派领导人商议后，发起成立了“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用罗纶的话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内无生他变”，希望官商能同舟共济，渡过这一段特殊的动荡时期。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头的招贴中就出现了反对派的声音，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有人到铁路公司门前示威，呼喊愤怒的口号，他们大声抗议道：“如果铁路争不回来，我们死也不开市！不做生意！不读书！不纳钱粮！不交捐税！凡是叫我们开市的，就是汉奸，老子们打死他……”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首领，看着门外示威的民众，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叹息：“事情怕是越糟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立宪派首领们坐不住了。第二天召开股东会，会场入口处有人在散发传单，粉红色薄纸上排满了铅印四字号，标题是《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份铅印传单从字面上看，没有一句革命、排满的话，甚至还表露出较为浓厚的君主立宪思想，但其激烈之处，稍加琢磨会让人震惊。《川人自保商榷书》抨击清廷“日以卖国为事”，号召四川人民“一心一力，共图自保”，提出了自保条件19条，呼吁七千万四川同胞设立国民军，自收租税，“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为临时团丁，分批轮训，驻官署官局，以便保护”，“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之间！”明眼人一眼即能读出文字背后的真实含意：名为商榷自保，实际上是煽动四川独立。
罗纶见到这张宣传单时也是大为吃惊，他对同事说道：“在这种人心浮动至极的时候，来散发这种宣传单，断然不是平常的宣传品，写这个商榷书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若依照商榷书中所说之条款，何必向政府争路，不如直截了当扯旗造反好了！”当天，罗纶召集铁路公司股东开会，要查清这份自保商榷书是谁写的，查来查去也没个结果，这件事在当时乃至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
因为这份《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的出现，赵尔丰勃然大怒，态度骤然大变，决定派兵抓人。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写道：“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鸱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创抗粮、抗税，继则刊布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赵尔丰固执地认为这份传单出自四川立宪派之手，是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在此之前，赵尔丰与四川立宪派之间还维系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了对抗中央政府的错误决定，地方上的官与绅在许多方面采取的是一种既有联合又互为排斥的姿态），以这份传单为界线，赵尔丰与四川立宪派正式决裂了。
《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作者是谁？当时的记载众说纷纭。据曾在四川总督府衙门任职的秦枬在《蜀辛》一文中判断，这份自保商榷书是立宪派人写的，这种判断在当时的社情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而身为立宪派人物之一的彭兰村在《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则写道：“阎一士自高等学堂电赵督，承认自保书为所手制。”彭又说，阎一士是成都某学校的一位教员，他主动站起来承认之举动，是为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等人开脱，其揽祸在身的行为堪称英武，然而《商榷书》却并不是他写的。彭兰村分析，可能是提法使周善培、兵备处总办王棪、盐运使杨嘉绅这三位四川官吏所炮制，目的是栽赃立宪派，为蒲殿俊、罗纶等人罗列罪名，为赵尔丰后来的逮捕以及杀戮制造借口。
彭兰村居于猜测之上的分析似乎也有道理，但并非事实。据《荣县志》载：“县人朱元慎（按：又名朱国琛）掌控农事试验场，密布独立商榷书。”《巴县志》载：“荣县人朱国琛撰自保商榷书，散布铁路公司会场。时方开股东会，与会者数百人。尔丰得其书，以其辞妄，疑咨议局长蒲殿俊等所为。”
如此明确地提出，朱国琛就是《商榷书》的作者。
四川文史馆张惠昌，1958年到荣县实地调查，采访了老同盟会员杨允公，弄清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的真实作者以及出笼的过程。张惠昌在《〈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作者是谁？》一文中介绍道：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各县成立协会，同盟会多次开会，要利用这一时机，与立宪派“明同暗斗”，“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按照分工，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积极联系各地哥老会，准备武装暴动；文字宣传方面则由朱国琛、杨允公、刘鹏年三人负责，在农事试验场，朱、杨、刘写成了《川人自保商榷书》，印刷数千份，携带到成都，趁铁路股东大会集会时散发。
至此，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朱国琛，四川荣县人，1905年在家乡创办蚕桑学校，1906年经熊克武介绍加入同盟会。因他早年奉行实业救国之路，与四川省领导办新政的官员周善培的私人关系不错，由周善培开绿灯，朱国琛在成都九眼桥开办了一家农事试验场，表面上研究农业，实际上襄助革命，其农事试验场成为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点。
刘鹏年（1889～1919），字长述，笔名刘觉奴，四川富顺人，是戊戌变法中著名殉国烈士刘光弟的儿子。刘光弟在菜市口殉难后，刘鹏年跟随母亲和姐姐去京城收尸，陪伴父亲的灵柩一路经上海溯长江而上，天寒地冻，满目悲怆，沿途民众纷纷烧纸焚香祭悼父亲的场面，给少年时代的刘鹏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青年成长的履历表里，他父亲生前的挚友、清末官员乔树枬、周善培，立宪派首领赵熙、胡峻等人都曾经倾注过心血和汗水。但是这个年轻人，和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
1906年，16岁的刘鹏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其时同盟会正在号召会员深入民间，发动民众举行反清起义，在时代浪潮的呼唤声中，刘鹏年以侍奉寡母为由，向监护人周善培提出了辞学回乡的心愿。回到富顺县赵化镇，刘鹏年立即联络同党筹办“半日工读学堂”，招收学生50名，刘自任体育老师，融体育与军事为一体，为反清培养武装力量。
保路运动兴起后，刘鹏年被同盟会组织安排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他思想上有点小情绪，自认为堂堂七尺男儿，应该去发动和组织武装起义。但是刘鹏年确实有文字方面的才干，他参与写作的《川人自保商榷书》，无论是理论色彩还是文字功底都属上乘。辛亥革命成功后，刘鹏年担任过四川省长公署秘书，之后一直在成都从事新闻及编辑工作，并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写作出版了小说《松冈小史》、《大刀王五》、《贤庸传》、《乞丐日记》等，其中《松冈小史》是我国最早反映保路运动的一部文学作品。
赵尔丰对传单内容的判断没有错，这份出自同盟会之手的传单，字里行间渗透着四川独立的意思，主旨就是要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赵尔丰的错误在于，他被这份神秘的传单闹昏了头，误以为是四川立宪派在向清廷宣战，紧急下达了逮捕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等九人的命令，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