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孝可（1869～1950），字守源，四川奉节人，早年曾与蒲殿俊等赴日本留学，经常与一帮留学生邀约了去箱根国立公园看樱花。当时立宪派魁首梁启超先生就住在箱根附近，邓孝可等人借看樱花为名，实际上是去听梁启超讲演。1907年，邓孝可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游说夔州府知府，得其支持，以官本3万两白银创办了官督商办的夔府宝华煤炭公司，统买统销夔州府属各煤窑的煤炭，由邓孝可亲任经理。1909年，四川省成立咨议院，邓孝可作为夔州府的议员代表，被选举为咨议局文牍部主事。将夔府宝华煤炭公司经理一职，交给了其胞弟邓孝然。
为了更加有效地掌握舆论工具，1910年8月，由省咨议局骨干议员和绅商头面人物集股5千元，成立了以蒲殿俊为社长，朱山为总编辑的《蜀报》社，并将《蜀报》作为省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从1910年8月15日创刊，出版6期之后，改由邓孝可接任主编。《蜀报》主要内容是宣传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间或也讨论国学，评述外著。蒲殿俊、萧湘、邓孝可、杨任钦、叶治均、黄言昌、沈宗元、白坚、程莹度等四川立宪派重要人物，均有论著或译述在该报上发表。邓孝可更是以其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驰名。《蜀报》发行量一千多份，四川许多州县都设有代办处，重庆、上海、北京等地还设有分售处。该报内容丰富，规模较大，印刷和装订都比较精美，一时被称为蜀中报业巨擘，在四川各界特别是在社会中上层有较大的影响，邓孝可也因此成为四川省家喻户晓的人物。
邓孝可在《川路今后处分议》的“附记”中还写道，对于铁路国有政策和借款“孝可绝不主张根本上之反对。外债借入，去夏动议时，亦曾力持反对论。然彼时国会期间未缩短，监督机关未立，今国会既转瞬即开，政府于款之用途又确确一再言之；如借款以整顿币制，又为我国生死关头，吾党（立宪党）素所主张，今惟当力求其实践所言耳，故谓无根本之反对之理由也”。结尾处又写道：“至于谓他省反对正烈，吾不可不从同，则彼此情形不同，岂可不自察内情，盲从他人。一斗之市，岂足以污吾辈矣。”
立宪派态度如此鲜明，只要能够偿还路款，四川绅商可以和清政府保持一致。尽管在邓孝可发表这种观点时，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函电纷驰，争议嚣然”，拒不承认清廷接收川汉铁路，认为四川应该像湘、鄂、粤三省一样，以更激烈的方式展开保路斗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温和的立宪派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将四川保路运动引向纵深，也将立宪派“逼上梁山”。
这中间的详细过程，后面章节将会逐一叙述。1911年6月14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达成都，四川绅商争路的调子陡然高昂起来了，开始全面攻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曾经坚持承认铁路国有政策，只主张争回路款和维护宪政的邓孝可，在《蜀报》第十二期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的文章，态度为之一变，文中写道：“十七日得读盛此次借款原奏，始恍悟其奸。夜乃得读其借款合同，嗟乎！谁能梦到其奸欺如是哉！……我自信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文章痛骂盛宣怀云：“此无论朝廷煌煌日以立宪号召人民，即我国四千余年无论如何时代，东西两半球无论如何野蛮，亦无如盛宣怀此举之毒手辣心、野蛮黑暗之甚！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让川人忍受，除非吾川七千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不能忍受！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压迫我四川之人！”
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皆为罕见。一向温和的立宪派为何如此暴怒？他们与清廷大臣对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朝廷的强烈不满，这显然与清廷厚此薄彼不公平的铁路补偿条款有关。广东方面发还六成现银、四成国家无利股票，湖南湖北方面对商股悉数发还现银，其余的给国家保利股票，唯有四川方面，“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凭什么争路激烈的湘、粤、鄂省能够补偿现银，而四川人只配“准其更换国家股票”？而且这种所谓的“国家股票”，将来极有可能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如此一来，四川人好不容易筹集起来的巨额资金，岂不是要落得个血本无归吗？
于是川中哗然，清廷的政策如此藐视四川人，这不仅是对四川人切身利益的剥夺，也是精神上的侮辱。不就是因为四川人闹得不如湘、粤、鄂省激烈吗？四川人向来都是有血性的，不信可以走着瞧。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人开始全面反抗。
此处梳理一下当时盘踞和潜藏于四川省的各种政治势力，这些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大体上可分为：
一、川省当权者，如王人文、赵尔丰、玉崐、周善培、尹良等。这些人中，因各自在官场中的处境、利益不同，对待铁路国有政策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二、立宪派代表为首领的绅商群体，如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彭兰村等。他们主张社会变革，但希望能平稳过渡，反对激进和巨变。他们对清廷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也有不满，但那是“恨铁不成钢”的不满。保路运动之初，他们只是要求收回路款，上述邓孝可文章的观点或可视为他们的政治宣言。然而随着保路运动的一步步发展，他们最初的立场和观点均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三、革命党人物以及同盟会员，如张澜、吴玉章、龙鸣剑、朱之洪等。他们历来的政治主张是推翻满清，利用一切机会和清政府唱对台戏，其成员身份大多数是隐蔽状态，潜伏于军营、警营、学校、工矿、农场等处。保路运动之初，他们并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将保路运动从非暴力抗争推进到大规模民众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四川的哥老会，又称袍哥，相传是“洪门”的一个分支。一般来说，帮会属于秘密社会中的非公开性组织，但是在保路运动中，四川哥老会遍布全省，从地下发展到地上，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直接加入或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四川省辛亥反正后，袍哥组织更加公开化，各市县遍立“公口”，革命党人也依靠和借助袍哥力量接管清廷政权。如重庆蜀军政府以重庆仁、义两堂袍哥为基本力量；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自任龙头大爷，其军政府被时人指斥为“哥老会政府”等。
五、老百姓。此时“民众”已成了一个被人利用的空洞词语，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铺在铁轨上的半根枕木，绝大多数人都被裹挟进了哥老会组织里，拿起锄头、扁担、镰刀、档耙、土枪、鸟铳等武器，揭竿而起，验应了“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狂欢节”那句话。
锣鼓已经敲响，大幕即将开启，以上各色人物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场场大时代的悲喜剧。不过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巴蜀大地暂时还是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