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国有的消息虽说早已有传闻，但是当诏书真正传到成都时，四川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里的那些立宪派头面人物，反倒没一个人吱声。在清政府忽然变脸的第一政策面前，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第三天，位于成都岳府街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召集了一个股东临时会议，时任劝业道的周善培，是修铁路的主管部门领导，应邀参加。据周在《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一书中说：到会的各方代表有两三百人，铁路公司总理曾培宣读了上谕后，请大家讨论发言，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四川商办铁路已久，人才财力耗费不少，政府忽然变脸，对四川究竟有何利弊尚不可知，不能轻易表态赞同；另一派认为，川汉铁路修了两年，效果甚微，只怕30年也修不成功，加之铜元局借款、上海施典章倒账亏损，照这样子下去，钱用光了铁路却毫无踪影，不如让政府收归国有，既可减少川人负担，又有希望修成铁路。
次日，四川总督府正好召开各司道官员会议，周善培将前一天铁路公司的会议情况作了汇报。此时的四川官场高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走马灯似的换了几轮官员——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由赵尔巽接任；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四川总督暂由四川藩台王人文代理。
王人文（1863～1941），云南大理人，白族，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做官20余年，仕途生涯从小县官做起，一步步爬到代理四川总督位置。出任四川布政使不久，原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督由王人文代理。满以为代理只是过渡，王人文咬咬牙花了很大一笔银子，期待转正，不料三个多月后，朝廷的人事任命名单发下，却没有他的份。赵尔巽食言，将四川总督的位置给了他的胞弟——原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而王则被派往接替赵尔丰的位置。对此安排，王人文极为不满，言谈举止不免有所流露。酒酣耳热之际，常发牢骚：“两宫辞世，丧服初满，即以巨款制戏服，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对身边三两知己，则把话说得更加透彻：“一大把年纪了，还被派往边陲蛮荒之地，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凿枘（格格不入）者乎？”
那天王人文召集的司道会议上，各司道台官员态度也有不同。周善培心系新政，有意维护立宪派，屁股坐在铁路公司一边，倾向性比较明显，声调不高却很有穿透力。他说：“铁路收归国有，臣不胜欢幸，以为天佑中国。岂料又听到邮传部向洋人借款的消息，臣反复思量，不觉战栗。怕的是一借外款，则必有抵押，必受监督，中国修铁路却受外国制约，川人无不忧心如焚。”
周善培话音刚落，藩司尹良开口了：“上谕叫办的事，我们做臣子的只管去照办就是了，何来那么多啰嗦话！”尹良的怒容写在脸上，刺得周善培很不舒服，于是绵里藏针地说道：“虽说是照办，却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宪法问题。钦定资政院章程定明：对外缔结条约要交资政院通过；又钦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明：本省权利兴废事件要交咨议局通过。眼下两项手续均未完备，借款就已经签字，商办铁路收归为国有，恐怕还有波折。”尹良长着一颗唯马首是瞻的脑袋，凡是上头的指示一律照办，哪里去想过这些复杂的法律法规，听周善培说得头头是道，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反驳，咕噜道：“这些北京一定考虑过了，不需要我们操心。”
在场的提学司、提法司、巡警道等一干司道官员，都是在官场中久经历练之人，谁也不轻易发表意见，眼睛朝代理川督王人文这边看。王人文面带忧色，不时地叹气：“此事怕有麻烦，我们慢慢看吧。”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说了等于没说。这也怪不得王人文，从内心里说，王人文赞同周善培的讲话，他肚子里憋着一股对清廷的怨气，只是人在官场，有些话不方便直说。何况王人文知道，藩司尹良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官场上有背景，是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的表侄，又与铁路大臣端方有亲戚关系，尹良有这么硬的政治靠山，王人文得罪不起。后来的事实证明：尹良对王人文暗中不满已久，他向赵尔丰告密，诋毁王人文袒护保路绅商，并迭电北京方面，致使清廷对王不再信任。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到这个人。
