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李稷勋母亲病逝，他回籍丁忧，秀山比邻宜昌，李稷勋往返途中，都须在宜昌停留，宜昌素来都是出入四川的集散地，尤以繁华的水码头著称，江上桅帆密布，港口常有数千艘船只停靠，守候在河边的船夫苦力无数。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以来，宜昌城一夜之间变成了“铁路城”，铁路局的人口数倍于宜昌原住人口，大街小巷做买卖的，打牌赌博的，散步溜狗的，甚至教堂里唱赞美诗的，到处都有铁路局员工的影子。
修铁路是宜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李稷勋不能不多加留心，何况此时他的身份特殊，是清廷邮传部的官员，修铁路归口邮传部管理，因此他对这条路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情。从南方回到京城后，他向老上司乔树枬讲述了这一路上的感受，对修铁路尤表热心。李稷勋小乔树枬九岁，正当年富力强，又在家乡办过矿务，富有实践经验，是接替宜昌总理合适人选。经乔树枬提议，任命书很快发下来了，李稷勋成为川汉铁路公司第四任宜昌总理，与李稷勋同时被任命、同期抵达宜昌的，还有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
李稷勋抵宜后，才知道修铁路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其时铁路公司已改官办为商办，租股集资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人踊跃认股，人人视路事若家事，他们把“铁路捐”视作一种“爱国捐”，家家户户参与，集腋成裘，这种状况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比如有户部主事杜德舆等人呈文都察院，为民请命，斥责“铁路捐”扰民，谓认股其实与加赋无异，甚至将之比喻为“敲骨吸髓”。取消租股之议犹如暗潮汹涌，对修铁路的资金保障形成一种威胁。逢到这种时候，李稷勋心里也不尽然，他想，如果不采取认股方式，五千万的巨额资金将从何而来？
当时的《字林西报》登载了李稷勋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读中外各报感言》，文中写道：“又见各埠中国报纸，登载有关本路事件，讪议百端，或曰‘京函’，或曰‘川函’，或曰‘股东公启’，皆不署名，既无姓氏，直与匿名揭帖无异。然言虽无据，而观者滋惑，鄙人窃心忧之。如所载乔总理树枬吞款七十万，本属毫无影子之谈，为此言者，必有深怨于乔君，不知事实难诬，此等蜚语，以乔无损，于路事大有妨害。何也，差认股者方拮据输将，而办事者乃任意吞蚀，市虎成疑，杯蛇滋怯。”
李稷勋担心反对“铁路捐”的声音会影响国人的投资认股热情，他在这篇感言中说，据闻有川籍乡人暗中想要取消租股，又值“川路改进会”一帮学人倡导废除租股，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探讨，怕的是这种探讨被人利用，拿学术观点去四处鼓动，挫伤国人的认捐积极性。四川总督锡良力持“租股不能遽废”之政见，而四川绅商中，有经验的老成持重者也支持国人认租，“其始因事而移怨于人，今复因人而移怨于路，余既有所闻，又不能不尽情倾吐以告我乡人。”
李稷勋说他自投身路事以来，静心默察，深恐川鄂民众为谣言疑惑，导致租股收入骤减，宜万铁路，成功无期，将来或由政府收回，或由外国借款者承接修建，皆趋势之必然。“路权一失，股利空悬，余不能不痛哭流涕，为吾全川父老昆弟告也……故不辞苦口极言。至于我乡人之能否听受，实未敢知也，抚书三叹，无任泫然。”
正当这边李稷勋在为筹措路款担忧感言时，那边铁路公司查账再起风波，郭成书、陈一夔等人的查账报告正式公布了，除铁路公司内部周文彬等人的贪污行为外，最为严重的是四川铜元局借款事件、上海施典章营私舞弊案，这两大经济案，将其上司乔树枬卷入到湍急的漩涡中，差点被滚滚洪流吞噬。
铁路公司当了冤大头
郭成书等人的查账报告禀明，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数年，集资款管理混乱，有人从中捣鬼，贪污腐败行为严重，“种种浮冒侵蚀，实属骇人听闻。”其中数额最多、影响最大、也最为人关注的有两桩案牍。
一是公司成立时，川汉铁路会办沈秉堃、蔡乃煌等人提出，先借用集资款项150万两设立四川铜元局。铜元局设在重庆南岸苏家坝，在此之前，四川没有制造铜元的资格，四川人使用的货币都是武昌银元局所铸的银元。锡良督川之后，决计改变这种状况，拟由多方面筹款试办铜元局，其中川汉铁路公司垫款银元200万两，引进英、德机械设备各一套。
投资之初，讲明了投资款作为公利之股，等铜元局赢利后连本带息偿还。这本来是川人办新政的大好事，可是厂房修建了，机器安装了，清廷却迟迟不表态。没有政府授权，铜元局不能开张，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经济效益，厂房和机器闲置不说，又发生了一个意外，装运原材料的轮船在长江三峡湍急的航道中被恶浪打沉了十几艘，造成的损失巨大。这样一来，铜元局的欠债犹如一个黑洞，莫说付息，连收回本金也难。说直白点，铁路公司垫付的银子成了一笔呆账。
另一桩案子更窝囊。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管财务的负责人施典章，字子谦，四川西充人，曾任广州知府，当时是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及上海办事处保款员。此人犯了两个不可饶恕的大错——
一是将巨额存款存入上海钱庄，不巧遇到金融风暴，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大钱庄破产倒闭，所欠款额140余万两无力偿还。为这笔巨款，四川总督赵尔丰与上海道台蔡乃煌互发电文切磋，商量解决办法。按照蔡乃煌的处理方案，三家钱庄共欠款四百余万，其中洋款140万，华款300余万，清算结账后，拟采取先偿还洋款的办法。为此赵尔丰大发雷霆，在电报中指责：“其如何归偿，应凭众商议决断，无先偿洋款之理”。这事最后闹到了清廷军机处，仍是不了了之，那笔数额巨大的款项成了入海之泥牛。
更糊涂的是施典章竟拿铁路公司存款去搞风险投资，购买英国蓝格志火油股票485股，计款银85万2千余两，蓝格志火油公司倒闭，股票成了一张废纸，又一笔巨款打了水漂。川汉铁路公司派人到上海查账，施典章满脸冤屈，说他很无辜，巨款存入钱庄，谁也不会想到钱庄会破产。购买蓝格志股票，也是向川汉铁路公司北京总部禀报了的。北京总理是乔树枬，并不否认有这回事，但是他说没想到股票风险如此之大，竟会血本无归。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施典章成替罪羊被收监入狱，最后死在了监狱里。
川路股款来之不易，四年多共筹集款银1100余万两，铜元局挪用亏损在前，上海施典章倒款于后，共损失股本500万两之多，“竭小民之脂膏血汗，倾而付之东流”，可见体制不顺畅，往往容易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
两案公布后，尤其是施典章挪用公款事件爆发，引起了川省绅商之间的严重摩擦和冲突。驻京总理乔树枬备受批评，谓其长期包庇施典章，终酿至不可收拾之局面。川汉铁路公司在京股东在全蜀会馆开会议事，川籍京官李文熙痛陈铁路本为全省公益之事，却被私人把持，以致路事败坏，认为驻京总理乔树枬责任重大。李文熙，四川奉节人，官内阁中书，早年曾留学德国，在川籍京官中说话很有分量。在全蜀会馆的那次会议上，确定了三项步骤：一是在京同乡官绅联名，公呈邮传部及都察院；二是致电上海川路董事局，就近查封施典章之家产；三是致电四川总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罢免乔树枬的驻京总理职务，立即照章选举公司驻京总理。