再说一个人叫彭兰村，号树棻，四川双流人，早年曾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安徽任候补知县，1905年回家乡双流创办学堂，后因学款不济而停办，彭兰村也辞职到了成都，入四川咨议局，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据彭在《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讲述：铁路国有的上谕发布后四五天，王人文曾亲赴岳府街造访，与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兰村、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公司总理曾培等负责人商谈征求意见，彭、都、曾等人一筹莫展，也拿不出什么办法，王人文又邀约铁路公司诸要员一起前往四川咨议局，会晤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意欲商议出一条良好的对策。
蒲殿俊建言：“铁路公司有股本、股权关系，非另行开会不能解决，咨议局只能纠举其违背法律手续。为公司计，莫若先号召旅省各州县人士聚众研究，咨议局亦可加入，在民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再召集临时股东会议决。”王人文扭头问副议长罗纶有何意见，罗纶表示赞同。
四川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地方各省成立咨议局，是清廷应时局变化而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之一。咨议局成立前夕，蒲殿俊已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京城任法部主事，因久有文名，又通晓新政，为川人所推崇，省城各方纷纷函电邀其返川主持大局。在川省咨议局成立大会上，蒲殿俊以高票当选。依照章程，咨议局的职权包括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等，川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凭借咨议局的合法地位，在当时成为一种显著的政治力量。
王人文当然知道这股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他之所以来和蒲殿俊等人商议，除了隐形发泄对清廷的积怨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尝不是也想借助这股政治力量，为自己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增添几枚筹码？
对蒲殿俊的建言，王人文没有明确表态。不表态就是默认，也可理解为纵容，这之后成都绅商、学生纷纷组织起若干个“同志会”，对铁路国有进行研究，这些“同志会”虽然还不像后来的“保路同志会”那么激烈，却是保路运动的萌芽。为了使这些讨论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四川绅商创办了若干白话报刊，如蒲殿俊、邓孝可主笔的《蜀报》，池汝谦主编的《西顾报》，江叙伦主编的《白话报》，以及《启智画报》、《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川独立新报》、《蜀江报》、《大岷报》、《益风报》、《寰一报》、《四川公报》等数十种。
一个封闭专制的国度，凡事一放任研究就可能出问题，晚清这个腐朽的政权本来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开启民智，形同掘墓。如果把推倒满清比喻为拔大树的话，清廷内部的许多开明官员此时也无形中站到了拔大树的队伍中，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起用力，左右反复摇晃，这棵大树再也没有不被拔掉的道理。清廷垮台后，《清史稿》称王人文为清朝“罪臣”，虽然当“罪臣”并非王的本意，但不能说没有道理，王人文当时的放任、袒护甚至纵容，客观上确实帮了清廷对立派的大忙，大大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保路暗潮已汹涌
风起于青萍之末，成都的大街小巷，已是暗潮汹涌。各团体、各学校到处都在开会，研究铁路国有和借款合同，社会上充满了不满和抗议之声。
1911年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紧急商讨对策。到会股东722人，其中立宪派人及其支持者占多数，也有少数同盟会员参加。这次临时股东大会是保路运动升级的一个转折点，铁路公司大厅中间搭起了一个又高又大的讲演台，签到处的长条桌旁，挤满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交通一度为之阻塞。开会的时间到了，公司主席董事彭兰村站起来首先发言：“此次铁路收归国有，系属非常变局，各位股东谅已明晓洞鉴。”一番开门见山的话语之后，彭直奔主题：“按照公司惯例，还须有两个多月才开股东会，惟届期尚远，眼下情形又刻不容缓，因此请各位来商议，望大家指示方略。”
接下来有都永和、邓孝可、龙鸣剑、龚焕辰、张森楷等股东发言，人心惨痛，议论纷纷，多数股东赞成铁路收归国有，但必须无条件偿还路款；也有少数股东坚持不承认清廷接收川汉铁路。
针对清廷在铁路问题上的大变脸，会议决定了一条应急措施：在川人中选派口齿伶俐者充当联络员，赴京、沪、鄂、湘、粤以及四川省内各州县去游说宣传，争取最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会议进行到中途，忽然有人大声喊：“合同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